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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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妈妈！）
　　　　我受到了日本老师和学生对我精神和肉体的严重虐待，他们在欺负我的时候绝
不手软。我那时还只有七八岁，而母亲教育我要在压力面前决不让步，为此日本小
学的老师甚至嘲笑我母亲灌输给我“又傻又倔的思想”。
　　　　正是这样苦涩的童年塑造了我具有反抗精神的性格c　那时正值战事紧张的1944
年。
　　　　最近，往事又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妻子后来指责我不该在吃饭的时候讲这些
事。）每当我看见浅紫色，我就会想起台湾很常见的一种大蜗牛壳的内壁。因为在
我八九岁的时候，三个日本同学欺负我，后来我们打了起来，我终归是敌他们不过，
其中两个孩子按住我，另外一个扯住我的头发把脑袋往地板上撞，然后用个蜗牛壳
到屋外地上装满沙土，回来全部灌进我耳朵里。就是用的那种蜗牛壳，这在我的记
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我没有哭，更没告诉母亲，因为我害怕她知道后会强
迫我去和那三个坏孩子再打上一架。
　　　　母亲已经那样做了好几次了。
　　　　比如有一次，我母亲让我去向一个四年级的恶棍和他母亲要求道歉，那时的我
仅读一年级。我只好接她说的去做。一路上我紧张得双膝发抖，结果却出乎我的意
料，他们真的向我道歉了，这使我明白：只要自己是对的，就不要怕。这就是我母
亲。
　　　　还有一次，我也在读小学，当我第二次被一只德国牧羊犬攻击的时候，我坚定
地站在那里，尽管我怕得直抖，但最终成功地接近它并抚摸它。
　　　　在日本人众多的地方做一个少数的外来者是很不容易的。日本人总是十分傲慢
无礼。母亲告诉我，如果我有理，就要反击，如果我背理，就要道歉。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过去如此，现在也大致如此。我学会了一些
弹性，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我很少妥协。
　　　　50年代，当我看到美国南部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时候，我对黑人的处境有强
烈的同情，因为我和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知道生活的痛苦和屈辱。
　　　　我是在严格要求和管教下成长起来的，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坚韧的性格，同时
也学会了生存之道。
　　　　不论什么原因，不论什么方式，当一个人不惧怕死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无比强
大，因为他不那么容易死，他就反而会成为一个幸存者。
　　　　现在，我的感情很丰富，常常会感动流泪。直接地表达自己老实、纯粹的情感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相反，说谎。掩盖真象倒是最大的缺点。
　　　　虽然我容易动感情，但只要形势需要，我也会强硬。冷酷、有泪不轻弹。我把
我的这些观点都教给了我的儿子，不过对这些观点做了一点修改，使之稍微平和了
一点。从辛酸的童年生活中，我领会到，一个正派的人或者说一个绅士，必须具备
诚实、努力、顽强和同情心，这是必须的基本素质。“绅士”这个词的含义要比
“一个男人”的内容丰富许多。
　　　　儿子3　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教给他一些空手道的基本动作，他每天早上都练习
实用空手道的技术，直到上高中。
　　　　儿子6　岁时，在东京读一年级。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住在我们附近的日本小
孩欺负他，回家后，我鼓励他，用他的铁拳教训那领头的混蛋，打他的鼻子，打他
的眼睛，打歪他的下巴！首先要制服领头的那一个，其他的就不用操心了。
　　　　有一天，彼得回家诉说他被两个日本孩子无故地打了一顿。他上的是一所国际
学校，穿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校服，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日本孩子的欺负对象。
　　　　我问他是否按爸爸说的方法回敬了他们？彼得有点沮丧地说，他打了那家伙的
胸，结果又被别人踢打了一番。
　　　　“为什么，彼得，为什么不用拳头重重地打他的鼻了和下巴？！”我问彼得说。
　　　　“我够不着他的下巴！”
　　　　“那你哭了没有？”我又问。
　　　　“有一点。”他红着脸承认了。
　　　　我表扬了彼得，毕竟他勇气可嘉，我无法想象当年的我会不会做得像他那么好。
　　　　他不愧是我的儿子，敢和两个连下巴都够不着的坏孩子对打，我觉得很自豪，
我相信我那去世的母亲也会赞赏彼得的勇敢之举。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彼得和妻子一起去找那两个欺负我们宝贝儿子的坏小于，
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
　　　　当时，如果不是妻儿和路旁的工人在场，我会宰了这两个五年级的无赖。我想
我必须吓唬一下这两个一钱不值的傻小于，我大声宣布，以便在场的人都听见：要
是还有下一次，上天作证，我会把他们、他们的头儿、他们的老师、父母、祖宗，
任何一个有关的人都送进监狱。打那以后，这种骚扰彼得的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彼得在美国读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被校长召去，因为学校怀疑彼得卷
人一场是非。
　　　　彼得究竟做了什么呢？他的同学威胁了他，并推搡了他，彼得就用拳头反击，
打了那家伙的下巴。哈！这正是我教的。
　　　　结果是挑起事端的同学被彼得打倒，并有轻微的脑震荡。
　　　　好！就是要告诉那小子，彼得可是每天都练空手道的！校长很害怕，但我保证
地说空手道精神是从不提倡主动挑起争端的。
　　　　当太平洋战争进人紧张状态时，我们举家迁往农村，以便躲避美国人的炸弹。
我们家和外祖父住在一起，他是一个大地主、著名的诗人。这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家
族，我的外祖父后来被誉为台湾400　年来最伟大的30个人之一。
　　　　在乡下，我每天都领着一群兄弟和侄儿围着遍植热带果树的大花园散步，就是
在那时，我学会使用又大又快的刀，也第一次认识到把刀当作工具的优点，这刀好
像是我的手指头和指甲的延长。
　　　　当时，我们尽管在乡下，食物仍然十分缺乏，常常要到外面找吃的，还要帮体
弱的母亲做点家务。
　　　　偶尔，我会去钓田鸡，但田鸡很容易引来蛇，我得时刻防范蛇袭击弟弟。曾有
一天，我共杀了4　条蛇，那时我9　岁。
　　　　1945年8　月，太平洋战争以日本的投降而告终，我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虽然日本的战败是件意料之中的事，但对我们的震动也不小。
　　　　我们的国籍立刻就由日本变成了中国，但这种变化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莫名其
妙，只有我那十分爱国的祖父为这一变化欣喜若狂，我父亲的感觉有点复杂，但是，
因为我们不再是日本人统治下的二等公民了，父亲也为此感到高兴。而我则是很糊
涂地过了这段日于。
　　　　对我来讲，困难的是必须学说台湾话。虽然我仅是11岁的孩子。学这难学的台
湾话还是有点难。
　　　　尽管我开始学习台湾话和普通话，但仍遭受了新的歧视，首先来自台湾人的，
然后就是大陆人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把蒋介石打败了，蒋政权逃至台湾，就以我
们的解放者和老大哥自居。因此，台湾人和大陆之间常有磨擦。
　　　　我在台湾上的初中，仍旧过着受排斥、受欺负的生活。
　　　　到学校的第一个月，有一帮同学故意刁难我，他们要我借他们一本小说，被我
拒绝了。他们就用生锈的剃刀架在我喉咙上威胁我，仅仅因为一本小说就这么凶，
简直是一帮地道的恶棍。
　　　　类似的恶作剧经常发生，但我很少打别人，偶尔我也会对付他们，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用我那把锋利、精致的刀。
　　　　那时的台湾是一个不安定的地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不验证着适者生存的
真理。当然，我也学会了怎样生存下去。
　　　　顺便我想带一句，也许是巧合，我这一生中只参加了两个毕业典礼，而且是最
初的两个，一个是幼稚园，另一个是小学，我总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错过了另
外五个。
　　　　1949年，在我初中毕业时，学校被蒋介石撤退的部队占用了，当时我心中最关
心的是校游泳队那些女孩子的安全问题，因为那些疲于战事的大兵正用我们的游泳
池洗澡。
　　　　后来，我成了游泳队的队长，这是一支以前被誉为台湾最好的游泳队，不过，
我当队长时，成绩不好，我虽然游得不太好，但我却是一个好教练，一个好管理者。
　　　　在我高中毕业的前二天，我因为做了一件坏事被抓了起来。我身上带着一把刀，
这在别人看来像是在持刀行凶，学校为此专门开会，讨论到底是开除我，还是仍让
我毕业。这样，我就又错过了高中的毕业典礼，但被允许毕业，并继续参加了大学
人学考试，我被当时最好的国立台湾大学录取了，两年之后，我去了美国，而我的
学位是在法国得到的。法国根本不存在毕业典礼这回事，学生们只是到学校的布告
牌前找自己的名字。如果毕业榜上有自己的大名，则舒心地叫一声：“我获得博士
学位了！”就这么简单，没有游行，没有热闹的吹奏声。这就是命吧，我只参加了
今生最初的两次毕业典礼。
　　　　我非常感谢已故的母亲，她对孩子们的成长倾尽心血，年轻时她对我们的教育
非常严格，年龄稍大一点后，对弟弟们的态度就温和了许多。因为她对我严格的管
教，使我觉得和母亲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
　　　　事实上，母亲就是用诚实、正直、遵守纪律的准则来要求我、锤炼我，塑造我
的个性。
　　　　她希望我坦诚，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坚忍不拔的性格，这些要求，对一个孩
子来讲的确高了一点，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方面都没有达到她的期望。
　　　　她要求我必须努力把每件事都做好，不允许有半点折扣。她完全可以同有伟大
声誉的犹太母亲相媲美，她给我讲贞洁、忠诚、正直这些美德，让我读历史上东西
方英雄的故事，希望我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的创造力和
对正义、公平的态度等等。她教我不怕“死”。如果不怕死，痛苦也没什么可怕的。
虽然母亲没有信教，她认为在生和死之上，仍有更高的存在。
　　　　母亲教育我要有求知欲，要提得出问题，然后去证明，去学习。求知欲催人向
上，是我一生前进的动力。这正是母亲教给我的。
　　　　后来，在母亲临死前几个月里，她奋力和已经扩散的癌症作斗争，接受了及时
的医治。但她被手术和化疗折腾得十分虚弱，当我发现母亲已失去了她那特有的求
知欲时，我伤心地意识到她快要离开我们了。因为她已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正如她
教诲我的那种学习、奋斗的动力。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只在考试成绩上和我妥协。在我接受早期教育的头两
三年中，我是一个全优的好学生，但自从读日本小学之后，我的成绩单上就奇怪的
只剩下不多不少三个优了，每学期皆是如此。而且假如得优，则都是些不重要的课
程，比如：手工、音乐之类，而不是数学课或更“重要的”其它课程。母亲就十分
担心。慢慢地，她明白了这其中另有原因。
　　　　此后，我便不太关心考试的成绩，而对我要求严格的母亲也很少为后来我得的
坏成绩责怪我。
　　　　后来，我带着我成绩很好的女朋友回家时，母亲有时会问：“怎么同一次考试
你只得及格，她得优呢？”实际上，母亲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我那些
弟弟们，他们在学校尽管成绩很好，却没有经历我受过的磨难。
　　　　这种对考试成绩漠不关心的态度，后来从各方面都证明是有害而无利的。尽管
我“学得很好”，能通过最好的学校的人学考试，但我的成绩记录却都不好。
　　　　我要强调的是，儿子和我不一样，他应该有好成绩，但我也不苛求他。毕竟还
有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东西。对这一点我表示充分的理解，我要求孩于努力向上，
但不必为学校的名誉，更不必为一个不公平待人的老师填的成绩卡上的分数去费劲。
　　　　在国立台湾大学时，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女朋友。她是在大陆“优裕”的环境中
长大的，这种恋爱“组合”在当时的台湾是极少的。我必须忍受其他人陆来的人对
我的嫉妒和仇视。这样类似的种族歧视对我来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后来我还遇过
比这更糟的情况。我们爱得很深，我觉得很愉快，但这段感情的最终结果是不可避
免的。那时，年轻的我对生活、对爱的认识还不成熟，后来，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才
学会驾驭爱情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
　　　　后来，我去了美国，第一站是德州，待了一个学期。在那里，经过洗礼，我成
了罗马天主教徒，后来又到了美国东北部，因为在我的想象中，这一带是文化教育
中心。
　　　　我对新学校没什么好感，而学校就更对我没有好感。经过糟糕的三年大学生活，
被学校以“成绩缺少进步”的理由巧妙地开除了，这是我听到的又一种新的拒绝理
由。
　　　　我不否认我的行为方式中存在缺点，我的学习也不好，但我不想仔细讨论我记
忆中这段失意的生活，而且这段时间，我也很少去罗马天主教堂。
　　　　尽管如此，也许是无意，我在德州的圣·伊格纳修斯（注：圣·伊格纳修斯是
耶稣会的创立人）教堂接受洗礼，被耶稣会大学开除，而后在东京的一间圣·伊格
纳修斯教堂结婚，后来在罗马偶然遇到了耶稣会的代理总长，他成为我关系密切的
几个基督导师之一。是他把我又重新带回了天主教。
　　　　后来，在罗马，我有时去耶稣教堂，这里存放着耶稣会奠基人——罗亚拉圣徒
伊格纳修斯的遗物；有时拜会梵蒂冈的耶稣会总部做弥撒和忏悔：有时去耶稣会其
拥有的冈多夫城堡的罗马教皇夏宫；有时到耶稣会格里戈里大学作忏悔或会见朋友。
我对自己和耶稣会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牵连感到惊讶和高业自从被大学开除之后，我
去了巴黎，打算在巴黎大学学习，我热爱法国的文化、语言和法国人的生活哲学。
　　　　众人周知，巴黎是个迷人的城市，我也对她一见钟情，这样的感情在我度过了
三年清教徒式学生生活后很容易产生，我简直被巴黎陶醉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未能如我所愿。我的法语不好，这使我难以在像巴黎大学这
样的法国名牌大学里学习。
　　　　很快，我就不上课了，像很多其它到巴黎的外国学生一样，我成了一个“巴黎
游民”，过着那种既不工作，又不学习，成天泡在咖啡馆里喝酒，看闲书，向女人
抛媚眼的生活。
　　　　我开始酗酒。好像住在巴黎就一定会想到爱和性，我频繁地恋爱又失恋。我再
也不好好学法语了，只和美国人、英国人，以及那些法语不好的日本人或其它国家
的“学生”交往，讲英语。
　　　　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麦克·沃克，是女演员珍·琼斯和男演员罗伯特·沃克的儿
子，后来大卫·塞尔兹尼克成了他的继父。大卫曾是著名电影《飘》的制片人。
　　　　我和麦克在一起有很多乐趣。俩人经常在巴黎街角的咖啡馆里谈天。喝酒和狂
欢。我喜欢和他谈论好菜坞，麦克有好多关于好菜坞大人物的于女的故事，他把这
些人叫做“好菜坞的臭小子们”。我想如果麦克的继父知道我和他交往，一定不会
认为我会对他有什么好“影响”。
　　　　麦克后来得了严重的精神病，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和伤心。我们也失去了联系。
我曾给珍·琼斯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