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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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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试图迷惑公众,暗示公众:香烟引起肺癌的结论只存在于
某些特定的研究中,并且攻击这些研究站不住脚。然而,大
量证据都集中指向一个强有力的结论。来自若干不同类型的研
究,其数据都趋向集中于一个结论,而且不会因为单一实验
受批评而发生重大改变。

在这里,很适合我们讨论一下类似肺癌病因之类的医学问
题。在医学诊断和治疗中,许多决策都建立在不同类型研究
结果是否集中得出一个结论的基础上。例如,当流行病学
(可以说是一种涉及人类的现场研究,目的在于寻求某一疾病
与现场中其他环境及地理因素的关联),精确地控制的动物实
验,以及人类被试的临床试验等不同类型的研究结果,都趋
向集中于一个结论时,医学界才会对这一结论具有比较大的信
心,认定这→结论是可靠的,而医生们才愿意在这些证据的
基础上开展治疗方案。

然而,上述这三类研究都各自有其缺陷。流行病学研究
通常是相关研究,变量之间存有虚假联系的可能性很高。实
验研究虽然具有高度控制,但被试往往是动物而非人类;临
床试验虽然是在医院环境下,将人类被试放于一个真实的治疗
环境之中,但是又因此而有许多因素没有受到控制,例如安
慰剂效应以及治疗小组对病人的治愈期望等。虽然这些不同的
研究设计都各自有其问题,但是,当用这些不同的方法所得
到的数据都相当紧密地集聚在一块儿的话,医学研究者有理由


第八章别了,爱因斯坦综合征。 
201 。 

去肯定这个高度集中的结论。就像心理学家可以用这一证据集
中原则来帮助他们对诸如电视暴力对攻击性行为之影响的研
究,做出强有力的结论一样。

科学研究的共识


对电视暴力影响的评估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如
何通过数据的积累,最终回答心理学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
当涉及到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时,更需要牢记这些问
题的答案不会是顺手拈来的,总要累积许多不同实验的结果,
而绝不可能因为出现一个突破性的研究就一下子把问题完全解
决。用一个简单道理来总结:在评估心理学的实征证据时,
心中要想的是〃科学共识〃,而不是〃重大突破〃,是〃逐
渐集中〃,而不是〃飞跃进步〃。

遵守〃科学共识〃,而不是〃重大突破〃原则,在围
绕着〃幼童补偿性教育计划〃的种种争论中,起了很重要的
作用。在 
20世纪 
60年代后期以及 
70年代初期,人们曾就林
登·约翰逊总统要建立一个〃优质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社
会政策项目是否真的有效,展开了许多争论,在这一争论进
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公众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头条:〃早
期介人可将智商提高 
30分〃和〃心智开启项目是一个失败〃
等等。一个外行人该怎样面对如此矛盾的信息呢?在这个例子
中,〃科学共识〃而不是〃重大突破〃原则,无疑可以提
供一些帮助,因为这一原则提醒我们,这两个报纸头条所指
的实征结论可能都言之过早。实际上,也确实又花了十年的


。 202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时间,研究者才对这一重要的社会问题达成科学研究的共识。


这一共识不是建立在单一的、关键性的研究基础之上,
而是建立于康乃尔大学一组专家的精心分析工作之中 (Lazar; 
Darlington ; Murray ; Royce ; & Sniper ; 1982)。在进行
这一分析时,这组研究者合并了20世纪ω年代到70年代早期
收集的包括11个幼儿教育项目所提供的成百上千个被试的数
据。尽管单一研究项目的结果有时难以解释,但当把它们汇
聚起来之后,整体结果却还算清晰。早期介人的短期教育项
目并不一定会将智商提高30分。同样,〃心智开启〃和诸
如此类的项目也并非绝对失败。早期教育介人项目确能对参与
此项目的儿童的后期教育产生具体的、可靠的影响。这些儿
童留级的比较少,被送人特殊教育班较少,对学校和学业成
绩有比较多的正面态度,并且表现出持久的学业进步(参见 

Lee ; Brooks…Gunn ; Schnur ; & Liaw ; 1990; Bamey ; 
1999 )。

加拿大心理学家提摩西·摩尔(Timothy Moore )曾讨论
了如何通过增加人们对证据集中原则的敏感度,来促使法庭审
判更好地应用专家证词(Moore ; 1996)。他特别讨论到,
当某一个专家的证词只是表达个人意见,难以代表该领域专家
的共识。摩尔给出了一个叫犹太教士(JudasPri~st )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关于两个少年自杀事件,他们的父母将〃犹太教
士〃的乐队告上法庭,因为他们认为是该乐队所奏出的音乐
含着某些潜意识的信息,诱导了他们的儿子去自杀的。尽管当
时科学在这→领域的共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那些潜意识信
息会产生导致人走向自杀的效果(即使现在,这一共识仍然成


第八章别了,爱因斯坦综合征。 
203 。 

立)。然而该案的法官显然受到某一个坚信用心理动力学来解
释这一事件的学者的影响,而没有听从科学界大多人的共识。
摩尔就此下结论说:

但是,我们最终的分析结果是,误导法庭的不是那些一
眼就可揭穿的伪科学,而是这位专家的误导……他的观点虽然
极富想像力和逻辑性,但是却与先前科学界对这个现象的理解
大相径庭。很出色的履历和出众的职位并不足以保证一个专家
的观点具有科学依据。任何一个专家,如果他的证词独树一
帜,风格奇特,且不为科学界的多数同行所接受,那么他就
没有在法庭上发挥他应发挥的作用一…将他的专业知识传授给
法庭。 
(p。38 
) 


集中原则也告诉我们,心理学所有的研究领域都应该使用
多种研究方法来研究同一个问题。由于不同类型的研究技术各
有千秋,从各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之中求取一个平衡作为一个
问题的结论,是比较妥当的。长久以来,心理学→直被批判
为过分依赖实验室的实验技术。这种批评也是心理学家们相互
争论的一个话题。它是不是正确要看具体是在讨论哪一个特定
的研究领域。但是,不可否认,心理学的各个领域近年来都
已经开始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了 
O例如社会心理学家,他们
曾因为过于依赖实验法而受到最多批评,而如今都已经开始大
量转向富有想像力的现场设计,从而可以依藉证据集中原则来
支持其理论 
(Kunda, 
1999)。

心理学家比伯·拉坦( 
Bibb Latané )和约翰·达利( 
John 


。204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Darley)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例子。他们因研究所谓〃袖手旁
观〃现象而广为人知。这个现象是指,在紧急事件发生时,人
们不向受害者施助的现象。拉坦和达利( 
1970)发现,在许多
紧急事件发生时,旁观者会向受害者施助的可能性,会因为有
其他旁观者在场而降低。

然而,这两位研究者清楚地知道,如果仅依靠观察实验
室中的被试,在遇到紧急事件时的反应,来下他们的结论,
那么这些结论就太令人置疑了。因为在实验室中,目睹紧急
事件的被试都是自愿到实验室来参与实验的。这些人可能都比
一般人更愿意帮助别人。为此,拉坦和达利设计了另外一个
有趣的实验,希望用另一个情境来观测这一现象。他们找到
一个愿意合作的卖酒的商店,该商店同意假装店里发生盗窃事
件。当收银员跑到店铺的后面去为一个〃顾客〃拿啤酒时,
该〃顾客〃(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同谋)拿了一箱啤酒走出商
店大门。这一假盗窃案的上演,总是安排在收银台前正好有
一两位真正顾客目睹这→事件的时候。收银员回来后问这一或
两个顾客,〃嗨,刚才在这里的那个人哪里去了?你看见他
离开了吗?〃这样,就给顾客一个机会向收银员报告刚才发
生的盗窃事件。与实验结果一样,当有另一个旁观者在场的
时候,亦即有两个真正顾客在场的时候,向收银员报告盗窃
案的行为减少了 
O

并非仅仅是社会心理学家企图在不同的情境中重验其研究
结果。认知心理学家们也开始探索如何将他们的许多实验结果
向外推广。例如,吉格瑞恩 
(Gigerenzer, 
1984)研究了
〃频率一效度效应〃的可推广性。这个效应是指,一个不熟


第八章别了,爱因斯坦综合征。205 。 

悉但看似有理的论断,不管是真是伪,仅仅经过不断地重复,也
会增加人们对它的相信程度。这个效应成功地得到了多次验证,
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在实验的情境中,用大学生为被试(并且绝
大多数在美国)。于是吉格瑞恩做了一个非实验室情境下、用非
大学生作被试的研究。他在德国慕尼黑的许多非大学生的成年
人家中进行验证,也发现有〃频率一效度效应〃,而且其程度与
实验室中美国大学生被试所得的几乎相等。

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的〃概率推断〃原理许多都源于实验室
研究,但同时也在现场研究中得到证实。例如,研究者们曾经
探研过诸如外科医生、股票经纪人、陪审员、经济学家和赌徒
等人士,如何在其特殊的工作场境中做出概率推断 (Belsky & 
Gilovich ; 199隽 Gilovich, Grif缸,& Kahneman ; 2∞2; Kahneman 
& Tversky ; 2仪队 Wagenaar, 1988)。行为决策理论的原理也已
经应用在许多现实生活的情境中,例如,丹佛市警察局用它来
决定使用哪种型号的子弹为最佳(Hammo时,Harvey, & Hastie ; 
1992 )。亚利桑那州也用它决定是否需要在它的中部修建一座大
坝 (Hammond et al。; 1992)。

实验与非实验结果的证据集中也成为教育心理学领域的突
出特点。例如,针对不同课程安排所做的实验研究和现场研
究都表明,早期语音教学有助于阅读技巧的习得 (Ehri, 

N unes ; S tahl ; &Willows ; 2001; Pressley ; 2002; Rayner ; 
Foorman ; Perfetti ; Pesetsky ; & Seidenberg; 2001 ; 2002; 
Snow ; Burns ; & Griffin ; 1998; Stanovich ; 2000)。

简言之,当前的心理学研究使用了不同种类的实验技术和
情境。尽管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有时候过分侧重使用某一类的技


。 206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术,然而与几年前相比,心理学中不同研究方法的频率分布已
经比以前更加平均了。

向更精确的万法前进
对于某一问题的研究,我们通常是从相对比较弱的方法向
可以做出较强结论的方法转移。例如,我们常常是受到某个
非同寻常的有趣个案的激发后,才产生某个特定假设的研究兴
趣。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的,这反映出个案研究的真正
作用所在:为进一步研究某问题提供一些假设,同时激发科
学家们用更为严格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假设。紧接着个案研究之
后,研究者多采用相关研究,以确认变量之间是否真正存在
联系,而不只是存在于几个特殊个案里的巧合现象。如果相
关研究证实了变量之间的关联,研究者就开始尝试采用实验法
来操纵相关的变量,借以找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从个案研究到相关研究,再到实验操纵变
量的研究方法序列。尽管并非每个研究领域都遵循这一逐渐向
精确研究方法前进的规律(有时不同类型的研究会同时进
行),但这一研究方法序列的确是比较常见的。
在讨论向更精确的研究方法进军之前,必须纠正一些读者
可能从第五章的讨论中产生出来的误解,认为相关研究在科学
中是无用的。的确,当面临要验证一个因果假设,并且相关
法和操纵变量的实验法同时可行时,操纵变量法可能更受青
睐 
O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对人类知识毫无贡献。
首先,许多科学假设都以相关或缺乏相关的形式来表达的,因
此相关研究是直接在验证这些假设。第二,尽管相关无法确定


第八章别了,爱国斯坦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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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却确保有相关。也就是说,尽管相关研
究无法清楚地证实一个因果假设,但它可以起到排除因果假设
的作用。第三,相关研究要比它们看上去更有用一些,这是因
为最近发展出来的一些复杂的相关设计可以让研究者做出相当
有限的因果推论。在第五章中讨论了偏相关这种复杂相关技术,
通过这一技术,我们有可能检验出是否是一个特定的第三变量
造成了观察到的一个关系。

我们常用相关研究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有时出
虑,无法对一些变量进行操纵(例如,营养不良或肢体残
障)。其他变量,诸如出生顺序、性别、年龄等,则因其
无法被操纵,而存在着它们之间本有的相关,涉及它们的科
学知识也因此必须建立在相关证据基础上。当然,这一情况
并不是只有在心理学领域才有。天文学家们显然无法操纵所有
影响其研究物体的变量,然而他们依然能够从中做出结论。


有一个实例可以阐明,在健康心理学中这种研究方法的演
化。这个例子就是有关 
A型行为模式与心脏病之间的联系 


(Curtis & O'Keefe ; 2002; Friedman & Booth…Kewley ; 1987; 
Friedman & Ulmer; 1984; Miller; Tumer; Tindale ; Posavac ; 
& Dugoni ; 1991; Wright ; 1988)。最初, 
A型行为模式这
一概念源于二位心脏病专家的观察,这二位医生从他们一些病
人的行为那里发现了一个稳定的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包括时间
紧迫感,目标不定的敌意,以及对成就的极度追求。于是,
一些医生通过对少数个案的观察,提出了 
A型人格这一想法。
这些个案研究推出了这个幌念,但这还远远不足以作为支持一种
假设的有力证据,这个假设就是,一个特定的行为模式是造成心


。 208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脏病的原因之一。要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少数几个个
案研究,它还需要由心脏病专家、生物化学专家和心理学家所组
成的研究队伍数十年的努力。

对该问题的研究迅速从简单的病例积累向使用更精确的研
究方法的方向不断前进,因为如果只是用个案研究法,这一
假设的真伪永远难辨。研究者在朝向用一个比较精确的研究方
法前进时,必须进一步发展出 
A型行为的操作定义。通过大
范围流行病学研究,研究者先在 
A型行为和心脏病之间寻找并
找到了相关。接着,这种相关研究工作变得更为深奥复杂。
研究者利用复杂相关技术来寻找潜在的第三个变量。由于行为
模式与其他传统心脏病风险因素(例如吸烟、肥胖和血液中
的胆固醇水平)都有相关,所以很有可能 
A型行为与心脏病
的关系是虚假的。然而,研究结果表明, 
A型行为可以是一
个用来预测心脏病的独立因素。这是因为,当其他可能影响。 
该变量的因素被统计学的技术加以排除之后, 
A型行为与心脏
病之间的关联仍然存在。

最后,研究者利用实验研究来操纵变量,借以探讨两者
之间是否可以找到因果关系。有一些研究试图验证是否是一
些生理机制影响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动物作为实验被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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