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账难销-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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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烧毁了。我们每天都看到新的地方起火，不知道如此野蛮的破坏何时才能停止。
后来远东军事法庭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书中指出，日本兵毫无理由的把平民的住宅也烧掉了，这类的放火行为就像按照预订的计划似的继续6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1/3被毁了。
日军的粮食掠夺
日本侵占中国后，对中国的粮食进行了残酷的掠夺。首先对农产品进行掠夺。“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与“以战养战”战略的加紧实施，中国的粮食成了日军掠夺的重要对象。为了掠夺粮食，它们残害农民，侵占土地，对中国的农业进行了严重的摧残。日军掠夺农产品的方法，一是向沦陷区人民无偿的征收粮食，实际上是日军的“三光政策”；二是通过合作社对农民的粮食进行低价收购；在这样的收购中始终伴随着日军的武力镇压。
当时山东老百姓说：鬼子轻的不拿鸡毛，重的不拿碾砣，凡是值钱有用的东西，没有不抢的。带不走的东西就烧掉，烧不净或来不及烧掉的食物，日军就在粮食上拉上屎，撒上尿，有的还加以搅拌，然后强迫这家人吃了下去，说：“皇军好好的，你的米西米西的要！”
在东北，日军实行残酷的“粮食出荷”和“粮食配给”政策。（“粮食出荷”就是日语出售货物或商品的意思。）这种所谓的“粮食出荷”是一种用低价强制征购农民生产的大部分粮食的政策。到了春天，伪“满洲国”的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召开伪省长会议，确定各省粮食的出荷量。在秋收的时候，它们掠夺粮食，省县一级的伪警察伙同村丁，挨家挨户的催逼交粮，村前屋后，掘地三尺，甚至连炕洞、顶棚、畜棚也不放过，翻到农民的粮食后，轻则受到毒打，重则关入监狱判刑。林甸县太平屯农民孙老头在草垛底下藏的粮被搜出后，伪副省长指挥警察把他殴打一顿又关押起来，并烧了他家的房子和草垛。一天日本人中村率领一帮日军，到村中下令甲长（日本在沦陷的地方为实行有效的法西斯统治而设立的村基层组织的管理人员，由中国人担任）去催粮，有一个甲长说，全屯一粒粮食也没有，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哪有粮交？中村大吼：你的粮食的不交，死了死了的有！说完抓起一根木棍朝着这个甲长头上砸去。只见这人头上立即出现一个大窟窿，血直往外冒，这个人很快昏过去了；其他甲长吓的赶快去催粮了。过了一天，中村把全庄的老百姓都集中到大场院中，逼迫老百姓交粮，这时群众中有人说，家里连吃的都没有，让我们交什么？中村不听群众的，仍旧气势汹汹的说：“不交就狠狠的打”；说完就找出一个大户王金山让他带头交粮，恰巧一个贫农王青山听错了名字，便走出来说：都几天没吃饭了，用什么交？中村的手下冲过去，就照王青山头上一阵毒打，当场把这个老百姓打死了，在场的许多人都哭喊成一片，打手们立即上去踢打哭喊的人们。日军挨家挨户的搜粮，没翻到一粒粮食，就气急败坏的放火烧房，老百姓正要跑进屋里抱东西，被这群鬼子打回去。日本侵略者的强制出荷使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也都被搜刮殆尽，许多农民被活活饿死，甚至全家自杀。
日军的粮食出荷使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在天津，残暴的日军实行严酷的米谷统制。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按户登记土地，然后根据需要进行强占。日军攫取农民的田地后，对粮食的种植收割，进行全面的控制。日本侵略者不许农民吃自己的稻谷，而是给农民吃这些强盗配制的劣质粮食。配制粮都是搀有沙子的腐烂杂粮，变质的军马料，这些东西不仅难咽，而且吃后还中毒，日本帝国主义的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得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冻饿而死，日本侵略者哪管群众的死活。为了防止农民“偷吃”稻谷，日本鬼子将各村的碾米工具都砸毁，有时还三更半夜观察各家各户的烟囱，看看有没有冒烟的，一旦发现，就把老百姓往死里打。一次咸水沽的王家厂村有一户人家母女相依为命，这家妇女死了丈夫，妇女因病数日滴水未进，她的女儿便到地里拾了一些稻穗，回到家里为其母亲做了一碗粥，后来母亲因病势未见好转，便携其母到镇上看病，遇到日军的检查，这帮鬼子丧心病狂的往其母亲嘴里灌了稀屎，其母一阵呕吐，吐出一些饭粒，日军大怒不止，向其母亲腹部立捅一刀，顿时鲜血直流，日兵并将这家女儿强奸了，这个女孩悲愤至极，便跳进河里自尽。
在抗日根据地，日军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既抢又烧，肆意破坏粮食生产，企图致我抗日军民于死亡之地。日军在根据地的抢粮连续不断，日军第59师团的主力，独力混成第十旅的团长河田健太郎，命令部下在扫荡时，一头家畜、一粒粮食也不留，要叫当地人民再也不能活下去，把家俱、锅碗瓢盆全部打碎。在日军的破坏下，农民没有种子、牲畜，许多村庄甚至七八家共用一把菜刀。许多农户，每人平均不到一个碗，到了收割庄稼的时候，日军就提前收割或者是农民收打后，强征硬抢，不交就有生命危险，交上去同样饿的不能活下去。在1943年春，山东牟平县一家三口，丈夫卧病在床，妻子外出讨饭，很多天没有吃过饭了，一天好不容易从亲戚家借来半篮子地瓜，却被日本鬼子抢了去，这位农民感到实在无法继续活下去，便把三岁的孩子放入水中溺死，然后上吊自杀身亡，他的妻子回家看到这一幕；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一些大中城市，敌人实行粮食“配给”制度，给城市的市民带来了无穷灾难。太平洋战争（日本对美国发动珍珠港袭击引起的）爆发后，由于长时间战争，农村的好多土地荒芜的荒芜，减产的减产，日本掠夺粮食的渠道减少了。为了保证军队的需要，便对沦陷的地区进行了所谓的配给制度。在北平，日军把一些老鼠啃过的杂粮、树皮、草根等磨在一起，称做混和面，这些日本侵略者，卖给老百姓的混和面里大部分是谷糠甚至还有牵牛花籽等，蒸出来的窝头很难下咽，许多人吃了后因为不能解出大便导致肠梗塞而死去。日军有时甚至连这种混和面都不能配给老百姓。一位市民这样说过：我亲眼看到日本兵用大米去喂军马，而我们却买这些枕头瓤子似的混和面，中国老百姓的命就这么不值钱！真不如人家那些畜生。由于饥饿得十分厉害，许多市民到处挖野菜、捋树叶，甚至有的人在日本军营附近拾马粪充饥。北平城的护城河边的很多柳树叶子，被饥饿的人们摘的干干净净。人们为了能活下去，便冒险到张家口等地区贩运粮食。一次一位王姓妇女与邻居去贩运粮食，回来的时候，碰到一群日本兵，不少人被抓去，连粮食也没收了，这位妇女又急又害怕，当场心脏病发作而死去。这个时候，在北平的街头巷尾，常常可看到因饥饿而倒下去的尸体，在天桥一带每天都要往永定门外拉走十几车死尸。［P117…119，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纪事》199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日军的移民侵占
日本是一个国土十分狭小的国家，在近代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征服他国的道路。明治政府制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侵略政策。日本帝国主义把向中国移民作为侵略中国的国策之一。“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已在东北进行过多次移民侵略的试验。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了它在中国站稳脚跟并且为其以后的侵华战争奠定基础，日本开始进行成批的武装移民。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向中国移民可以加强经济掠夺，因为东三省是中国的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而粮食又是侵华战争所必须的战略物资，移民进入东北后可以获得中国的粮食，因此大规模的移民。最初的移民是武装移民，这些移民从在籍军人中招募，实行边耕边战。从1932年到1936年上半年，日本组织了5次移民。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以及在东北的移民经验，日本关东军决定向东北大规模的移民。1937年8月，日本内阁正式将２万户移民计划作为它的国策之一，通过移民将日本一半以上的贫寒农民输送到中国，减轻日本国内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与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是分不开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了土地便失去一切，因此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便起来反抗，在1934年爆发了土龙山事件。3月日军在佳木斯东依兰土龙山武装移民，但当地群众早有准备，他们集合了附近乡民1。5万人与日军对抗。日军整整一个连和他的司令官饭冢大佐，都被农民杀死。日军当局随从哈尔滨调遣其第十团的部队1000余人，携带大炮、重机关枪等武器，又派轰炸机10余架，一同向土龙山进攻。在一天中，土龙山附近的17个村庄都被炸平，炸死农民5000余人。日军在掠夺农民土地时，还强占农民的住房。1939年在瑷辉县，日军为移民和军事用地，将法别拉等12个村屯的土地和房屋强行占去，农民不交出土地便把农民杀死，把村民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靠四处乞讨生活，有的成了日本移民的雇工。
日本军阀又利用整理土地，实行并村的办法，间接侵占农民土地。所谓并村，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防止义勇军的活动，把小村和零星的农户集中到大村庄，由于大村庄离并村来的农民的土地很远，日本帝国主义便趁势将这些土地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还修筑铁路和飞机场、军火库等强占农民的土地。据统计，截至日本投降，日本移民直接占用地170万亩左右。
中国工矿业，除被毁坏和内迁的外，绝大部分为日军所霸占。在东北日军对重工业实行养鸡生蛋的方法，造成农业的生产衰落和为战争服务的重工业的畸型发展。在华北、华中前期用杀鸡取蛋的办法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吞并打击，后期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用军管理和委任经营等方式掠夺中国工矿业。
所谓军管理，就是中国人的工矿企业由于厂矿遭到破坏或经营者逃亡，由日军进行直接的掠夺。委任经营就是日本私人工商业者自行劫夺在华企业。在天津唯一制造硫酸的企业利中酸厂在“七·七”事变前就遭受日货的排挤，但依靠改进技术，降低成本等途径，使工厂得以发展壮大，日军占领天津后，那些在与这家酸厂竞争中失败的日本商人就以军管理为名带军队将该厂霸占，这家企业的总技师也被押送日本受训，不久因精神打击很大而死去，日本商人就强行霸占了该厂。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失陷，天津的永久黄集团也遭到了日军的霸占。这个集团包括中国第一个精盐厂，亚洲第一流的制酸企业等。天津沦陷后，永久黄负责人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将办事处撤往香港，一天，一个神秘的日本人闯到其住处，不说姓名，就对范旭东说：“日本兴中株式会社派我和范先生商量，准备买下您在天津的工厂。”而范则轻蔑的对这人说道：“我的工厂不卖，你们若能拿走就拿走好了”。之后在天津的李烛尘接到范的来电，要其公司人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后来日本连恐吓带派代表与李烛尘谈判，要与其“日中亲善”，霸占工厂，但都被李严辞拒绝，日本侵略者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于是强占。
通过军管等方式中国北部及东南部的广大沦陷区全部煤铁矿业、水产、电力、纱厂等尽被日军夺去。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为了进行长期的侵略战争，便改变了初期的大肆破坏与封锁，而实行残酷的“以战养战”政策，打着“中日合办”的幌子在华北以“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的名义，利用傀儡政府的资本扩大对中国人力和物力的掠夺。对于 “中日合办”，日本是否真的有资本投入呢？前华中振兴会社经理儿玉谦次在1940年的新年感想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方面虽应提供现金资本与技术，但严格来说，目前所提供的仅是技术而已”，而所谓提供技术，只不过是为了利用沦陷区的重要人力和物力罢了。
日军对中国金融业的摧残
在金融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摧残中国的各种金融机构，建立各种伪银行，发行伪钞，使其成为向非沦陷区人民进攻和掠夺沦陷区的武器，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侵华期间，自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其扶植的傀儡政府设立了八家伪银行，发行了155种纸币。这些银行包括满洲中央银行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冀东银行、察南银行、蒙疆银行、华兴商业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厦门劝业银行。日本侵略者通过在中国建立的这些伪银行，发行大量的伪币和军用票，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日军在中国发行伪币和军用票在政治上的目的就是破坏中国人民和国家政府的关系，在经济上为它在侵略战争中掠夺中国的物资，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
日伪银行发行的伪钞，都是依靠暴力作后盾强制流通，都是准备金不足或毫无准备金。日伪通过滥发伪币，制造通货膨胀，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最残酷的掠夺。以伪中央内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为例，开始发行时，票面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1944年6月，开始发行200元、500元大钞，1945年2月又发行1000元大钞，6月又发行5000元大钞， 8月又发行万元大钞。滥发纸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物价上涨进一步猛烈，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上海批发物价指数，比1941年上涨了5490倍，粮荒空前严重，每石米从1941年的238元，上涨到1945年的每石150万元，上涨了6300倍。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工人和贫民的生活急剧恶化。
日本在经济上除了发行伪币掠夺中国的物资外，还通过发行军用票对中国进行经济榨取。军票是一种没有任何准备金，主要依靠军事强制流通的军用通货。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正式使用军票。日军发行军票的目的之一就是取代法币，获得在沦陷区金融方面的垄断地位，从而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是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法币非常巩固的地方，日本首先在这些地区发行军票，极力破坏中国的经济。在初期对法币既利用又排斥。日方利用手中掌握的法币，当军票行情低落时，就把法币抛出购买军票，当军票行情好时，就出售军票购买法币。日寇将搜刮到的法币投入国统区，套购战略物资，加深了国统区的物资恐慌和通货膨胀。在抗战初期，法币在一定程度上可换取外汇，日军利用掌握的法币套取外汇，向英美等国购买军用物资及原料，这样不仅消耗了中国的财力，还破坏了中国的抗战，支持了其在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军对文物古迹连偷带抢加破坏（1）…（图）
北京猿人头盖骨 日本在侵华期间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摧残十分严重。日本帝国主义以暴虐野蛮的手段对中国大中小学校、科研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及公共文物、私家文物等实行轰炸，纵火劫掠，使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受到空前劫难，其损失在世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