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账难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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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杀戮”的标记。这是日本人特意留下用以掩埋尸体的中国人！
参加掩埋尸体的幸存者鲍绍武老人回忆说：“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全家被杀了好几口人……更惨的是一家炕上，母亲身旁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中吃奶就被捅死。”〔21〕水师营王宏照老人控诉说：“一天鬼子用刺刀逼我们抬着四具尸体往旅顺送，看见旅顺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倒在柜台，有的被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的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都铺满了。”参加过抬尸的高延举老人就掩埋尸体的人数说：“记不清楚了，好像除36人以外，又从城边子上（城外）抓了几次，有一、二百人，也戴上黑字的白布条。每天都抬尸，冬天没有多大气味，就是零头碎脚的，惨得很。日本鬼子也不给饱饭吃，足足抬了一个多月才完。”死尸都抬到花沟张家窑，两万多尸体，堆成尸山，浇上油来焚烧，烧了十几天才烧完，这就是今天大家所凭吊的旅顺“万忠墓”。
詹姆士·艾伦是英国籍海员，大屠杀期间被困旅顺，他亲眼目睹了这场灭绝人寰的惨剧，在他的回忆录《旅顺落难记》中写道：“我立的地方极高，望那池塘约离我一丈五尺，只见那池塘岸边，立满了日本兵，赶着一群逃难人逼向池塘里去，弄得逃难人群挤满了一池。只见在水里攒头搅动，忽沉忽没，那日本人远的放洋枪打，近的拿洋枪上的刀来刺。那水里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做一团。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只见日本兵在岸上欢笑狂喊，快活地了不得，似乎把残杀当作乐的事。那池塘里活的人，还在死尸上扒来扒去，满身的血污……内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浮出水面，向着日本兵凄惨的哀求。将近岸边，那日本兵就用枪刺来搠，竟当胸搠了个对穿。第二下就搠这小孩子，只见洋枪刺一搠，小孩子就搠在那枪头上，只见他竖起枪来，摇了几摇，当作玩耍的东西，这个孩子约只两岁，那女人伏在地上，尚未搠死，用了将断的气力，要想起来看这孩子的意思，刚要起来，翻身便倒。日本人就照屠戮别人的法子，也把这女人斩成几段。那兵后面，又来了一群日本兵赶逃难人，来这池塘里。我不忍再看，回头逃走……一路走来，无非是死尸垫地。经过一处，看见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人，把辫子打了一个结，他们便慢慢的当作枪靶子打。有时斩下一只手，有时割下一只耳，有时剁下一只脚，有时砍下一个头，好像惨杀一个，他便快活一分。我所见的无论男女老少，竟没有饶过一个”。将中国平民反绑跪地，即将斩首
在一个钱铺里，日本强盗抢完财物后，便把所有男女老幼全部杀死。艾伦说：“但见地板上铺满一地的死尸，当中男也有，女也有，小孩子也有，有的缩做一堆，死在那里，也有直挺挺死的，有没头的，也有开膛破肚的，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也有手脚都斩去的，也有斩作两段的，……那柜台上的木栅尖上，挂上了无数人头。……再看那柜台边上，还有一个大钉，钉着一个几个月的孩子，那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多厚，死尸重重叠叠地堆了起来。那零零落落的手、脚、头，到处都是。”
除艾伦之外，还有一些西方新闻记者如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英国《伦敦时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兼画师威利阿士等，也是旅顺大屠杀的目击者。11月24日，克里曼自旅顺发回国内一篇通讯，题目是《日军残杀记》：“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没有抗拒日军，日本人所谓有人从窗口向日军射击之言，全是谎话。日本人并不想抓俘虏。我见到一人跪于日兵之前，叩头求命，这个日本兵用枪刺一下将他的头钉在了地上，然后手起一刀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有一人缩身于墙角，日兵一阵排枪将其击毙。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将他斩成了两段……”
“战后第三天，天正黎明，我被枪弹之声惊醒，日兵又施屠戮。我出外见一军官带领一队日兵追击着三个人，其中一人手抱一个没穿衣服的婴儿，因急于逃命，将婴儿跌落。一刻钟后，我见这个婴儿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婴儿之父，失足跌倒，一个日本兵手执枪刺将之抓住。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想救他，但日本兵却将刀向这个人颈上猛插了三四下，然后扬长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我见一老人立于道上，双手被缚于背后，又有三人均系背绑，已被用枪射死在旁。见我们过来，日兵一脚将老人踢倒在地，看见这个老人倒地呻吟，这个日本兵又一把扯下老人的衣服，看他胸口流血，就又向他开枪射击。老人痛极凄嚎，形体瑟缩，日兵非但不垂其怜，而且向老人脸上吐唾沫，还肆意嘲笑他……”被日军残暴的斩掉头颅
日本士兵和随军记者的日记也记载了日军旅顺大屠杀的暴行。龟井兹明在11月21日亲见“路旁及涸河中，‘敌兵’尸体和刀枪衣物无数”，23日看到“东新街、中新街、西新街约二千户室无一人，路上尸体如山，血流成河，民房内家具残破，纸张、鞋等散乱狼藉，尸体鲜血淋漓”，有的被砍头，脑浆崩裂，有的腹腰被切断，肠胃裸露，惨不忍睹〔22〕。日军的暴行，使清军被杀害2000人左右，旅顺约1。8万市民惨遭杀戮。不仅如此，日军还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上继续进行着烧杀抢掠。
日军在旅顺的这种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遭到了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国际公法专家、英国人胡兰德博士，一位自始就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倍加赞赏之人，看到旅顺惨案的报道后，对日本军人的行为表示“痛惜”，认为这玷污了日本国家的“名声”。“日本军队之行为，实在是超出了战争常度之外。” 就连日本的盟友——美国的报纸也尖刻地指出“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今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23〕
面对如此的铁证，日本政府却采取了掩饰和回避责任的态度。作为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明白，这种世界性的谴责舆论所酿起的风暴，有可能毁掉日本军事胜利所带来的成果，毁掉日本政府20年维新所积攒来的“声誉”。他急忙和伊藤博文商讨对策。“承认有过大屠杀，危险太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两人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一份《陆奥声明》在《纽约世界》报上刊载了出来。与此同时，各国驻日公使也收到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辩解书”：外国记者关于旅顺口事件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实际上，旅顺口陷落时，中国士兵看到公开抵抗是无用了，便抛弃他们的军服，穿上平民衣服，化装成这个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样子。……因此，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了装的中国士兵。”这样，一场义愤填膺的谴责运动也就不了了之。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战刀
对日本军人来讲，像旅顺口一样灭绝人性的屠城，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此前，有大连湾血案；此后，则有“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有731细菌战部队，有无锡大屠杀、芜湖大屠杀，有扬州屠城、死亡工程和数不清的惨案，而将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发展到顶点的就是南京大屠杀。陆奥宗光的辩解也仅仅是日本狡辩的开始，而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以及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才是日本谎言的巅峰。日本政府的一些官员至今还在大肆宣称，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认为“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一直要污损日本的形象”等等。但是事实不容篡改，历史不容篡改。
马关缔约，日本贪婪欲念的大满足（图）
被近签订《马关条约》 结束战争的老套形式——谈判又不得不提上了日程。对清政府来说，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随着战场上的失败越来越多，清朝当权者的求和倾向也越来越重。于是，清政府决定按照日本政府的暗示，与日本进行和谈。在日本方面，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固然加强了它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但是随着侵略的深入，问题也随之袭来。一是经过几个月的战争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已不允许再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二是怎样妥善处理自身与其他列强侵略中国的关系。因此在双方都有此种需要的时候，和谈的局面就逐渐地展开了。在进入和谈期间，反映日本社会舆论的报纸，在鼓吹割地赔款要求时，表现得贪得无厌。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公开声称，要把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纳入日本版图，即使要求“几十亿的赔款也并不苛刻”。〔24〕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偕带儿子李经方、美籍顾问科士达以及大批随员、跟班离开天津，19日到达日本马关（下关），20日开始和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会谈。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为了防止国际干涉，企图迫使清政府迅速接受日本的条件。不料，24日会议后，李鸿章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事件发生后，各国舆论哗然。26日，日本驻德公使青木致陆奥宗光电报说：“整个欧洲对这一野蛮暴行，感到愤慨，并以轻蔑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文明。”〔25〕为了摆脱对这一事件的责任，日本政府急忙对凶手审判定罪，以预谋杀人未遂罪，判处小山丰太郎无期徒刑，以此向国内外表明，李鸿章遇刺与日本政府和国民无关。为了争取外交上更多主动权，表明和谈的诚意，缓和国际舆论，日本在3月30日终于同意之前中国苦苦哀求的停战协定。自当日起至4月20日，停战范围只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台澎地区不包括在内。3月23日日军已向澎湖发起进攻，26日占领该地，从而造成了威胁台湾的形势；停战范围把这一地区除外，就保持了日本对这里的军事压力。4月1日，日本代表主动提出具体媾和条款，内容主要有：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军费3万万两；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条约为基础，给予日本以最惠国待遇和新的权益；此外，还要求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7处为通商口岸，扩大内河航路和准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为保证条约切实可行，日本需占领奉天（今沈阳）、威海卫，中国负担占领期间的军费，等等。伊藤博文以进攻北京相威胁并指责中国代表拖延谈判，要对谈判破裂负责。〔26〕10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允许中方做出接受还是拒绝的明确答复，条款本身不可再行商议。为了进一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征清大总督府指挥下的增援部队于13日分乘大批兵船从宇品港出发，驶向旅顺。
在日本的威逼下，清政府只能同意在日方最后修正案上签字画押。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是：一、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所向中国朝贡礼仪等全行废绝；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万万两；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岸搭客装货，日本政府需在这些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五、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还可以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都照输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享受同样优待；六、此条约经双方批准后，应于5月8日在烟台互换；换约后日军从中国境内撤出；但为保证本条约各款的“认真实行”，中国应允许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山东省威海卫，直至中国交清赔款、双方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并经批准互换为止；中国应付给日本驻军费用，每年库平银50万两。
《马关条约》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最恶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不但使日本马上得到巨大的实际利益（巨额赔款），也为其继续向中国扩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占有辽东半岛为向中国北方扩展打下根基，并有利于日本巩固其在朝鲜的地位，而占有台澎则是取得了向中国南方及南洋扩展的基地。此外还使日本拿到了讨好英国等其他侵华列强欢心的资本，因为开辟新的通商口岸等所带来的利权也是其他国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可以享受的；特别是在华设厂权一条，更是英国等迫切要求而未得到的，由此就可以“一体均沾”了，这完全适应了它们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愿望，从而使《马关条约》带上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
战争结束了，中华民族更为深重的苦难、辛酸和屈辱却开始了。灾难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大崩溃。23000万两白银的赔款（其中包括“赎辽费”为本来就是中国国土的辽东而赔付的3000万两），再加上日本以中国库存银两成色分量有问题，要“贴实足色”而敲诈增赔的5000万，中国的赔款总额竟高达28000万两！（这个数字可折合今人民币130亿元，如以每人每年200元扶贫标准计算，足够800万贫困人口用上25年！）为了在三年内还清这笔天文数字的赔款，年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白银的清政府，不得不向俄、法、英、德等垄断资本集团大举借债。从1895年7月到1898年3月这短短的两年零八个月里，借款总额达3亿两，扣除回扣，清政府实得26000万两，几乎全部交给了日本。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借外债被迫承担了列强提出的苛刻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借款本息必须在36年或45年内还清，不得提前，以海关、税收、铁路、矿山等权益作为抵押。清政府为此要支付的借款本息超过6亿两白银。这等于清政府8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这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30年蹒跚而艰难的努力，被无情地腰斩、碾碎，现代化的步伐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无法挪动半步！而日本这个当时人口不足5000万、国土面积不足中国1/10的岛国，在一场不到九个月的战争中一下子就掠得了4亿多日元的暴财，它相当于日本全国六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而且，这还不包括从中国掠走的1亿日元的战利品，还有被强行割占的台湾全岛、澎湖列岛。经济上始料不及的成功令所有日本国民为之陶醉和癫狂。日本成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暴发户”。战后三年间，日本以赔款、赎辽费和威海卫驻军费（每年银50万两）等名义从清政府实收到34725万日元（中国库平银23150万两），大大超过它在1896…1898年3年间全国税收26890万日元的总和。依靠这一大笔收入，日本确立了金本位制（1897年），打下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这笔巨款的具体分配是：2000万日元归入皇室的私产，1000万日元用于备荒，1000万日元用作教育基金，1200万日元补助1898年度的一般支出，其余近3亿日元全部转入临时军费特别支出，用作扩充海陆军等军事费用以及扩大军备产业基础（如建立国营八幡制铁所等）。日本从对华战争掠夺的不义之财又用来准备以后的战争，发展它的军国主义力量。清政府所做的是挖肉补疮，日本则以中国的贫弱化，以中国人民的脂膏而培植起自己的国力和军力。
干涉还辽 退赃也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