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账难销-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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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中说：从运动形势来看，从维持亚洲均势、从日本的条约权利以及从人情等各方面来说，日本都可以要求在中国大陆上占有一个重要港口，但它并未这样做，而仅从自卫的立场以及保全清国的立场要求福建不割让。日本政府的“善意友好”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如果贵大臣等不体察此意，而加以坚决拒绝，那末“将来由此而发生的事态变化，应由贵大臣等自负其责”。又说：日本政府已情至义尽，如果中国政府对于尊重友情并出以温和手段提出的要求加以拒绝，对于用其他手段提出的要求加以容忍，那末日本政府恐将“认真考虑其应付手段”〔5〕。这种花言巧语露骨的威胁马上发生效果，两天后清政府答应了日本的要求，由此福建正式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插足福建，一条由日本本土经琉球、台湾而达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侵略道路便建立了起来，这就形成了日本侵华的南翼。日本政府在得到清政府关于福建省“不割让”的保证后，马上决定以铁路利权加以“补充”。5月17日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向总理衙门提出：如果中国决定将福建省内的铁路利权让与任何外国政府或个人，或寻求外国的帮助在该省修筑铁路，则应将所有此种权利只让与日本及日本人，只应向日本及日本人寻求帮助。要清政府就此给予书面承诺，但遭到总理衙门的坚决拒绝。〔6〕
　　甲午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和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已经严重地伤害了中国朝野上下对日本的感情，这给俄国造成了在华扩充势力的机会，这对日本想要进一步在中国发展以及在远东活动都是不利的；日本不能不感到这一点，并想加以改变。但在《马关条约》体系的建立未完成以前，这是不可能的。随着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签字、生效，《马关条约》体系便算业已完成，于是日本开始着手修复对华关系。一年后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俄舰开进旅顺口，法、英各国也跃跃欲试，欧洲列强的利爪一齐伸向中国，中国陷于被瓜分的边缘。这对日本借以缓和、消除中国对其的恶感和敌意的时机便日益成熟。日本在宣传中日“同文同种”的旗号下，一连串的“友好亲善”姿态向清政府的当权者相继展现出来。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在提出上述的铁路要求之前，就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了一个倡仪，他说：“如果中国决定派遣相当数目的学生到日本，日本愿帮助中国教育他们学习军事及各种实用知识。这会使日本破费一些钱，但毫无疑问将来会产生良好的效果。”〔7〕接着，他果然向清政府提出：日本拟与中国加强友谊，知道中国急需人才，如中国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日本愿支付费用，约以200人为限。〔8〕日本参谋本部的大佐神尾光臣及大尉宇都宫太郎等到武昌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游说，转达其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之意：前此中日打仗“彼此俱误”，现在“西洋白人日强”，中国、日本日危，中日同文同种，极愿与中国友好联络。他们还送了日本地图及政治书籍给张之洞，劝他派人到日本进武备各种学堂，日本“必优待切教”〔9〕。正是由于日本谨慎从事，尽可能不伤害“中日感情”，所以在要求福建省的铁路利权被拒绝后，暂时把这件事搁置了下来，转而在其他方面加紧活动：它处心积虑地要控制从福州到台湾淡水的海底电报，1898年12月7日，其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与电报督办盛宣怀签订合同，日本以10万英镑把这条电线买了去。随后小田切又就购买铁矿石的问题向盛宣怀（汉阳铁政局督办）进行了试探。经谈判，　1899年4月7日双方签订合同，规定：汉阳铁厂须向日本制铁所出售大冶矿石，每年不得少于5万吨；盛宣怀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及织布局经该制铁所之手购买日本煤，每年不少于3、4万吨；汉阳铁厂“除自用外，所余矿石应尽先供给制铁所”，每年不少于5万吨；日本制铁所“委派委员2、3名驻石灰窑、铁山二处，以便监督”；合同期限15年，“双方无异议，得再延期十五年”。这个合同保证了日本正在兴建的八幡制铁所的矿石供应（从1900年7月起，大冶铁矿石开始向日本输送），并使日本开始插手中国的汉阳铁厂。日本在福州、厦门相继建立起专管租界，这对于它充实在福建省的势力具有重要作用。
　　不久，日本重新把夺取铁路权的问题提上日程，其目标且不限于福建省，而是由福建扩充到江西、浙江、以至湖北，并由路权连带而及于矿权。1900年6月5日，日驻华公使西德二郎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允许日本人与中国商民设合股公司，修筑一条由厦门起经福州、邵武、江西梧州、南昌至汉口的干路和由福州经罗源澳至三都澳、由南昌经浙江衢州至杭州两条支路，沿路三十里以内的煤矿等都交该公司开采。13日总理衙门拒绝〔10〕。这时义和团的活动正进入高潮，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正酝酿干预、镇压，日本对华关系的主题正在变化，路矿利权问题才又被搁置下来。


日军充当八国联军的先锋（图）


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时局图　　半个多世纪，列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北方大地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的斗争锋芒所向，初时主要是外国在华的教会势力；后来，逐渐扩大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各个方面，并旁及一切带洋字的事物。
　　日本对华的态度是由本国的实力来决定的。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日本鉴于甲午战后元气尚未恢复，在即将出现的瓜分中国斗争中，很难与列强抗衡，抢到自己应抢到的一份。因此，日本政府不仅提出保全中国的策略，而且动员社会舆论，高唱保全中国的调子。但是义和团在京津和直隶地区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权益，而且帝国主义各国认为分割中国的时机业已到来，立即出兵企图瓜分中国。日本为了乘机攫取更多的权益，于是脱下保全中国的外衣，拿起抢劫中国的枪炮，在诸列强中出兵最多。6月15日，日本内阁决定派遣陆军来华，这成为侵华军事行动大升级的契机。此后短短几天内，日本军事当局从第五师团及第十一师团相继抽调步、骑、工兵等将校以下3314人组成临时派遣队，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少将为司令，率领来华，从23日起相继到达大沽，登陆后不久就渐次向天津进发。在进攻大沽炮台战役中，日本军舰没有直接参战，只有“爱宕”号担当保护塘沽的任务；但事先在塘沽登陆，由6个国家的陆战队组成的近900名地面部队中，有日军300名，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战斗中，日军冲锋陷阵，首先攻入该炮台，其指挥官海军中佐服布雄吉当场战死，亦可见日军狂热好战的特点。大沽口登陆
　　当时列强中能在较短时间内派大军到中国的，只有日、俄两国，这是因为日本与中国只有一海相隔，俄国与中国接壤，而且在旅顺驻有10000多名正规军；如果日本派入中国的兵力超过俄国，那对它在华竞争将大为方便。事实上，日本早有乘机派遣多数军队之意，6月13日，日外务大臣青木向英公使怀特海德示意：“如果现已登陆的各国海军特遣部队被包围或遭到其他危险，日本政府愿立即派遣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去解救，假如英国政府同意这样的话；否则日本政府不拟派遣军队。”〔11〕此时英国态度很冷淡，未予答复。当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所率领的八国联军被困于杨村、廊坊之间，青木又召集各国驻日公使说：“联军形势迫切，日本政府甚欲与关系各国，决定一致之行动”。####次日英公使怀特海德访晤青木乃“以日本在地理上最为近便，特望出兵”。日本这时却故做扭捏之态，原因是青木乃要求英国向其保证其他在华拥有利益的各国政府不反对日本对华增派军队，尤其提到了俄国，实际上日本是怕重蹈三国干涉还辽的覆辙。这时北京形势更加迫切，英国盼望日本行动更急切了，因此英国公使通告日本政府：“日本是能够向天津迅速增派援军的唯一国家，欧洲列强中无反对日本迅速增援者。”〔12〕这实际上是向日本做了保证：日本大规模出兵将来不会引起三国干涉还辽那样的问题。在这样的保证之下，第五师团所辖各部在师团长山口素臣的统率下启程开往中国。7月13日进攻天津城的主要是日、英、法、美四国军队。次日清晨天津城陷落。这次战役，联军出动兵力5055人，其中日军为2700人，占一半以上；14日凌晨的最后突击战，福岛实际上担任了联军总指挥的角色；而轰开天津南门、首先攻入城内的又是日军。从这时起，日军开始显示其是镇压义和团、侵略中国的主力。攻陷天津城后，福岛提议将全城分区，由日、英、法、美四国军队分别占领，得到其他国家的赞同。天津城被分为四区，日军占领的东北区，是天津城内最殷富的地区。日俄战争这时，原来由山口素臣中将统率的日本第五师团自7月上旬起相继来华。随着它的到来，侵华日军达到22000多人，一时成为所有列强侵华军中最大最强的队伍。这样一来，日军充当了八国联日本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特权地位时，它在其本国正消除欧美列强的特权地位。从此它在双重意义上取得了与欧美列强同等的地位：在它本国，欧美列强不能再凌驾于它之上了，这意味着它摆脱了屈辱；而在中国，它加入了欧美各国的行列，这意味着它步欧美后尘，把屈辱加给了中国。


《辛丑条约》吸干中国最后一滴血（图）


北京古城残貌　　从1900年8月北京被攻占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整整拖了一年多时间。其间除了帝国主义为强迫清政府彻底屈服以便取得更多的奴役中国的特权外，更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争霸中国的斗争空前尖锐和激烈，各列强间需要协调他们的侵华政策。日本在法国六条对华和约及其他列强所提出的处置中国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若干补充和修订意见，基本上为各国接受。日本所提出的关于建立保卫北京各使馆的永久性卫队问题、禁止中国输入军火、惩办首祸罪犯等问题上，都反映了日本在参与制定《辛丑条约》中所起的作用，它既坚持了自己特有的利益，又维护了列强的共同利权，并且在惩办罪犯的问题上还得到了清政府的“好评”，被奕忻和李鸿章说成对中国“素有相爱之意”。〔21〕这是日本为了对中国再次下手所做的准备。　被俘义和团团民
　　各帝国主义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最终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一）勒索巨额赔款。这是一个日本所高度重视的问题。甲午战争后日本曾尝尽了赔款的甜头，当然想再一次用中国人民的脂膏来滋补自己。因此在议和时，日本于1901年4月10日第一个提出赔款5000万日元（合银近3559万两）的要求，接着其他国家也纷纷提出各自的具体要求，合计共达46000余万两。后来列强将中国赔款总额确定为45000万两，将这个数字列入《辛丑条约》，各国原来要求的数目按比例进行调减，1902年6月14日签订最后分配额的协定，日本分到了其中的7。73％，计34793000余两（合48953000余日元）。（二）军事控制京津地区。撤毁北京至大沽之间的炮台，并允许外国可在沿线派军驻守。从而使北京向列强彻底敞开大门，列强长期驻兵京津山海关沿线，把清政府完全置于帝国主义军事控制之下。（三）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这一规定，不仅劫夺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而且可以长期在中国首都的这一地区任意设置军队和军备，随时威胁清王朝的安全；同时帝国主义还凭借治外法权，在这一地区进行种种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活动。此后，东交民巷便成了无数政治阴谋的庇护所。（四）镇压人民反帝运动，还要清政府派人到日本为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杀一事，向日本政府道歉。这些规定使清政府完全变成了替帝国主义镇压人民反帝运动的工具。（五）设立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帝国主义提高外务部的地位，目的是便于它更好地执行卖国媚外政策，更多地为他们效劳。（六）修订新的商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同意按照帝国主义的要求，订立新的通商行船条约，以利于他们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根据这一规定，清政府与英国于1902年9月5日订立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3年10月8日又分别与美、日订立了《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和《通商行船续约》；使他们在商业上又取得了重大权益。部分八国联军军官
　　《辛丑和约》的签订，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全方位的侵略的新开始。有关各方这时要做的事首先是把这个条约中的各项规定逐一付诸实施。日本就是急切而强横地利用这个条约牟取新的侵略利益的国家之一。首先表现在对待庚子赔款的问题上，从1902年起，清政府开始按约向各国付款，因为付的是银，当即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满，它们都要求付金。当时国际金融市场上金银比价正处于金涨银跌的时期，付金则中国要承受额外的负担，清政府已十分困难，筹措赔款已很不易，当然不愿再增加，于是与各国发生争执。由于《辛丑条约》在付金付银的问题上语意欠明，因而造成争论双方各执一是。日本是主张要中国付金的国家之一，它伙同其他持同样立场的国家，蛮横地强压清政府就范，给中国造成很大困难。这个问题争持了好几年，到1905年7月有关各方才达成协议，清政府终于被迫同意付金，并为前三年以银支付的赔款加付800万两。就这样，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在掠夺性的庚子赔款之上又进行了一笔额外的勒夺。
　　其次日本急切利用《辛丑条约》来索取新的利权，这主要表现在签订新商约上。中日双方谈判断断续续经过一年多，最后于1903年10月8日签订《通商行船续约》，其内容并不限于通商行船。主要有：一、扩大内港行轮权。日本（以及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其他帝国主义）的“各项轮船”，不论大小，不分是否“出海样式”，只要“能走内港”，都可“合法地”在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处畅行无阻；二、获得版权保护权。清政府应允制定章程，对日本人特地为中国人使用而以中文编制的书籍、小册子、地图、海图等的版权给予保护；三、增开商埠。清政府应允开长沙为通商口岸，奉天（今沈阳）及大东沟（在今辽宁省丹东市西南）开埠通商。　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文本
　　当时东三省大部分地区仍处在俄军占领之下，俄国要独占东三省的利权，不让中国恢复那里的主权，也不许其他国家插足进去。在此情况下，日本以及美国坚持把东三省地区增开商埠的条款列入约中，这不仅是针对中国，而且也是针对俄国，是为了对俄国在那里的独占地位进行冲击、挑战，是决心同俄国进行争夺的明显信号和严重步骤。结果，按照商约的规定，日本不但实现了奉天、大东沟开埠通商的愿望，而且取得了干预该两商埠外国人居住及贸易地段（实即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