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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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特利·夏沃的案子要复杂得多，她无法说话，但却有感觉。她的眼睛能够跟着屋子里的气球而移动，她甚至服用止痛药，她还可以对别人说出来的话微笑，她对她母亲的问候，明显有反应。绝大多数医生断定，她是没有恢复的希望。但是，医疗上的奇迹并非没有可能。就在上个月，一个堪萨斯州的病人在昏迷了20年后奇迹般地苏醒。特利目前的状态还不是昏迷，而是无法表达。人们无法判定她内心的感受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谁有权利决定结束她的生命？
法官依据过去的先例，判定特利的丈夫是她的监护人，可以决定她的死活。但是，这种监护权，是建立在配偶权利的基础上的。配偶的权利，又和配偶的义务密切相关。不履行配偶义务的人，难道还拥有配偶的权利吗？在美国的离婚官司中，那些首先违背配偶义务、有了婚外恋的人，常常会自动失去许多权利。但是这一点，却被法官彻底忽视。这是这一案子最为悲哀之处。
特利的丈夫在这场抗争中，几乎惟一的依据就是自己作为配偶的权利。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配偶呢？在自己妻子病中，他已经和另外的女人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并且计划和这个女人结婚。如果按严格的法律条文来解释，这就是通奸。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对迈克尔·夏沃的行为，不必用道德大棒加以谴责。但是，一个已经和其他女人组成实质的家庭的人，怎么还能够成为另外一个女人的配偶呢？他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权利－－不仅可以看已经事实上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的身体、甚至决定这个女人的死活呢？从人之常情推断，人们有权怀疑，迈克尔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教育和技能的人，一下子得到上百万美元的赔偿（这恐怕是他二三十年也挣不出来的钱），又和其他女人建立了稳定的关系，他急切地想摆脱原妻这么一个负担，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可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给了他所有的权利。
与此相反，特利的父母对女儿之爱始终一贯。迈克尔·夏沃暗示他们贪图医疗事故的赔偿费，其实正是他们在女儿成家的早期，长期给这对新婚夫妇提供经济援助，很难说他们是图钱的人。他们过问医疗事故的补偿金，不过是主张要把钱用在自己女儿的护理上：迈克尔·夏沃应该用这笔钱补偿自己过去的配偶的悲剧，没有权利用这笔钱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已经为失去配偶得到了30万美元的赔偿费）。特利的父母向迈克尔·夏沃要的无非是：你既然已经在事实上不是我们女儿的丈夫，既然你已经和别人一起建立了家庭，就请把我们的女儿还给我们，让我们照顾她未来的生活，不要杀了她！他们上诉的理由，是自己的女儿在法庭上没有一个独立的代表，她只能被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丈夫来代表。可惜，这样的要求，竟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找不到任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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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哪个大学能够成功，就在于哪个大学能够把自己精心包装、获得官僚的首肯和大量的国家经费。大家一天到晚在媒体上炒作，根本没有躲开公共舆论、埋头试验新的教育原则的精神。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教授们粉墨登场，把国家投资渲染为大学成功的关键，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国情怀为自己寻租。大量的国家拨款涌向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我们遵循的无疑是欧洲的失败模式，根本不是美国模式。看看历史就明白，这样的模式，早晚要失败。
薛涌：中国的大学何以误入歧途？
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节选
谁的国学？
——《中国文化的边界》节选
薛涌
对人大成立国学院所提出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我在“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中已经从文化分野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但是，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与“他人”的界线问题，也不单纯是“认同”的问题，同时也是特定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原则和行为模式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归属性问题。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一谈文化，必是精英主义文化。因此经史子集这些特权阶层的文化产品成为人大国学院的核心，也就不奇怪了。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讲过，明治初年，久米邦武随岩仓具视率领的考察团周游欧美。他惊异地发现：虽然儒学在日本和基督教在西方有类似的社会角色，但在日本只是一些学者背诵传统经典，并不解其意；经典对小民百姓更无感召力。在西方，从国王到农民、奴仆，大家信起教来一样地狂热；人与人之间在社会阶层上有区别，但作为信徒却没有区别。东西文明之间分途，不仅仅在于儒教与基督教的信条，而在于这些不同的价值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力。这种对照，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一个只属于少数特权阶层的传统，是没有生命力的。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说，所谓“现代性”，就是要塑造一个全民的、多层面的文化。
遗憾的是，许多中国学者缺乏这样的文化敏感，盲目崇拜几个“圣人”的只言片语，对下层社会熟视无睹。这次建设国学院的运动，就特别能够体现精英阶层自拉自唱的文化情怀。
我们不妨考查一下人大国学院是如何发足的。
建国学院的缘起，有两种说法。据纪校长说，开始时是一位海外商人的提议。另据“了望东方”的“探秘”，此事远非如此简单，是有大背景：上面的“领导”对国学空前重视。不管按哪个说法，国学院都不是出于社会基层的文化运动，而是由上到下的意识形态动员。
先从第一说讲起。海外商人提议建国学院，此说可信性较大。因为纪校长自己反复说，毕业生就业不愁，有企业说毕业生全包了等等。但如果真是如此，国学院的诞生就很值得拷问了。
还记得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一个北京人在纽约”吧。从现在的角度看，那个连续剧是中国社会心理的一个转折点：80年代那种狂热拥抱外来文化的天真劲儿没了，90年代捍卫自家文化尊严的“认同”意识觉醒了。后来国学开始热，和这种社会心理并非全无关系。
该剧的主人公王启明，号称是个大提琴家。听妻子的一个在美国作生意的亲戚说他们团的演奏“非常好”，就顿生雄心壮志，要到美国靠大提琴打天下了。结果幻灭，只能到餐馆打工，甚至丢了夫人。美国社会实在是除了钱什么也不认！美国没有想象得那么好！那里的财富都不是好来的！这一时代的心声，被王启明的扮演者姜文表现得活灵活现。
可是，至今没有人细考这段故事的合理性。一个大提琴家，怎么一听海外一个有钱人夸一句，就会飘飘然、觉得自己这把琴在美国也能混呢？一般没有音乐训练的生意人，听马友友和一个普通音乐学院学生的演奏也辨不出高低。一个专业人士，被不懂音乐的人礼貌地鼓励一下，就举家迁到美国，到处给大交响乐团寄信求职，乃至最后碰得头破血流。这到底是说明人家的社会太无情，还是说明我们的期望太不合情理？我们这么多观众为这样的故事赔了许多眼泪，是否有些滑稽？
回到国学院的话题上来。办国学院，可以有各种理由。怎么能够听人家海外的生意人一句话就动手？是因为人家有钱？还是因为人家是从海外来的？我不是说生意人一定就不懂“国学”。比如象孙大午先生这种从中国草根社会奋斗出来的企业家，就很懂中国文化。他若说应该办个国学院，而且愿意出钱资助，人大就很有理由办。
但这位海外的生意人，名字也没有，钱也没有说捐。怎么说话就这么灵？而且纪校长说，办国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界反应现在的年轻人国学根底太差，连和海外华人作买卖时能写文言文信件的人都找不到。于是，我们就得动用纳税人的钱，为和几个海外华人玩文言人弄一个国学院！难道这几个海外华人不懂现代文吗？
再算一算，这些国学院的学生如果今年入学的话，读六年毕业，到了2010年代初期，算是到了能够给海外华人写文言文信件的时候了。那时正当道的所谓海外华人，大多是笔者这一代在文革时候长大或接受教育的人，不用说文言文，就是连纪校长用的“脊续”这样的话也很难听懂。你那几十个写文言文的高手，到时候该到谁哪里“脊续”呢？说要包了这些学生的企业家，其生意眼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重要的是，国学院是纳税人的钱办的，是为全社会服务。如果是一、两个企业把毕业生包了，那就应该企业自己掏钱办，否则就成了企业侵吞国有资产了。我想，国家是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也许纪校长为了造声势，推销过分了吧。不过，身为校长，这么走火入魔地推销，反而透露出自己不仅对“国学”没有理解，对大学的社会使命也搞不清楚。这样办国学院，办到哪里去，就实在让人担心了。
“了望东方”的“探秘”，则揭示了国学院有更大的政治背景，号称领导空前重视，并举出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的宏伟计划，好象国学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我希望这同样是夸大其辞。把文化运动当政治运动来搞，没有能搞成的。不过“了望东方”还透露，在海外大建孔子学院的意见，最初是纪校长的提议。现在建“国学院”，是“当时思想的继续”。看来纪校长振兴国学的思想是一贯的。这就值得好好商量了。
所谓孔子学院计划，是要在美国、瑞典、澳大利亚、韩国等发达国家建100个孔子学院，而且号称都要建在繁华的市中心，其最大使命就是教外国人中文。这就等于把我们这么一个穷国的教育经费，挪用到了美国这样的富国之中。美国中小学一个孩子的教育经费，一年达数千美元，比中国的人均收入还高出数倍，难道还需要挪用我们的教育经费吗？再说，在这些国家大都市的中心建孔子学院，仅盖房子就该花多少钱呢？在波士顿市中心，两居室的民房就很难找到百万美元以下的，纽约就更不用说了。建个学校，就算只有两、三间教室、一、两间办公室、外加男女厕所的规模，也得上百万美元吧。这不过是北京一个英语补习学校的水准，怎么能称什么“学院”？若把运营经费、教职员工资都加上，一个孔子学院，先期投入至少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100个国学院，少说是好几亿美元，合几十亿人民币。看看黑龙江一百多名小学生洪水中惨死的悲剧，我们的义务教育破败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有这几十亿，我们能够为这些可怜的孩子建多少小学？难道还要劫贫济富、拿钱教洋人学中文吗？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呆了多年，不仅自己的文章被收入中文课本，也亲自教过中文，对美国的中文热可以说是身有体会。美国人学中文，大部份是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来中国赚钱。他们甘心情愿自己掏钱学中文，根本不用中国方面的经费来鼓励。相反，你如果把钱省下来在国内办教育，提高老百姓的素质，刺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那些想来赚钱的老外就更瞧着中国的发展眼红，学起中文来就更舍得下本儿。即使少数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也能够在美国的大学里找到足够的奖学金。美国大学里的中国研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传统，有着雄厚的财政基础，甚至每年都资助许多中国学人。很难想象，一个有志气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放着这些大学不上，会来上什么孔子学院。我们似乎连给富人钱都不知道怎么给。
上个世纪初，几乎归依佛门的梁漱溟先生，看到生民涂炭，发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悲叹，慷慨入世，成了“最后的儒家”。以这样的精神来振兴传统文化，成败如何姑且不论，至少有道德上的真诚和感召力。真要复兴中国文化，就要到那些最穷最苦的乡村，教孩子读书，帮老百姓谋生，从草根社会建立中国文化的动力。这是梁漱溟先生当年走的路。再看看我们现在玩什么：黑龙江小学生留在墙上的最后的手印还刻在老百姓的心里，竟有人为了几个在海外过得舒舒服服的人的怪僻的文言文嗜好，要动用宝贵的教育资源建国学院。甚至老外想到中国赚钱学中文，这些自封的中国文化的卫道士，也要挥霍几十亿，赶紧建什么孔子学院为人家买单。人大国学院的建立，不管是起源于海外一个生意人的建议，还是从建立海外孔子学院、帮着富裕国家的人学中文这样的理念的延续，说到底，都不过是国内一些有地位的人要和国外的一些富人附庸风雅一番而已，他们根本不会想一想那些在洪水里消失的孩子。请问这是谁家的“国学”？梁漱溟先生如果在世，对这样的“国学”将作何感想？这是在振兴中国文化，还是在毁灭中国文化？有些国学人士动不动指责人家崇洋媚外。我看很难找到这样崇洋媚外的了。我们可以不管你们崇什么、媚什么。你们见了洋人腿软，想巴结，是你自己的问题，请掏自己的腰包。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几个，许多孩子还上不了学，凭什么拿出来给你们挥霍？！
现代社会是一个平民社会。靠剥夺老百姓的经济和教育资源，为几个精英保留他们所珍爱的传统，这样的传统，最终会被现代社会所埋葬。
写此文时，孙大午先生的鞋套风波还未起。但此风波让我对此公极度失望。但文章已写，书已印出，也就没有什么好改的了。
《中国文化的边界》
薛涌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编辑：晓婷）
薛涌：理解“陌生的美国”
理解“陌生的美国”
《右翼帝国的生成》后记
薛涌
这本“右翼帝国的生成总统大选与美国政治的走向”，表面是报导2004年的总统大选，实际上则是以大选为一个切入点，来分析美国政治的走向。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关于美国的概念，仍然是当今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的一个“观念原型”。这个“原型”和现实的出入已经越来越大。基于这一“原型”而“亲美”的人，觉得现在的美国越来越背叛了他们对美国的理想。那些“反美”人士，则根据这个“原型”与现实的脱节来攻击“美国价值”的虚伪。一句话，现实中的美国，和我们脑子里原来的美国不是一回事儿！
这种“观念原型”和现实的脱节，正是本书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了解美国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当时的美国，保守主义虽然已经在政治上崛起，但在文化上，特别是在媒体和大学中，新政以来的自由派还在统治，并通过其垄断的政治话语体系塑造着我们的“美国观”。我们读的WilliamManchester的“光荣与梦想”，叙述的是1932到1972年美国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大部份为自由派所主导，而且叙述者WilliamManchester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为新政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作家。谈起美国，我们会想起民权运动、反战、女权主义、性解放、甚至嬉皮士。在我们眼里，美国是个自由、多元、政教分离的国家。美国人追求个人主义，喜欢挑战权威，同时又宽容一切。还有些人干脆认为，美国是个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国家。这一关于美国的“观念原型”，显然是80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亲西方、反传统思潮的一个折射。
这种对美国的认识，我称之为“青春期的浪漫主义”。以今天的“后知之明”，我们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