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在喧哗与骚动中沉思-福克纳及其作品-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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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的普通人的一次充满痛苦与磨难的 ‘奥德赛’”。和《喧哗与骚动》所不同的是，尽管这个作品最充分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但却不比《喧哗与骚动》那么难懂，因为本书的人物的心理活动要比前者正常一些。
神话对位式结构。有人说二十世纪是神话复兴的世纪，不管这句话是否夸张，人文科学领域中神话研究的长足进展及现代艺术发展中的神话倾向确实令人注目。神话研究的长足进展大大促进了现代艺术发展中的神话倾向。福克纳显然受到了这种倾向的影响，并借鉴了其他作家如乔伊斯、艾略特等人的手法。
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明显与古希腊的奥德修斯（在古罗马他的名字叫尤里西斯）神话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之间有特殊意识的关连。他借助古代神话与现代进行对照、对比，创造一种新的寓意，这种手法被艾略特预言，二十世纪的许多作家将会采用。他在自己的《荒原》中，则把现代生活与耶稣复活的神话、古时寻找圣杯的神话相关连，这样便使作品有了多重意义，意蕴更加丰富。古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福克纳所受到的影响看来是不用多言的。因而，他的创作也在这方面作了尝试和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诸如《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寓言》、《八月之光》等等作品，都明显地与《圣经》有关。
所谓“神话对位式结构”或者“神话模式”，是指作者在创作某一作品时，有意识地使故事、人物、结构、大致与人们熟知的一个神话故事平行，或正面借用神话意义以加强作品意义的份量，或从反讽角度出发，借神话与现代生活对比，加强反讽的寓意。《喧哗与骚动》就是从反讽这个意义上来建构的。书中三、一、四章的标题分别是1928年4月6日至8日，这三天恰是传说中基督的受难日到复活日，第二章的1910年6月2日正好是那一年的基督圣体节第八天。这样，康普生家历史中的这四天都是与基督受难的四个主要日子有关连的。而且，据考林斯的考证，作品的每一章的内容里，都隐约可以找到与《新约》中所记基督的遭遇大致平行之处。我们按时间的正常顺序对比略作提示，1910年6月2日星期四，这一天，基督要求上帝拿走苦杯和除去在十字架上钉死的苦刑；昆丁则要求父亲惩罚他，但他父亲拒绝这样做。1928年4月6日是星期五，这一天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日子，基督因被犹大出卖而受此难；而杰生则被犹太掮客出卖，投机生意受损失。班吉部分是基督复活节的前夕。基督在死人住的下界充满爱和希望，而白痴班吉已毫无能力给予，而且他在这个家已是孤苦无依。迪尔西部分正好是复活节，这一天，人们发现基督的坟墓除了丢弃下的墓衣以外人已无影；在康普生家，人们也发现，小昆丁的卧室里除了她匆忙逃走后留下了散乱衣物外，也是人已无影。复活基督要拯救人世的苦难，而小昆丁将会做些什么呢？就这样，作者把基督的庄严神圣和自我牺牲与康普生一家子孙的自私、挫折、失败、缺乏爱心的生活作了对比，说明他们（甚至是世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违背了基督的遗训“你们要彼此相爱”。
福克纳和其他那些在这个意义上运用这种手法的作家一样，不单单是为作品增添一层反讽色彩，更重要的是，他让故事升华为人类的共同经历，与整个人类命运问题相关连。因而，福克纳并不是在搞填字游戏，或故弄玄虚，这是作品“技巧上和美学上的精华”。我想对于成功地运用神话对位式结构的作品，都应当作如是观。
《寓言》是福克纳从正面故事纳入神话，构成一种对位结构，加重他所表达的思想份量。
故事是这样的：1918年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的士兵不想打仗了。于是一个星期一，在班长 （他出生于马厩里，和基督一样）和他的十二个追随者（令人想起基督的十二个门徒）的倡导下，法军一个团拒绝执行命令，而同时，也引起了德方士兵的反战行动。法军师长则想把全团士兵全部枪毙，但上级想掩盖此事，就一方面处决了师长，另一方面收买了一个追随者 （令人想起出卖耶酥的犹大），把班长及其它追随者关进了监狱。后来总司令 （班长凑巧又是他的私生子）动员教士说降，劝班长不要相信“人类一定会活下去”，班长拒绝威逼利诱，终于在星期五（耶酥受难日）和两个小偷一起被处决 （耶酥死时，身旁是两个强盗），他死时36岁。
他姐姐把他埋在自己的农庄上。星期六 （复活节）清晨，因炮弹落到农庄上，班长的尸体不知飞到了哪里。次日，为满足巴黎正在建造的“无名兵士冢”，就随便在农庄附近找了一具尸体运回巴黎。在冢上，永不熄灭的火炬在燃烧，一批一批的人前来表示哀悼……班长虽已死去，但他要求人类和平的精神却是永存的。作品以班长的言行和耶酥受难复活的神话相对应，不仅表达了作者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思想，而且也暗示，这种思想也是人类复活的希望。
《押沙龙，押沙龙！》从作品名字到结构安排、人物关系、都和《圣经》相关联。据《圣经》载，押沙龙原为大卫王的第三子，埃农是长子，应得嗣位，因而为押沙龙所妒，后来，埃农奸污了押沙龙的同胞妹，引起押沙龙的愤怒，杀掉埃农，后惧罪出逃。庄园主托马斯·塞德潘一家人的关系就好象如此。查尔斯·波恩本是塞德潘的长子，但被塞德潘怀疑其母有黑人血统而抛下；亨利与妹妹裘迪丝则是塞德潘后来的妻子所生。查尔斯后来和亨利成了朋友，来到了这个庄园，并苦苦追求着父亲对自己作为儿子的身份的确认，但遭到拒绝；他后来又爱上了同父异母的妹妹裘迪丝，又受到塞德潘的阻挠。塞德潘又告之儿子亨利真相，说查尔斯有黑人血统，种族偏见极深的亨利竟开枪打死查尔斯，后畏罪外逃。这又是一次反讽式的运用神话模式。作为长子的查尔斯和埃农相反，不仅一无所有，而且连儿子的身份都没有得到承认；他不仅没有奸污裘迪丝而且是与她真纯相爱；亨利也与押沙龙相对立，他是次子，但却是这个家的真正的继承人，非常富有，他没有理由妒忌查尔斯的财产、地位，也没有理由干涉查尔斯与裘迪丝的爱情。押沙龙的作为是出于正义感和愤怒杀死了做恶的埃农，而亨利却出于狭隘种族主义观念杀死了令人同情的手足兄弟查尔斯。这个颠倒了的神话结构，似乎告诉人们，南方的蓄奴制社会也颠倒了正义与邪恶的关系，扭曲了正常的人性，造成了家庭（甚至人类）的悲剧。然而也可以从另一种意义来理解，那就是全部的人类历史似乎都一再重犯错误，痛苦不绝。作品的最后的结局也是反讽式的，上帝答应要给以色列大卫王建屋并建立万世王朝，而塞德潘也梦想能有这一切，但由于他的不仁不义，却得到了现世报应，最后儿子亨利一把大火把这个他苦心经营的家业付之一炬，留下的唯一后代是个白痴。
就从我们所分析的这几部作品来看，福克纳对“神话对位式结构”的运用是相当成功的，不仅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神秘色彩，而且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哲理性。
象征与隐喻手法。由于福克纳广泛地借用《圣经》的故事、人物、结构，并融进了希腊神话中的一些东西，由此而构成的象征或隐喻比比皆是，另外，他还借助其它意象来构成象征或隐喻。反过来，通过象征、隐喻手法的运用，又使作品增加了神秘色彩，也使作品具有深层或多层含义。象征作为一种手法可以说中外文学都古已有之，但集中而突出的运用恐怕是后期象征主义出现以后的事了，福克纳也必受其影响。
如《八月之光》之中的莱娜·格鲁夫、裘·克里斯默斯。“莱娜”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绝代美女“海伦”的爱称，这一联想使她成了“自然女性”的象征，作者反过来又借助这一象征，把古希腊神话接近自然、尊重人性与当今社会背离自然、扭曲人性作了对比，突出了作者的态度和对各种偏见习俗的批判。裘·克里斯默斯的字首J·C恰与耶酥·基督相同，他被社会的偏见、恶习扭曲而成了杀人犯，最后被处死，他的受难使人们想到了基督的受难。这一隐喻则说明，导致基督受难的社会偏见和恶习至今并没有消失。这里边的海托华牧师，他的名字英文原义就是高塔，象征他对乡土人情观念的脱离，对生活的脱离。
在著名的中篇小说《熊》中，艾萨克·麦克斯林决心放弃祖父留下的遭诅咒的罪恶遗产，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木匠，使他几乎成了一个再世“基督”的象征。书中的大熊“老班”是“荒原自然”的象征。混血儿山姆·法泽斯是“自然之子”的象征，他与熊“老班”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协调的关系的象征，既是对立的，但又必须是公平的，把自然视为高贵的对手，才能培养人类的高贵品质。双方的死亡，象征着这种恰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消亡，以及这种关系开始变得恶化。书中写到木材公司的小火车进入森林，并开始了无度的砍伐，这正是人对自然的一种不公平的践踏，从而使人的精神品质变得退化。《熊》的开场白还说到，“只有山姆、老班和杂种狗狮子是纯洁的，不可败坏的。”山姆是个混血儿，名叫“狮子”的狗是个杂种，显然是不可能纯洁的，作者用这个看似矛盾的隐喻，实质上指的不是形体上或血缘的纯洁、而是一种永恒的品德，是良心的纯洁、道德的自由。这个作品中，象征和隐喻手法的广泛运用，使作品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
《喧哗与骚动》里的象征与隐喻手法的运用，也是很多、很成功的。例如班吉想到凯蒂时总说她有一股树的香味。这树香已非表面“树的香味”，而是凯蒂的纯洁、自然和天真的气质，或者是凯蒂童贞的象征。昆丁心中，凯蒂身上却有一股灰忍冬的浓烈香味，象征凯蒂的失身与不贞。班吉有一次因凯蒂与人幽会闻不到她身上的树香逼凯蒂洗澡，那“水”既是一般的水，又是宗教意义上的“净水”，以净化凯蒂的不洁。凯蒂曾爬到树上偷看奶奶的丧礼，迪尔西见此情景说：“是你啊，小魔鬼。快给我下来”。小魔鬼及整个画面构成的隐喻，使人联想到《圣经》伊甸园的故事，预示着凯蒂将走向邪恶、堕落。
总之，这些象征和隐喻的运用，不仅使作品在语言层面上呈现出含蓄隽永的美感，而且，也使作品意义显得丰富。
时序错位手法。如果按照人物的正常的行动（不包括心理活动）来说，总是不可避免地从某时刻开始然后依次向前到达另一时刻。但是，福克纳却有意识地把人物行动的时间的正常秩序打破，从而造成一种错位现象，借用这种手法重新把时间加以组合，以达到作者美学上和表义上的需要。比如《喧哗与骚动》和《熊》、《圣殿》、《八月之光》、《小镇》等。
在《喧哗与骚动》这个作品中，作品各章所标明的时间是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和1928年4月8日。很明显，作者没有安“ABCD”这种正常的客观时间顺序安排故事，而把它变成了“CABD”式。然而，它又错中有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同时也是作品审美追求的需要。这个作品主要反映的是一个家庭的精神衰亡史，那么它首先应当遵从的，是精神的逻辑进展路线。班吉在前，是因为他的意识层是纯感的，通过他提供了有关康普生家许多未被理性和观念加工、扭曲的生动而真实的材料，这就为故事的展开、认识的深化提供了基础。昆丁则兼具感性与抽象两个意识层次，既提供一些材料，同时又对这些材料 （包括班吉提供的材料）进行理性抽象，可惜的是他的主观色彩太浓了，以致精神、意识危机。杰生则坚决把这种意识的危机从纯思维的抽象拉回到纯现实的利害判断，他是一个讲逻辑的实利主义者，又使这种危机意识烙上了现实的烙印。最终我们看到的是迪尔西正常的精神和思维状态，她则企图通过宗教信仰的虔诚来摆脱危机，走向精神的新岸。如果按“ABCD”式的正常顺序，反倒打乱了这个内在的逻辑认识过程。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故事情节上讲，这种安排恰恰又暗含着凯蒂的正常的经历：班吉部分回忆她的童年；昆丁部分回忆了她的青年；杰生部分回忆了她的成年，并延伸到她的后代小昆丁的青少年；迪尔西部分，则又让人看到了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代遗子小昆丁的结局。这种安排是合乎事件的客观发展进程的。
再者，从审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做也有助于引起读者的审美兴趣，并给读者留下更大的审美空间。假如按正常的时间，空间使事件发展向前推进，读者往往过分关注结果如何，反而冲淡了对事件多种原因以及这些原因造成的心理效果的体味与思考，忽略掉了大量的审美感受，也减少了玩味咀嚼的乐趣。而时序错位的合理运用，则克服了这种缺点，情节淡化了，客观时间也被弱化，读者更专注于人物的心理活动、语句的多义性、画面的意义等，加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也相应获得了大量审美感受和乐趣。比如，班吉部分写到，班吉临睡之时，看到一个黑影从昆丁房间的窗子里爬出来，顺着靠墙的树下来就走掉了。这个画面，我们很清楚，但那是谁？干什么？一直等到第四部分，当勒斯特对迪尔西说：“我和班吉昨晚看见她从窗子里爬出去的。是不是啊，班吉？”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小昆丁，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的那个画面一下子也有了生命，显示了小昆丁无奈而又野性十足的性格。这样，我们阅读福克纳的作品，就不只是简简单单被动接受，而是和作者一起创作，为了弄清人物、事件之间的关系和作品的意义，得阅读好几遍，我们简直是在作品里生活了一次。当然，福克的作品并不只是章节上错位，特别是运用意识流手法时，每一章节中又都有错位。读者常常来往于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两个层次，从而获得更丰富的收获。
《熊》共分五节，大体上是写艾萨克从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的事，并同时追述了他的童年时代和他的家世，通篇是写他精神的成长过程。但作者也采用了时序错位的手法。
一、二、三节是写他十六岁时和十六岁以前发生的事。他本是庄园主老卡洛瑟斯·麦克斯林的孙子，十岁后便随着镇上的名流一年一年去森林打猎。对手就是高贵的熊“老班”，在这个过程中，以及他与山姆·法泽斯的交往，使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猎人，学会了忍让、荣誉、勇敢、骄傲、高贵、公平等美德。十六岁这年老班被打死。
四节一下子跳到二十一岁，他作为成人可以继承家业了，但他拒绝了，因为他发现了祖父卡洛瑟斯的不义（骗取土地）和丑恶（和黑女奴乱伦），他认为这家业是不义之财，是充满罪恶的。他决心仿效基督作一名木匠。
五节又倒回到他十八岁那年，他重返大森林，发现这里已面目全非，打猎的营房已无影无踪，猎队也各奔东西，木材公司侵入森林，伐木开采。杀死“老班”的勇士布恩·霍根贝克，在新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