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账难销-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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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日本不但实现了奉天、大东沟开埠通商的愿望，而且取得了干预该两商埠外国人居住及贸易地段（实即租界）的选择和有关章程制订的“权利”。当这个商约签字时，日、俄间正就争夺我国东三省及朝鲜的问题展开谈判，日本马上利用了这个商约中的这项规定作为同俄国斗争的武器，而这场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了践踏中国主权的日俄战争。
议和招书
分脏不均，两恶魔兵戎相见（图）
日俄战争 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刚吃到嘴边的肥肉被俄国抢了去，日本决心“卧薪尝胆”，伺机对俄作战。日本天皇说：“用不着急于夺取辽东半岛。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该地的地理、人情，不久将在朝鲜或者其他地方再发生战争，那时再夺取也不晚。”〔22〕。1900年俄国侵入我国东北，就更加深了日俄之间的矛盾，最终在朝鲜和我国东北的侵略势力及利权的划分问题谈判破裂后，兵戈相见。1904年2月10日两国同时宣战。这场战争，日俄双方动员的兵力都在百万以上，战争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其战斗之激烈也是前所少有的。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在对立的立场上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它的主要战争是我国东三省居民最稠密的地区，因此，交战双方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蹂躏了中国的土地，而且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直接带来一场浩劫。日本和俄国各自都只有一个敌手，而战区内的中国人民却夹在中间，受着双方炮火的摧残；日、俄都是在异国土地上作战，他们对那里的山水草木、田园庐舍毫无顾惜，往往恣意践踏，对当地居民毫无感情，粗暴残忍，因此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特别惨重。日军在攻打旅顺期间，居住在旅顺要塞及其附近的中国居民，不是死于日军的炮火，就是死于俄军的屠杀，“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横飞，产破家倾。”〔23〕日俄战争在辽阳会战期间，俄军驻地之中国居民，“悉数驱逐，财产、粮草悉为所有，房屋焚毁一空。”73岁的褚德顺老人在《控诉日俄战争时日寇罪行》一文中，讲述了他三哥当时以万国红十字会中国分会会员身份派往战地救济难民，目睹奉天各县城里日军的暴行：“日寇一群围住三、四十个老百姓，硬逼着他们掘一大坑，掘好后便把他们推下去，用四周刚挖起的松土堆在他们身上活活的埋死，一片凄惨叫呼声，听了下泪。”“这些人究竟犯何罪？说是日寇认为做俄国间谍的，不必要有证据，只须日寇认为是间谍便是间谍。”这样以“间谍”之罪，成批杀害，屡见不鲜。“后来到各县去，访得这样被屠杀的良民，在这一年多中，每个县里至少也有一、二百人。” 抢掠污辱妇女之事，在光天化日之下，更是随处可见，就连在奉天省城里的绅士家眷，也不能幸免。日本第三军司令长官乃木希典甚至不知羞耻地说：“你们自己的土地保不住，我们花费了无数金钱，牺牲了无数生命，替你们夺回了土地，这区区的子女、玉帛供给我们军队是应该的。”在奉天会战中，中国人的1369户商店又被迫向日军献纳粮秣费10万两。据复州守尉等呈报：在日俄战争中，俄军给该州居民造成的损失约合银1930万两；被日军打死打伤33人，物质损失约合60930余两。据辽阳城守尉等禀报：辽阳州属居民被俄军打死打伤252人，损坏财物约合银1944900余两；被日军打死打伤178人，损坏财物约合银490300余两。据盖平县呈报，该县境内凡日俄战争经过地方，受害214村屯，5267户，被俄军占地毁苗43600余垧，毁坏房屋173间，砍伐树木2。8万余株，价值64。2万余两〔24〕。关于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惨遭破坏的数字，还有很多很多，难以尽数。从以上举例的几件事就可见证了日俄两军的残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厄运，整个战区在侵略军铁蹄的践踏下，“未数月即变成瓦砾场”。广大农村“贫民如鲫”，逃难之人“纷纷如蚁”。大批难民在冰天雪地中“露地栖宿”，“囚首垢面，状如乞丐”，“啼饥号寒，死者相藉”〔25〕，真是惨不忍睹。日俄战争
在日本占领区内，日本完全把中国人当作“被征服者”、“亡国之奴”、“劣等人”，极尽侮辱之能事，在军事占领的名义下施行殖民统治。日本在各地设立军政署，直接施行军事统治。日军同俄军一样奴役中国人当苦工，强占人民的田地，劫夺人民的财物，霸占官所、衙署，还把一切名之曰“军事需要”，称之为“战利品”，完全是一派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他们也同俄军一样到处拦截行人，稽查邮件，并且广泛地、无孔不入地抽收税捐，“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捐”。〔26〕他们还发行大量军用手票，取代原来俄国的纸卢布，迫使人民接受和通用，并用以强换人民手中的实银，以及进行其他种种巧取豪夺。他们还乘机攫取利权，不但占有了铁路，而且占据了铁路附近的电报局以及一些矿地、矿产，还强行修筑安东——奉天、新民——奉天轻便军用铁路。在日军占领区，还强令居民悬挂日旗，由日本当局向中国人颁发进出城使用的通行证，逼令过路人向城门处的日本卫兵行礼，“戴帽子的必须脱帽，不戴帽子的必须鞠躬”。总之，日本完全以征服者的姿态凌驾于中国人之上，以傲慢、粗野、狂妄的态度对待中国人，动辄“以战胜余威相凌”。日俄战争
虎去狼来 中立者还是被宰的羔羊（图）
石井家族人员在平房谷
日俄战争以俄军败绩而告终，遂于1905年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俄国将旅大租借地以及租界地内的一切权益、公产等都转让给日本，将长春（宽城子）至旅顺间的铁路（后来称为南满铁路）连同其支路、权利、煤矿等都无偿地转让给日本。这表明，日本经过势力较量，终于迫使俄国将其在我国东三省的势力范围重新划分，把长春以南的地区吐了出来，转到自己手中。条约内还有一些内容使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地位比俄国在北部更为有利。此外，双方协议各自的军队都于条约生效后18个月内自东三省撤走，但都“保留”此后在各自的铁路线内驻扎护路兵（每公里不超过15名）的“权利”。这最后一点是一个信号，它表明：这两个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昨天还在大动干戈，明天就可能串通勾结。
日本的“胜利成果”并非仅此而已。它还要扩大掠夺物资，于是侵略的矛头又转向中国。《朴茨茅斯条约》内提到，关于转让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利权的条款，须取得中国同意。日本就借这个题目，派小村寿太郎来华，从1905年11月17日起，同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等进行谈判。12月22日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正约规定清政府将俄国按照《朴茨茅斯条约》转让日本的一切“概行允诺”；附约给予日本在东三省南部一系列新权利，主要有：（一）在日俄军队撤走后，清政府“从速”将奉天的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的长春、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的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等地开为商埠；（二）战争期间日本擅自修筑的安奉军用铁路，于1908年以前加以改良，仍由日本继续经营到1923年，届期估价卖给中国；（三）设立一个“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林木；（四）中国交界陆路通商，“彼此应按照相待最优国之列办理”等等。这些内容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是把中国的东北变成第二个朝鲜。如果说日本在朴茨茅斯得到的是对俄战争胜利的直接成果，那么在北京得到的就是一笔巨大的副产品，是前者的继续、扩大和补充，清政府则以标榜中立而把中国引到了与战败国一般无二的结局。一个战战兢兢、唯恐得罪任何一方的中立国，在战胜国面前竟落得个如此屈辱的下场，在古往今来的国际关系史上实在是仅有的。
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曾打着“保全”中国的幌子，迷惑了不少善良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及物资上均为日本之助。”希望日本能在战争中取胜，以日胜而喜，俄胜而悲。但是战后的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从中华民族的立场和国际关系准则来看，无论俄国或日本，都是外来侵略者，俄被日代，无非是虎去狼来。日本以对俄一战而报了十年前俄国干涉还辽的仇，重新回到东三省南部。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里的一切都是中国人民的。但日本帝国主义却从此创立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理论”，称满洲（即东三省）是它以10万生命、20亿日元代价所得之地，必须掌握在它的手里，它理应成为这里的主宰。于是，日俄战争一结束，它就沿着这个方向展开了新的活动。
安营扎寨 扩大经营的侵略
战争以后，日本就开始对南满进行疯狂掠夺。而掠夺之初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取得不受各帝国主义干涉的口实，最好是获得他们的支持。因此在1905－1907年日本积极地在各帝国主义之间穿梭忙碌，先后取得了英、法、俄的支持，而这些支持条件的获得是以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为交易筹码的。在如此的保障之下，日本于1906年夏在中国东北设立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前者是日本在华经济侵略的官方组织，后者是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机构。日本政府公然赋予满铁公司以广泛的职能。这些职能包括经营东三省南部的所有铁路，在这些铁路大站兴办有关旅客食宿及货物贮存的各种事业，经营其他各种附属事业，经日本政府许可，在上述各铁路及附属事业地界内兴办必要的土木工程、教育、卫生等事业，向这些地界内的居民征收捐费等等。按照日本政府的这种设计，满铁公司注定要成为一个以经营铁路为中心，旁及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生活的各个领域无孔不入的综合侵华机构，成为日本政府在东北地区推行扩张政策的有力爪牙。
对日本来说，东三省南部的驻军可以撤走，但战争期间已抢夺的利权则要保留和发展；而且占领军已打开日本向东北移民的通道。以商人等身份来到东三省的日本人并不随军撤出，反而日益增多并逐渐扩散开来，加上以调查、游历等为名前来的各路人马等等，由铁路沿线而蔓延到奉天、吉林各地，有的深入于蒙藏聚居地区，实际上成了日本“和平”侵略的开拓者。这就是说，日本军队撤出之日，正成了它的势力深入之时。
从此，日本在中国东北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活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成立后，扩大侵略的第一件事便是谋夺新奉（新民…奉天）铁路和吉长（吉林…长春）铁路的路权。新奉铁路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擅建的轻便铁路，属于京奉铁路的一段。1907年、1908年清政府被迫先后与日本签订新奉、吉长铁路协约和续约。条约规定：中国以166万元买回日本所建新奉轻便军用铁路，改为中国自造；并要向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借款32万日元和215万日元，建造新奉、吉长铁路，年息5厘，分别以18和25年为期，限期未满前不得偿清；借款期间内，总工程师，会计及其它办事人员，均须任用日本人。就这样，以旅大租借地为基点，以满铁直接经营及插手其中的各条铁路为网络而构成的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基础，在其撤军期间便牢牢地打下了。
第二件事是侵夺安奉（安东…奉天）铁路。安奉路也是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擅建的一段轻便军用铁路。战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规定，允许日本继续经管该路，“改良”为商用，“除因运兵回国耽延12个月不计外，限以2年为改良竣工之期”，然后再延展15年，期满后“估价售于中国”。关于改良的具体办法应由中日两国的承办人员共同商定。但日本政府违反上述规定，单方面擅自改造该路，放宽轨道、改移路线，沿路任意占用土地、民房、驻扎军警。企图使该路成为南满支路，与汉城－新义州路相联，架设鸭绿江铁桥，以便利其今后对东北的经济军事侵略。直至1909年1月，约定改良期满，日本才通知中国政府派员协商。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日方提出抗议，不允许改造为南满支路，只准改良；并要求撤退沿路军警，退回土地民房，然后派员会商购地，公平给价。日方蛮横地加以拒绝，并擅自动工。1909年8月，日本又强使清政府签订了《安奉铁路节略》，半年后又签订《鸭绿江架设铁桥协定》，至此日本以上的侵略计划全部实现了。
第三件事是1909年2月6日，日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六案”节略，即新法铁路问题、间岛问题（延边…带地方）、大石桥…营口铁路问题，京奉铁路展至奉天城根问题，抚顺、烟台煤矿问题，安奉铁路沿线矿务问题。这是包括铁路、矿务、界务等多方面的一揽子侵略要求。实质上是日本向中国实施的又一系列挑衅行动，其目标有两个，即破坏中国在东三省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扩充自己在东三省南部的利权和势力。关于新法铁路问题，日本以新法铁路与南满铁路平行并有损于南满铁路利益为借口，一再蛮横地宣称对该路的修筑“断难承认”。由于日本的阻难，东三省地方当局的修路计划无法付诸实行。随着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的加强，对我国延边地区的觊觎之心日增，于是就制造了所谓的间岛问题。日本陆军中将佐斋藤季治郎根据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的命令，进入延边地区。在那里强占民地，擅伐林木，兴工建造公署、铺户；又相继在其他一些地方设立宪兵分谴所。极力破坏中国的行政权、司法权，树立日本的权威，并不断制造事端，力图加重该地的紧张局势，向清统治者施加压力。由于清政府在拒阻日本势力的扩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此，日本入侵延边地区虽已成为既成事实，但其发展毕竟受到抵制，日本一手制造的所谓间岛问题，渐成僵局。关于新奉铁路，新奉段原系临时军用性质，必须改筑，才能使京奉全路一致。在改筑中有一个问题须顺便解决，即将奉天站由原来距城十来里展修至城根。这一段要穿过南满铁路，清政府提出在交叉处造一天桥的办法，日本竟借口“与南满铁路相抵触”，悍然拒绝，致使此项改筑工程迟迟无法进行。而日本政府要满铁公司经营抚顺、烟台两煤矿及大石桥——营口铁路，更具有特别蛮横无理的性质。抚顺、烟台两煤矿都是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凭借军力强占的，战后声称依据《朴茨茅斯条约》由俄国把矿权转给了它。但实际上，抚顺煤矿本是中国人创办的，俄国控制下的华俄道胜银行只投了很少一点股本；烟台一部分矿区俄国人曾经开采，但中国并无让给俄国的明文；这就是说，这两个煤矿的权利，中国从未正式让给俄国；俄国本来不曾正式得到的权利，怎能转让给日本？可见日本立论之荒谬。大石桥——营口铁路原是俄国修筑南满铁路时，为运料方便起见，由中国特许“暂筑”的，按中俄原合同规定，南满铁路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