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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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需要他智力上的刺激。最后，愚众受不了被他羞辱，经过审判把他处死。现在哈佛教授做的事情，多少类似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不过，哈佛的教授们自有他们的道理：这里是哈佛。天下不是就你一个聪明人，如果你觉得我等都是愚众，你最好卷铺盖走人。在世界最高的学府中，最不缺的就是智力的暴君。
萨默斯在这方面，多少像他的前任、美国的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汉密尔顿被称为“美国政府之父”，不仅一手创办了联邦政府，而且创办了美军、海岸警备队、金融机构。现代美国的成功，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设计。但是，这样一个智力超强的人，性格太烈，又主张强有力的总统、集权的联邦政府，引起了其他社会力量的普遍恐慌。萨默斯同样智力过人，要坚决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高压手段推行自己的政策。结果使别人觉得丧失了权力，使他成为校园中的众矢之的。
哈佛风暴（3）
萨默斯自年初失言后，渐渐明白自己的错误。他虽然是哈佛出身，毕竟在哈佛执教不足十年，对在哈佛充当领袖的游戏规则并未参透。他的恩师、前财长鲁宾，他的前老板克林顿总统，都在调教他如何应付这样复杂的政治局面。他这两个多月，放下了架子，反复表示虚心学习，一再道歉。在不久前的一个学生家长会上，一个家长站起来说：“人们都说你是混蛋！”他则谦卑地说：“大家可以这样说我，但请一定不要彼此这样说对方。”但是，这些姿态，似乎已经为时太晚。在教授会议上，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汉学家、《叫魂》的作者孔飞力，一再试图阻挡不信任案的表决，称萨默斯有成为一个好校长的潜力，但是这样的努力被轻易击败。
萨默斯的职位，是由哈佛董事会决定。这个董事会中的校董，大部分都是他拉来的。其中包括他的恩师鲁宾。在这场持续了近三个月的风波中，董事会一直明确支持萨默斯，并且在不信任票的结果公布后，再次表达了对萨默斯的支持。教授会议不是议会，教授投票只有象征意义，不具法律效应。
然而，美国的大学一向讲究“教授治校”。教授对校长失去信心，校长就有大麻烦。在一个世界级的私立大学，教授对校长投不信任票还是前所未闻的事件。萨默斯不辞职，这场危机很难轻易化解。董事会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和教授对立。但是，没有教授的支持，哈佛就会面临三大很难承担的风险。
第一，董事会硬挺萨默斯，造成校园分裂。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损害哈佛的公共形象，影响哈佛的募捐活动。像哈佛这样的私立一流大学，经费主要靠校友的捐助。如果校友对学校丧失信心，不肯给钱，就会从根本上影响哈佛的竞争力。特别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大名校，孰优孰劣仅在毫厘之间。这样的危机不能及时化解，哈佛就可能被人超过。
第二，董事会与萨默斯站在一起，更加强化了哈佛企业化的形象。华尔街的企业总裁自己召集人马组成董事会，再由这个董事会决定给自己加工资，置企业利益于不顾。这样的形象一旦形成，哈佛的长远利益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董事会虽然权力甚大，但必须说服教授、使萨默斯重新获得信任。否则，这个游戏是玩不下去的。
第三，萨默斯雄心勃勃，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最近文理学院的课程改革正准备提交教授们讨论。现在的冲突，则使这种讨论变得几乎不可能。一系列改革都会拖延。萨默斯构想再好，教授们怨声载道，任何改革也难以推行。所以，萨默斯现在虽然还是校长，其权力比起刚刚上台时已经削弱了大半。一个没有权威的校长如何治校？这是哈佛早晚要面对的难局。
简而言之，这场争斗，表面是女权，实质是哈佛要继续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还是转化为一个跨国公司。萨默斯的企业总裁的风格，已经被哈佛的教授们所拒斥。
管理泡沫：MBA的社会史（1）
MBA（企业管理硕士）现在在中国依然热得烫手，但西方发达社会却开始面临MBA泡沫的危机。
据《金融时报》报道，最近几年，在美国申请MBA的人数直线下降。这首先和人口因素有关。在1990年代末期，美国二十四五岁左右的人口有2400万，如今已经跌到1900万。而这个年龄层的人，是MBA的主要生源。不过，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对是否要投资10万美元左右、拿出一生中20个月的时间、在顶尖的商学院拿一个MBA学位产生了疑惑。越来越多的老板，对MBA学生的实际能力也缺乏信心。MBA的价值，正在面临着全面的挑战。
了解MBA的危机，就必须了解其历史，了解MBA为什么一度热得烫手。简单地说，MBA是个“管理时代”进身的敲门砖。当前MBA面临的危机，多少可以归结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正在从“管理时代”向“创造时代”转型。
美国于19世纪末期崛起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企业界的领袖常常是卡耐基这样从十几岁就开始打工的实干家。大学的教育不仅不培养企业领袖，反而不时在商业界被耻笑。“二战”期间，大企业受益于大量的战时政府订单，急剧扩张。1939年，13％的美国劳工在有一万雇员以上的大企业就职；到了1944年，这个比例就变成了30％，为美国战后大企业主导的工业结构确定了基本格局。1956年，米尔斯（WrightMills）在其名著《权力精英》中观察到：过去的企业，不论是劳工还是客户，都是以企业所在的地域为基础；如今拥有全国市场的大企业开始成为主导。过去的企业，被业主阶层控制，企业的拥有者管理着自己的家产；如今企业整合扩张，早已突破了家族规模，其运营的复杂程度也远非一个夫妻店可比。因此，一个人不再仅仅因为继承遗产而成为自家企业的总裁。只有那些能够驾驭庞大的企业、不断创造利润的人，才能领导企业。这样渐渐形成了一个职业管理阶层。
1950年代以后，管理阶层的变化更大。在1950年代，所谓公司白领，一般都是一生与自己服务的公司相始终。他们包括会计师、推销员、工程师等等。因为一生不跳槽，不换职业，他们都是定型的人才。但是，到了1970年代以后，企业更新换代频繁，人才流动迅速。那些掌握高超的经营技巧、能够在任何行业都“玩得转”的职业管理人才，就开始走红。管理精英集团由此诞生。
这一管理时代的来临，自然呼唤训练有素的领袖。MBA则成为进入这一管理阶层的“会员证”。1955年，美国产生了3000个MBA。到了1990年代末期，每年拿MBA的人达到10万人之多。1950年代，被美国的高级商学院协会（AssociationtoAdvanceCollegiateSchoolsofBusiness）承认的MBA课程（即能够授予MBA的学校）大致不到100个；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59个；如今则多达500多个，其中包括75个国外的商学院。“管理万能”成了MBA的神话。布什成为第一个拿了MBA的美国总统，乃至人们一度相信白宫可以“经营”而不是治理，联邦政府可以变成个董事会，甚至教皇也被称为“企业总裁”。记得1995年，笔者刚刚到美国，住在非常便宜的房子里。邻居是一个同样省吃俭用的中国女孩，正在读耶鲁商学院。一天她突然惊喜得不能自制：她在毕业前夜，拿到一个十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作。当时笔者的一位在公司供职多年的亲戚听了后连连摇头：现在大家对MBA迷信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孩子，没有工作经验，没有见过世面，出来就是十几万的起薪。她们真那
么管用吗？
果然，到了2001年，一些顶尖学校的MBA也找不到工作。记得那年作为毕业送别，笔者请一位朋友到中餐馆吃饭。她把她刚刚从耶鲁毕业的MBA男友也带来。饭局结束，这位“崭新”的MBA顺手摸起一个幸运饼干，打开看里面字条对自己命运的预测。想不到，这种一般只会捡好话说的条子上竟写着：“抱着最好的期望，做好最坏的准备。”他看罢一脸阴沉，大家不欢而散。原来，毕业了已经有一个多月，他的工作还没有影子。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而来的，是“安然”在丑闻中倒闭，引起华尔街的金融大地震。一大群MBA，包括哈佛商学院的MBA、“安然”前总裁斯基林（JeffreySkilling），被送上了公众的审判台，成为过街老鼠。
那些管理学院都在干什么？它们没有教给学生有用的技能，更没有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人们纷纷兴师问罪。在公众的质疑之下，MBA开始了改革。哈佛商学院要求学生在传统的课程之外，必须修一门“领袖、管理与责任”的企业伦理课程。耶鲁商学院则在“安然”丑闻之前，就扛起“在社会责任感中做生意”的大旗，注重“社会经营”而非狭隘的企业经营，鼓励学生服务于非营利机构。事实上，一些企业总裁也越来越注重经营一个更好的社会而非仅仅是管理更好的企业。比如安德森（RayAnderson），美国最大的地毯公司Interface， Inc。的总裁，在读了《商业生态学》一书后成为环保主义者。他领导的公司投资2500万美元进行废物回收和利用，而且帮助其他公司做同样的事情。RockyMountainInstitute则进行节能车的开发，把自己的知识产权免费送给任何希望利用自己的技术的汽车制造商。更不用说许多企业大力支持社会公益，许多MBA致力于非盈利组织的社会服务事业。
管理泡沫：MBA的社会史（2）
然而，MBA毕竟不是一个道德学位。道德是要从小培养的。家庭、社区、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是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性的关键。商学院应该指导学生理解企业行为的社会后果。但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传授企业所需要的技能。
在这方面，MBA的危机实际上是企业和大学传统上价值冲突的再现。在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开始领先于世，高等教育界也野心勃勃地要建造“世界一流大学”。“实干家”（practicalman）与“无用的书”（uselessbooks）之间的对立日益突出。当时美国的大学，集中于希腊、拉丁的古典教育，目标是培养上流社会的品位和德行。但在实际生活中，工业化、城市化突飞猛进，需求大学里不教的实用技能。新兴产业给年轻人提供了绕开哈佛、耶鲁的进身之阶，美国版的“读书无用论”大为盛行，大学开始招不上人来。1889年，一个银行家公开宣布，他绝不录用任何大学生。这颇令人想起最近国内用人单位拒绝考虑北大、清华毕业生的事件。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工业家卡耐基对大学的抨击：“大学生学了一点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野蛮和琐碎的争吵，或者试图掌握一些已经死去的语言。他们的知识仿佛是用来适应另外一个星球上的生活，而不是这个星球的实业。未来的工业领袖应该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学到对他们未来成功必须的知识。”
卡耐基并非宣扬“读书无用”。相反，他认为大学教育至关重要，并大力捐助教育事业。他抨击的是当时脱离现实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在这样的挑战下闻风而动，迅速改革，逐渐赢得了企业界的信赖。
“二战”后，MBA课程纷纷上马。企业对大学不仅信赖而且依赖。但是，大学的逻辑毕竟不同于企业。一旦大学赢得了社会的尊重、站住脚跟，就开始照自己的规矩走。比如，在商学院教书的教授们，并不一定有经营的经验。他们提升、成名，靠的是自己的著作，不是靠管理业绩。他们和自己大学中其他系的教授更为接近，很难与外面那些企业总裁互称同事。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学术兴趣压倒了对应用技能的关注，使MBA的教育过于理论化。一些批评者说，许多商学院衡量自己不是看培养的学生的质量和对企业管理的真正贡献，而是看论文发表的数目。
但是，许多人同时指出，理论性、研究性的MBA教育，已经彻底转化了美国的企业管理。没有这样的教育，如今的华尔街就不可能照常运行。事实上，美国现在的商学院系统，是在1959年福特和卡耐基基金会的两个划时代的报告的刺激下诞生的。那两个报告，对于当时训练企业管理阶层的所谓“贸易学校”系统的质量提出严重的质疑。那些学校的教育，很少以研究作为基础，没有理论，完全靠经验，这些学校等于是让大家集中当学徒，小的向老的讨教，陈陈相因，适应不了瞬息万变的管理时代的要求。
如今科技和产业更新日新月异。回到“贸易学校”的经验教育时代，放弃理论研究，无疑将使MBA的训练更缺乏前瞻性。事实上，许多雇主反映：现在的MBA学生有良好的分析能力，这反映了MBA教育的优势。但问题是，仅仅有这样的经营分析能力，已经无法应付现代企业的运行。MBA需要自我革新。
现在的MBA所缺乏的技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领导一个团队的沟通、人际交往和励志技巧；第二，对具体的专业科技的掌握。
这两项技能，过去对于一个MBA来说无关紧要，现在则成为成功之必须。这里的缘由，在于美国社会已经从“管理时代”转化为“创造时代”。
所谓“管理时代”，建筑于企业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运营上。上万甚至几万的员工，众多的部门、瞬息万变的市场、产品不停的更新换代，再加上企业之间的兼并、海外的竞争、资金的流动等等，对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那时并不是说不“创造”，但就大多数员工而言，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职工一辈子常常为一个企业效力。管理、设计（包括技术开发）和生产部门是分开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界线一清二楚。
但1990年代以来，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进入了“创造时代”。这个时代的一大特性，就是所谓“创造阶层”（Creativeclass）的产生。据地域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Florida）的研究，这个阶层人数高达3800万人，占美国劳动人口的30％以上。社会学家保罗·雷（PaulRay）和心理学家安德森（SherryRuthAnderson）的研究则称，自1960年以来，已经有26％的美国成年人，即5000万人口，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成为“文化原创者”（Culturalcreative）。虽然这两项研究标准不同，界定的对象却大体是同一群人。这些人的一大特点，是其对企业的独立性。他们受了高水平的教育，充满了创造力，自信自己能够创造自己的职业，而不是在别人创造的职业中就职。大到GOOGLE的创建者，小到一般的教师、医生、律师、设计师、工程师，都属于这个阶层。他们不会被一个企业终身雇用，流动性非常大，到处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地区安家，在能够发挥自己创造力的单位就职。他们还特别强调工作中的“卷入”和“亲验”，即自己提出创意，自己操作实施，使这个创意最终实现为具体的产品，对生活产生影响。他们要自始至终地亲身卷入一个理念变成现实的过程。
管理泡沫：MBA的社会史（3）
这样的人，很难用管理者或被管理者来界定。他们肯定不甘于被人管理，而要做一个创造世界的人。这样的人一旦充斥于现代企业，就对管理阶层提出了挑战，因为他们不是传统的劳动大军，不会等着被你管理。你不能制定一个规矩，就指望他们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