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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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尽快结束会晤。
这次意外之后，我只保留了前额上的一颗假痣。没人发觉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次很意外的巧合。6 周后，山姆又忙碌地安排另一次行动，而且他第一
次告诉我行动的细节，请我也参加。事情大概一样，只是要会见的人背景不同而已。
山姆自己当然没问题，但当我听到对方的姓名后．又大吃一惊。
我对山姆说：“这回可不行，山姆。我6 年前曾在巴黎见过这人。我曾在巴黎
一间便宜的酒店住了差不多4 年，在酒店里认识了这人，和他一起出去找女人，却
反而被两个年轻的法国女人缠上了，她们带我们去一家香摈酒廊喝香槟，我发觉那
儿的香槟酒质差价格高，我立即意识到我们可能被骗了。虽然我表示了反对，但他
却不听我的意见，施了点小恩小惠，把他那个女人弄到了手，并把她带回酒店做爱。
我则单独回酒店。第二天一大早，他跑来敲我的门谢谢我，说他按计划要离开巴黎。
我知道他在一间有名的机构工作，但我怎么都没想到，竟会在干这一行时又听到他
的名字。我敢肯定他还记得我，因为那个法国女人是我帮他弄到手的。”
这实在太过巧合了，山姆不信我说的，他很气愤，认为我一定有其它理由不愿
合作，并坚持时隔6 年，那人一定已经认不出我了。可我很坚决，因为我知道自己
在说些什么：那个法国女人是那家伙睡的第一个白种女人。他绝不会忘记那次艳遇
的，换谁都不可能忘记。
山姆只好找了一位朝鲜裔的美国官员去扮演我的角色。
清者自清，事后山姆有些心虚地告诉我：那个目标人选对山姆的朝鲜日语翻译
的流利日语很感诧异，说：“我曾在巴黎碰见过一个台湾大学生，他的日语水平也
很高。他名叫洪保罗。”
我感激山姆的坦荡。那个目标人选甚至还记得我的全名。可想而知，法国女人
的床上功夫一定了得。
有时这世界真是太小了。我时时在伪装后意外遇见熟人，新闻社的同事，老朋
友，姻亲，甚至还有7 年前我在巴黎的日本女朋友。
我初见她时她还是个处女。虽然我化妆很浓，她还是认出了我。她兴奋地叫了
起来，问我她怎样才能再找到我。我一时显得很狼狈，结结巴巴地对她说：“我结
婚了，是的，幸福，很……，请……理解。现在请……，真的要走……，改天……”
另一次不可思议的重逢：1957年夏无，在华盛顿我好像发疯似地爱上了一个法
国女人，但我们在一起仅3 天。1959年我赴巴黎，一下飞机就直奔她住的公寓，一
门心思地要向她求婚。她是我所见到的最美丽、大方、聪慧的女人，会说6 种语言。
可惜的是，她当时没住在巴黎那间公寓里。我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了她，但她对我说
的第一句话就是：“猜猜我现在怎样！我正准备这个礼拜结婚！是不是不可思议？！”
是的，绝对不可思议。我的运气就是如此。
她嫁给了一个同她非常般配的上流绅士。
没想到12年后，我脸上化了淡妆，竟和她单独面对面在豪华酒店的电梯里相遇，
我一时百感交集，无言以向。她手上拿着她的房间钥匙，腋下夹着一件名贵的貂皮
大衣，高贵典雅。她没有认出我，绝不会想到我在日本，而我觉得此时此地又见伊
人，真恍若在梦中一般。我那晚还有一项工作要做。我当时没有对她作任何表示，
只默记她的房间号码，。
大约到了晚上10点钟，工作结束后，我对山姆说我要给住在同一间酒店的她打
电话。山姆依然有些半信半疑，但他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开始知道无论什么难以
想象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给她打电话时，山姆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听着。
她已经上了床。我费了很大的劲，用了两种语言，才抹平了12年光阴的沟阂，
使她终于相信原来是我。（我的形象在她的记忆中并不深刻。但我能呼出她的闺名，
这使她终于在记忆中找到了我的位置。〕我要她在10分钟内穿上衣服，我则L 前敲
她的门。我和她一起走进东京迷人的夜色中，相叙初年。
后来，我调往欧洲工作，又与她取得了联系，她和她的丈夫邀请我们全家到她
家中作客。她们的生活正是我和和子所喜欢的那种：雅致、考究、平和温馨，文化
味十足。
如果在过去我有什么值得欣慰的话，那就是我和异性朋友相处的方式。即算是
因为我的愚蠢而分手，双方依就是好合好散，极少带有怨恨之气。或热情似火，或
如歌如泣，我都能体会个中的美妙之处。有时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有时是肉欲
的亲欢，我都能自尊自重，表现得像个骑士。爱情是丰美的盛宴，留下的不应是苦
涩。
正因为如此，当我1982年到罗马时，我携家眷依次拜访了20多年前的四个女友，
几家人后来都成了朋友。
有一位女友原来是意大利贵族出生（我过去并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并不知她的
全名）。我在罗马的电话号码薄上好不容易找到她的缩姓，然后致电她。对她来说，
要找回23年前并不是很重要的记忆，确有些困难，但她终于还是想起了是我。刚好
她的独女不久正要举行婚礼，她邀请我和和子参加。
作为职业习惯，我迅速对她的家庭进行了了解，发现她的家族竞然出了2 个罗
马天主教教皇和12个红衣主教。
那是一个使我印象深刻的婚礼。知情的人发现，“罗马所有的贵族都莅临祝贺”。
珠光宝气，华彩精呈。
第二天，在他们的家族教堂中等待仪式正式开始时，我和一位前意大利驻美大
使的遗霜闲聊，获知他们家族竟可以追溯到西塞罗。我想印证一下我有没有听错：
“您是说尤利乌斯·恺撒时代的西塞罗？”我在台湾时就背诵尤利乌斯叶岂撒的故
事和莎士比亚的两起悲剧。
我还有机会到丹麦赫尔辛基和意大利维罗纳，找寻哈姆雷特和罗蜜欧与朱丽叶
的踪迹；到威罗纳，到苏格兰，莎士比亚不朽的悲剧索绕在我的心扉。
有趣的是，我到这四个莎士比亚悲剧的历史遗迹都纯属偶然：在哥本哈根（丹
麦首都——译者注）执行任务，我正在料峭寒风中找洗手间，却不经意看到“哈姆
雷特城堡”；驻派罗马，在罗马广场上我似乎呼吸到尤利乌斯·恺撒时代的气息；
在维罗纳，我正埋头走着寻找停车场和酒店时，却看到一个标志牌L 写着“朱丽叶
故居”，在那以前，我还一直以为罗蜜欧和朱丽叶不过是小说里的人物；最后一次
到欧洲，带儿于彼得到苏格兰去看“尼斯湖怪兽”，却在苏格兰北部又见到了“麦
克白城堡”（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在东京，这次行动已成了我的日常工作。这段时间里我犯了一个情报人员的大
忌：我同时随身带着两个身份证。这是违反职业规定的，但我别无选择。我和山姆
不同，因为我常常会在东京遇到熟人，所以必须带两个身份证。中情局要求如确有
必要，必须使用特殊的藏匿方法，将一个身份证藏在身上，但我没有作此准备。
我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我想如果被日本警察查问，我就给他看新闻记者
的身份证，他应该不会再难为我。如果这样还不行，那本身就已表明我们的整个行
动已经败露，再遮遮掩掩已无必要了。
不过，这样我就要小心，千万不能卷人交通意外事故中。
前苏联间谍理查德·索杰曾在东京郊外遇到一起严重的摩托车车祸，被送进了
医院。
虽然极度疼痛，但索杰坚持不让医院对自己实行麻醉手术。他要人打电话叫他
的同事来医院，向同事暗示，在他内衣口袋里有机密文件。当看到同事顺利地找到
了文件后，索杰便失去了知觉。他不愧是间谍中的姣姣者。
我得在脑子里先行排练好，在同一酒店的不同场合，该怎样把握自己的身份：
在酒店大厅，应使用真实的身份；当进人某一楼道或转过某一个转角后，在包括清
洁工和一些餐厅的女侍应面前，我又变成化名的身份。但如果在这些场合我又碰到
熟人，又必须能自如地转换角色。可想而知，我的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
每当我要走出自己住的公寓外出时，和子都会为我检查身边所带的东西：两张
放在特定口袋里的身份证、化妆盒、一些零钱、纸币（常是大面额的）、空白支票、
发蜡、烟草、假眉毛、假痣等等。
我和山姆都急切地想去日本西部的名古屋和大贩，以发展新的对象。我们去了，
但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进展。
有一个大热天我和山姆去西部，挤在拥挤的车厢里，道路又弯弯曲曲，我流了
一身汗。我再看看我们可爱的“安顿·诺维克”，他穿着那件其实是冬装的唯一的
双开襟西服，活脱脱已成了一只正在洗桑那浴的猪。
我赴约时绝不迟到，除非是特意迟到或是得到预先警告。大约从1956年起，包
括被交通拥挤所耽误，我总共的迟到次数也不会超过15次。
和子和彼得首先就被我这个“愚蠢的习惯”搞烦了。不过到现在，至少彼得也
已有了这样的习惯，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你从不迟到，从另一角
度上来说，可以使你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准备即将开始的工作。
有一次弄得我很紧张。我化了妆后正准备开门出去，突然我的一个叔叔在门外
敲门。
我们的公寓可没有后门可走。而我绝不可能不让这位长辈进屋。我只能让妻子
去应门，自己却跑进浴室，飞快地褪去化妆c 而后找借口让叔父尽快离去，又跑进
浴室化妆。但我终于还是准时赴约。
我们一位官员曾引用前长官艾伦·杜勒斯的话：“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你虽
然只迟到短短的10分钟，但这对于正在等你的特工而言，则可能是以生命危险为代
价的10分钟。”
我有一次在罗马等上司时，就有类似的遭遇。我认为他是怀着卑鄙的意图故意
迟到的。
有很多的约会地点可选，而他却非要选择在伊拉克大使馆前与我见面，而那时
伊拉克正与伊朗交战。我提出可否在另一地点见面，他很傲慢地拒绝了我的建议。
我请求他准时到约会地点。结果我准时去了，而他却很自然地迟到了。
没多久，就有三个伊拉克人出来检查我的车。那时到处都有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我竭力挤出些笑容，以缓解他们的疑虑。
7 分钟后，那位上级才姗姗来迟，脸上丝毫没有一丝歉意，也不向我作任何解
释。
第二阶段的招募行动持续了2 周，结束时还有一段小插曲。
在酒店的最后一晚，我和山姆决定放松一下，庆祝我们所取得的出色成绩。
在酒店大厅里，我看上了三个美貌的日本女人，于是征求山姆的意见。好极啦，
为什么不？山姆也想“浪漫”一下了，他这时已差不多忘了做爱是怎么一回事、该
怎么做了。但山姆说：三个女人？对我们两个？他有点犹豫不决了。我马上劝说他
这没什么，我们一定能搞定，我知道怎么应付这种情形，相信我对女人的经验。况
且连凶狠的敌人我们都对付得了．何况三个日本女人，干吧？
我在巴黎时对“猎艳”就有一套，我能感觉到这三个日本女人是在找刺激。她
们肯定不是妓女，但今夜不只是想卖弄风骚调调情，而是想找男人真刀真枪，疯狂
一夜。我说不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是在大厅里，从她们的气息中，我
还是能感到她们身上的雌激素在喷勃涌动。发情的女人。她们穿着都很不错，看起
来经验老到。
我问山姆是愿意做安顿·诺维克先生，还是想做山姆·斯威福特本人。山姆笑
着说他想做个“会说流利日语的”诺维克先生。这个想法不错，他既可以用日语和
那三个骚娘们沟通调情，又能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吗，当然还是再当一回陈先
生啦。
我走近那几个女人，有礼貌地邀请她们“到我们的套间去喝点酒玩玩”。她们
竞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令我们“无暇理会女人”的山姆先生很觉意外。
回房后，我和山姆悄声商量着策略。如果有人到访，山姆就和女人们一起躲起
来，让我一个人去应付来人。即使是从于这类事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不失情报官的
特色。
我们于是打开名贵的威士忌，要大家一起玩“脱衣扑克”。两个女人马上迫不
及待地赞同，而另一个看起来较年轻、长得又最漂亮的则有些犹豫。我一眼就看出
她是那两个缝制高级衣服的女人的徒弟（难怪她们穿得很好），而且，不是开玩笑，
一定还是个处女。另外两个则都是30岁上下，一个结婚，一个离婚了。
不久，我们就惊讶地发现对于那两个急于想脱下自己的衣服的女人来说，这种
游戏实在是太慢了。山姆于是用日语建议改玩“牙签”游戏。谁抽到五根火柴中最
短的那根，就脱下一件衣服。这个玩法虽然简单得近于荒唐，但效果绝对一流。两
个年纪大一些的女人高兴得咯咯笑，而那个处女只勉强同意c 这纯靠运气，不久，
我和山姆几乎全裸，而那两个最想脱的女人却几乎没脱。这可不行。我们可是一流
的中情局情报官，绝不能在这样愚蠢的游戏中输给这些业余选手。我和山姆交换了
一下眼神，无须一言一语，我们就各自施展手脚，开始作弊。
也是运气，那位不幸的处女小姐最早输得脱光了最后一丝衣服。她哭着掩面跑
进了浴室。
那位处女小姐很漂亮，她无助地竭力想用手掩盖双乳的神态，酷肖希腊女神。
我和山姆绝无诱使她脱衣的想法。她哭着躲进浴室后，我和山姆互望了一眼，然后
又看了看那两个已经面似桃花、兴奋异常的女人。我们还等什么呢？上！
暴风雨过后，那位处女小姐静静地走出浴室，手里抓着一条大毛巾，遮着她还
全裸着的身子。她的双眼还红红的，面上带着难为情的微笑。她依然纯洁美丽。
我们发展的那三个特工都向我们提供情报，但他们的价值和获取情报的能力各
自不同。他们好像并未意识到是为中情局服务，或至少他们表面上装作不知道。
我们案官并无必要告诉特工我们是什么人。很多人并不喜欢，甚至害怕中——
情——局这三个字。所以我们也不用这三个字。从另一方面来说，“被招募”的特
工也不想问他们是为谁提供情报，这有点像鸵鸟，埋头砂中装不知。他们有“评价”
他们自己行动的准则，那就是金钱。
成功发展了三个新特工后，山姆就表面上回到了欧洲。我则表面上到香港和其
它东南亚城市做生意，每隔两星期“回东京一趟”，分头与三个特工见面，拿取情
报资料。山姆依照我的接触报告和我转交给他的情报资料写出情报报告。这样，这
三个特工实际上是由我直接控制。后来，“安顿·诺维克”又每两个月从欧洲到东
京，以加强对三个特工的了解和联系。人总是倾向于接受那些令他感到愉快和高兴
的事物，同时排斥和拒绝其它可能性，就如同是一种自我催眠。
我经常随身带着一板香港夜总会的纸板火柴和一本香港酒店的便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