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账难销-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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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童增——“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1991年3月28日，一个朴素的年轻人走进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这天是人大七届四次会议的第4天。青年人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意见书交给502号接待员，第一次向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这两大战争法概念。指出我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放弃的“战争赔款”指的是国际法所说的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政府按合约规定支付的那一笔款项，并不包括“受害赔偿”这一应由加害国政府直接向受害者支付的款项。这一万言书引起了中国官方对民间索赔的关注。而这个年轻人就是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童增。
童增，祖籍湖北黄陂县，1956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亲童强蒙50年代毕业于重庆大学，后因在打油诗中写过“党委书记的脚，不要像三寸金莲”，反对技术人员任用上的弊端而被划为右派。作为右派子女，童增的童年是阴暗的，由于长期受到歧视，他形成了寡言少语的内向性格。
高中毕业后，童增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了。“文革”结束后，同来的知青陆续返城了，但他执意不回，他想留在农村安静地读书——考大学。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童增考入了四川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毕业时因成绩优异，幸运地被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1986年，在他的而立之年，又考入了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法硕士学位。从小受到文化的熏陶，再加之环境的影响，沉默寡言的童增养成了思考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使命感也逐渐成熟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修改教科书，恣意歪曲历史事实，这时候的童增意识到：必须让日本彻底谢罪和赔偿。他还天真地认为，即使中国放弃了索赔要求，日本出于道义和良知也应该主动给予中国赔偿。1988年前后，童增从报上获知，东欧一些国家包括世界上曾经放弃德国给予战争赔偿的国家，开始要求当时的德国对战争受害者给予赔偿。通过深入研究，童增茅塞顿开：原来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完全可以区别开来，我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但对于受害赔偿从来也没有宣布放弃。他甚至还与有关人士合作，计算出了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理论上约为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受害赔偿约1800亿。
从1990年开始，童增奔走于各报社之间，但没人敢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直到1991年他上书人大，海外传媒纷纷报道后，国内媒体才有所反应。童增的名字迅速地飞往了四面八方，被誉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第一人”。
1993年，童增被载入当年的《世界名人录》。美国《世界名人录》的总裁认为主要理由是，童增把战争赔偿的理论发展为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和民间的受害赔偿理论，并极大地推动了民间索赔运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预防战争犯罪做了贡献。
王选——追究日军细菌战的中华第一女子
她，是现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她，同时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
1952年出生在上海的王选，祖先是山西太原王氏，北宋初年因避皇氏赵姓之害从晋迁往浙江，祖籍浙江义乌市崇山村。她从小就从父亲讲的家乡的事情里得知，自己惟一的亲叔叔惨死于1942年日军投下的鼠疫细菌，死时仅有13岁。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头一次把日军、鼠疫、死亡和恐怖联系起来。1969年王选到义乌回乡插队，与村民生活的4年期间，她从老人那里听到更多有关细菌战的暴行：鼠疫灾难、让人集体腐烂的炭疽病等等。老人们回忆往事时，常泣不成声，王选也深受震颤。
王选坐不住了。她放弃了薪俸优厚的工作，放弃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正义的事业中来。她从1995年开始进行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调查取证工作，1997年组织浙江、湖南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并被推举为团长，代表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诉讼。在山西孟县调查时，她得知了日军细菌战的一个真实细节：当年，日军把6个中国人编为一组，每个人被注射了不同种类的细菌，然后被扒光衣服塞进1米见方的木笼子里，用他们的身体培养细菌。笼子下方有一个小孔，食物从那里塞入，粪便也从那里排出。关了一个多月后，这些奄奄一息的中国人被拖出来，检测身体中的细菌，然后活生生地把管子接到大腿动脉上，抽出饱含细菌的血液，排到木桶里去，直至失血而死。为了挤干最后一滴血，日军还不停地踩着尸体的胸口和心脏。听完这血腥的叙述，王选失声痛哭。她为死难的同胞哭泣，决心要把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揭露于世，不管这条路有多艰难。她发挥自己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的优势，往来奔走于中、日、美等国，与所有帮助、研究和关注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人和各国媒体广泛接触， 为诉讼赢得了国际支持。
2000年10月，美国人谢尔顿·H。哈里斯在他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中特别指出：“特殊的谢辞应归于王选女士。她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将用自己的全部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而战斗”
苏智良——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
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1992年起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
1992年3月，苏智良在东京六本木的咖啡屋里喝茶赏樱。同座日本学者议论2月的热门话题：韩国人在日本最高法院门前示威，要求战争赔偿，为首的是被强迫做过日军慰安妇的老太太。“据说战时日本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日本学者问苏，苏智良愕然。“据说日军慰安妇制度发源于上海”。苏智良放下咖啡，去了图书馆。
从日方文字记载中，苏智良发现了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受难最深，但至今仍未有任何中国慰安妇的声音。经过8年考证，苏智良得知日军慰安所遍布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仅上海就有83家。保守估计，中国慰安妇在20万人以上，75％被虐待致死，活下来的慰安妇应在70至85岁之间。苏智良决定去寻找慰安妇这一历史活证。
对于寻找慰安妇，尽管苏智良做了针插不进的思想准备，但艰难程度还是使他几次望而却步。他通过派出所在上海市区寻找。某老人先是缄默，后含糊回答：“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就让它死在我心里吧。”苏智良耐心做工作……当老人最终被说服，当摄像机架起来的时候，老人站起来，态度冷漠：“你们搞错了。”由此，苏智良的调查经验是：有亲生儿女的阻力大，有养子养女的好一些。苏智良曾聘请的山西调查员就曾被老人的后代打出门：“没这样的事，滚！不许再来。”亲属如此，当地政府一般也不配合。普遍看法是：“八百年前的事了，跟改革开放不搭界。”去外地调查时，当地要求出示红头文件才给予合作。当苏带着老人参加国际会议，便有官员背后挖苦：“像这样的人还出国呢，把丑丢到国外了。”某县曾有4个受害者找当地政府：“听说我们可以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官员奚落道：“你们这样的事还有脸说吗？”4个人悄声回转。苏智良听后急急寻找，但至今下落不明。有些省较配合。在崇明岛，苏智良找到了80岁的陆秀珍，她道一声：“丑啊！”便没了声音。第二次在陆养子的配合下，苏记录了50年前血腥残暴的一幕。陆秀珍常用一句话述说那场噩梦：“日本人坏得很，坏得很。”山西共产党员万爱花第一个在日本开口诉讼。她是苏智良采访对象中性格最刚烈、受伤最严重、思想最开放的，她也是惟一一个不甘受乡民戳点苟活的人。万爱花对慰安妇一词反感，“我不是慰安妇”。她对苏智良说：“我不丑，丑的是日本鬼子，我去日本揭他们的丑。”这句话激励苏智良继续寻找。
12年来，苏智良调查了50多人，走遍全国十几个省，花掉积蓄数万元。调查研究所得，成书两册：《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稿酬用于调查费用和慰安妇基金。在调查过程中，苏深感个人力不从心，几经周折，1999年3月15日，“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目前仅有的一家慰安妇专门研究机构。
苏教授表示：幸存下来的妇女们，因长期遭受残酷摧残，绝大多数没生育能力，晚景凄凉。精神上承受世俗偏见，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压力下煎熬，在“自己很脏很下贱”的羞愧心情下苟活。据苏智良目前掌握的资料，有名有姓、开了口的慰安妇126人，“没开口的是这个数字的几十倍”。令人忧虑又无奈的是，“没开口的只能把他要的东西带进棺材里”。眼下能做的只能是抓紧调查，抢救活史料。
苏向祥——伸张正义与法律尊严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基本上是由一件又一件的索赔诉讼案构成的，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律师的功劳。他们为伸张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主动甚至无偿地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苏向祥律师就是其中的代表。
苏向祥1983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律系，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组委员。他是国内第一个为化武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年轻的苏向祥之所以会关注日军遗弃化武伤人事件是因为9年前的一起案子。
1995年8月25日早晨一上班，苏向祥习惯地翻开当天报纸，看到这样一篇报道：《爆炸发生在50年后》。具体是说，在离当年侵华日军731部队不远的一个叫双城市周家镇的地方，发生了日军遗留炮弹爆炸伤人事件。苏向祥气愤地把报纸往桌上一拍，和一个同事一起带了1000元钱，打的直奔救治受害者的医院。在医院，他们看见了受伤者刘远国，他身上95％的地方被烧伤，双腿和一只胳膊被炸飞了，情形惨不忍睹。苏偷偷把钱塞到他床下，和同事临走时，刘远国的妻子悲怆地说：“战争期间我们受难，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我们还要受他们的罪。”当时，苏向祥觉得她的话太对了。返回途中，刘远国妻子悲愤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不禁思考：受害人就这么忍受吗？如何才能把受害人的声音传到日本，让日本政府和日本民众听到？
3天后，刘远国撇下了两个辍学的孩子和抢救时欠下的7万元债务，含恨离开人世。刘远国的死深深触动了刚成为律师不久的苏向祥，他决定接受刘远国家人的委托，向日本政府讨一个说法。他开始先是调查取证，9月6日又向日驻华大使馆发送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传真。而且，他还发现日本有一群有正义感的律师，正在帮助中国受害者，于是开始了双方的合作。1996年3月，在对方资助下，他开始了第一次对侵华日军遗留化武的全面调查。
与日本律师合作时，他们有个约定：可以在日方律师那里报销有关费用，满一万元报一次。但不久，苏向祥主动放弃了日本的资助，让日本律师很吃惊。因为当时他的收入很低，日方的资助为他减轻不少压力。但苏向祥认为若拿了他们钱，好像是为他们工作。他代表的已不是他个人了，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代表中国人，他要用正确的姿态来回应日本律师和日本民众的义举。
放弃了报销后，几年来苏向祥已先后投入了30多万元用于化武伤害案的调查工作，且行程上万里，最终他搜集了1000多份相关证据，两次把日本政府推上了被告席。他还无偿为发生在齐齐哈尔“八·四”事件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五、尾山宏——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日本律师
随着中国对日索赔运动在日本的推进，许多原来不为日本国民所知的历史真相都暴露于世，日本国内一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纷纷加入了支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队伍中。
尾山宏是日本著名律师，在调查了解了这些战争受害者的遭遇后，深受震动。怀着对法律和历史的尊重及正义感，他在日本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这个律师团现由300多名日本律师组成，尾山宏任团长。从1995年起，他就与律师团的最早发起人小野寺利孝带领律师团无偿为中国受害人代理起诉。在过去的9年时间里，他到中国取证、会见受害者20多次，自己支出数百万日元的诉讼费用。这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在日本的影响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因其超越国界的正义行动，当选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
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国内像尾山宏和小野寺利孝这样不分国界支持正义的人还有很多，而且会更多。
拒绝赔偿受害者却优抚战犯
在中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帮助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正在进行。然而，我们面对的却是日本政府和相关责任者极不负责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日本对待民间索赔问题基本上采取“三不”主义：不赔偿、不道歉、不认罪。自战争结束后在各国战争受害者的索赔诉讼中，被告凡是日本国家的，都由法务省派员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出庭。日本政府代表对原告方提出的被害事实既不表态，也不辩论，显示了其拒绝正视侵略战争历史的一贯态度，对原告方的索赔要求则提出种种理由来搪塞。被告凡是日本企业的，该企业同日本政府沆瀣一气，不是互相推诿当年奴役各国战俘和劳工的罪责，就是以国家之间已经通过和平条约予以解决为借口，顽固拒绝赔偿。
一、拒绝赔偿受害者却优抚战犯
在中国民间对日提出的索赔诉讼中，多数案例都是由地方法院直接驳回，只有个别案例在一审法院得到支持或部分支持。得到支持者，被告方日本政府则不服，转而提起上诉。这样来看，在被告方拒绝赔偿的情况下，对战争受害者索赔案作出什么样的判决，主要取决于日本法庭的主要决策人——法官的认识和判断。总体上看来，日本法官对于日本侵略的历史认识较为肤浅，对于国际人权规约的认识水平较低。日本法官的判断，还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尾山宏指出：“法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倾向，就是不违反政府、执政党的基本政策。对于战争受害者赔偿，保守党坚持‘已经解决了’的一贯方针，司法也追随这个方针。”
日本坚持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是其战后历届政府掩盖侵略历史、逃避战争罪责的基本方针的突出体现。战后日本历届政府从未主动调查日本侵华日军杀害俘虏和平民、强征慰安妇、强制奴役俘虏和劳工、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严重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从未主动追究这些暴行的责任者，从未主动公布这些暴行的档案，甚至隐匿有关罪证资料，为各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设置了重重障碍。
然而让我们来看一看战后50余年来，当年侵华战争的刽子手们得到什么样的“礼遇”吧！日本政府1952年制定了《战时战伤、病者、战殁者及遗族援护法》、《恩给法》等法律，从1952年4月1日起至1993年末为止，支付给旧日本军人、军属、遗属的抚恤金，总共金额已达35亿日元之巨。每年支付给日本国人的所谓的战争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