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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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后来得了严重的精神病，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和伤心。我们也失去了联系。
我曾给珍·琼斯后来的丈夫——艺术收藏家兼商业巨头的诺顿·西蒙先生写信，才
一度又重新取得联系。
　　　　到巴黎的头一年，我没有好好学习，甚至连法语也讲不好，我心里感到对父母
有一种负罪感。因为不能向他们汇报好消息，我一定使他们很沮丧。除了星期天，
我每天都要去蒙帕那斯附近的美国学生中心和艺术中心。
　　　　在那里，我可以碰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们聊天，打桥牌，打台球或者玩扑
克，如果想喝酒，就会去附近的几家有名的咖啡馆。我们这帮人看上去真是无忧无
虑。
　　　　穿过艺术中心的林荫道，有一个干净的拉斯巴小餐馆，有时我们也会去那里玩
扑克，从中午一直玩到午夜，有些人会喝掉20多杯啤酒。但那里的消费很低，一杯
啤酒只要14美分，还包括小费。在这个小咖啡馆里有时可能见到一些著名的电影名
星。其它顾客也互不于扰。我们经常看到简保罗·沙特里和西蒙尼·毕尔夭伊一起，
他们俩就像一对年迈退休的夫妇，坐在咖啡店的一隅。我很想请他们给我签个名，
但从没有看见别人这样做，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那段日子里，我还有个当舞蹈演员的美国朋友，他和30年前在巴黎夜生活舞
台上红极一时的约瑟芬·巴克尔是舞台上的搭档。约瑟芬收养了许多孤儿，当时她
正在为这些孩子募集资金。我的朋友常抱怨说约瑟芬身体太重，在舞台上要把她举
过头顶不是易事，而他每晚演出时都要举好几次，真辛苦。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
是女人、酒和饮食。我们还有人曾和他一块儿在大冷天喝得微醉，借着酒劲撒野一
般开车到东德柏林。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还有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朋友。他通晓四种语言，包括法语、英语、意大利
语，而且都说得非常地道，甚至比受过教育的当地人还要好。在年仅24岁时，他就
是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部的主任了。
　　　　他出自名门。有一个叔叔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师。还有一个他可能曾向我介绍过
的妹妹，几年后成了意大利最叫座的电影女演员。
　　　　有了这帮朋友，时而集体行动，时而独来独往，我开始享受起巴黎写意浪漫的
生活。我指的是爱情游戏。我经常和那些抱着“享受”巴黎的态度来巴黎的年轻学
生一起，放荡形骸。我时而做导演，时而做演员，和他们一起融人了巴黎迷人的生
活之中。但我的生活方式并不像“波西米亚人”，我穿着整洁，并恪守我的为人之
道，我是一个既充满热情，又头脑冷静的公子哥儿。
　　　　因为学业上的失败，我总觉得精神空虚，没有工作，没有目标，颓废堕落。我
常觉得生不如死。
　　　　那时，阿尔及利亚人正搞独立运动，而且爆发了战争，阿的右翼将领起来反叛
法国中央政府。我心里打算着加人政府军去镇压右翼分子，但是，他们只征招那些
有打仗经验的人，我没去成。
　　　　还有一回，为了生存目的，我又想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但是，后来我又考虑到，
我不能适应沙漠的气候（在影下有摄氏52度），长达5　年的服役期也太长，而且军
队的那种如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又实在让人受不了，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
　　　　退休后，我碰到一名退休的中情局官员，他说他原来曾在驻外军团干了6　年，
获得了上尉军衔。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儿，因为大多数能活下来的外国人，再好也
只能在外籍军团里混上个上士，像他这样能升到上尉的，委实廖廖无几。据我所知，
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后来只有一位阿里汗王子，他也做到了上尉（曾与著名女演员丽
塔·海沃丝结婚）。
　　　　这位年迈的绅士还告诉我：“光在那里和别人一样呆5　年还不够，你必须再多
呆上1　年，以证明自己的勇气。”嗅！
　　　　在巴黎的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浪费光阴的几年，但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这也
是我长进最大的几年。我博览群书，思索生活的真谛，通过自我反省和上下求索，
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从身边许多有趣的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接触过众多的音乐家、艺术家、
舞蹈演员，以及不少生活态度严肃的人，和不少巴黎的匆匆过客，我与他们长谈，
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我“学到了”巴黎人的文化和他们的世故。偶尔也会
混人上流社会，参加音乐会和时装表演等活动。对我来讲，这些机会总是毫不勉强，
很自然地来。
　　　　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开始全面了解女人的含义，并从此喜欢上了女人。我生
活中的女人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背景。我学会了怎样欣赏、接近她们，怎
样和她们做朋友，怎样说服她们跟我上床。我的浑名是“一杆进洞”，表明我常和
女人在第一次约会时就能“征服”她们。
　　　　这些功夫对我后来从事的情报工作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还能清晰地回味和几十个女人交往的故事。我有不少印着巴黎风景的明信片，
每一张明信片的场景都能使我想起一到两个女人，想起我和她们共处的时光。仅这
些与我有关的女人的国籍，我记得的就不少于20个。
　　　　有一次，我和一个有亲戚在巴黎的年轻女人来往了一个月后，她笑着对我说，
她的亲戚听说我对女人有一套，结果发现在我和她交往的一个月里，什么“事儿”
都没发生，就调侃她，问她我是不是有些名不符实。她后来也把这事儿当做笑话，
打趣我。
　　　　其实，她的那些亲戚哪里会知道，这恰恰是我“一杆进洞”的典型事例。正是
在第一次约会，我就和她上了床。当然我们始终什么都不说，直到最后，她的亲戚
还蒙在鼓里。
　　　　不论是在巴黎，还是世界上的什么其它地方，对这类事情，敏锐的判断力是男
人要具备的第一素质。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后来在开始执行任务之前，我都会首先考虑利用女人达
到行动目的的可能性。这往往是一条既省钱、省时，而又十分实用的路子。我对评
估女人这一招越来越精通，只有一次大出意外。
　　　　我十分乐于向前来“取经”的朋友传授此道，就像是社工在大街上发放三明治
一样。那位当舞蹈演员的朋友不停地向我问及我对于一个“很有可能”的女人的看
法，我则总是告诉他，那个女人看起来很冷淡，“任何男人都很难得手”。
　　　　哪知我完全错了。我的朋友咧着大嘴告诉我，那女人够得上是个女色情狂，性
欲旺盛，要男人要得发疯。没过几周，他就想找一个人来代替他，因为他已被那个
女人搞得精疲力尽，以致影响他在舞台上的正常发挥（私下他也对我承认，他多少
有点怕那女人会怀孕人我看女人，首先是看会不会对她感兴趣，如果有兴趣，又会
持续多久？一夜？二夜？一周？还是一个月？我会客观地判断出来。如果相互间关
系愉快，就能相处久一点。不过也不大可能维持一个月以上，因为很多女人都只是
巴黎的“匆匆过客”。
　　　　现代人把这种性关系看得很淡、很常见，但在35年前的社会却十分保守。
　　　　一次，我接到一个姑娘的信，她感谢我打开了她“惊奇的生活”之门，使她享
受快感。事实上，这并非我有所计划的，因为当时她的体材之大实不亚于我——丝
毫不像个16岁的少女，她的热情竟完全迷乱了我。一个处女是绝不会像她一样如干
柴遇烈火情欲亢奋的，我后来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再走了眼。（注：与未成年人发
生关系是犯法的。）
　　　　到后来，我搬到了位于Latin　Quarter　（拉丁区域即巴黎大学生区域）的奥迪
恩剧院前的一家旅馆居住，那里租金较为低廉。我一住就是4　年。旅馆的女侍应常
常会为我提供消息，告诉我哪间房里来了一个女客，看起来有点孤独，而且还“可
能比较温顺”……等等。这几乎成了我后来从事情报工作时指使操纵特工，使他们
为我卖力搜集情报的前奏。
　　　　一次，在DOME餐馆，我遇到一位漂亮的女郎，她手拿一束长茎的红玫瑰看着我，
向我微笑。花好还是人好？她穿戴很好，我想绝不会是个卖花女。我又看了看身后
左右，发现她竟是在向我示意。我赶忙邀她到身边落座。她说她很喜欢亚裔男人，
想看看我有没有胆量和她玩。我有胆量吗？美酒金樽，哪个男人会不动心？
　　　　她把玫瑰放回家时，她姐姐戏谑她，说她又在玩“东方探险”游戏。我把她带
回酒店。春风一度，她的确非常妩媚，优雅可人。我问她姓什么（其实这是不恰当
又没有必要的问题）。她说的我听不清。她问我有没有劳洛斯百科全书。她说她家
原来是个贵族家庭，住在一座城堡里，劳洛斯百科全书里有记载。后来，因为负担
不起维修费用和重税，就把那座城堡作为一座博物馆捐献给国家了。（她的姓名中
还是保留了原来的族姓。）
　　　　女人对我而言，有时是满足饥渴之需，有时则是一席丰美的盛宴。
　　　　有一阵，我同时与五个女人来往，那算得上是件“苦差事”。一天早上，我疲
惫地坐在人行道边的咖啡馆里，两个一看便知是初来乍到、想在巴黎找刺激的欧洲
妇人，坐在我旁边，迫不及待地想和我搭讪。当时我正感到状态不佳，没有心情和
精力应付新的“挑战”，言语之间不免有点躲躲闪闪。旁边的一个非洲黑人见状，
凑脸过来，不耐烦地用法语对我说：“你有毛病吧！为什么不上去搞她们？他们可
是煮熟的鸭子，送上门来啦！”
　　　　他说的没错，但我还是让他失望了，“得啦！那你自己上啊！”一个男人，不
能干就不应干，这种事儿，我可不想勉强自己。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个黑人，赴读巴黎的富布莱特学者。他学习很努力，玩起
来也是冲劲儿十足。他向我透露，有一天晚上，他“搞”了一个欧洲处女。从那个
女人的公寓出来，下楼的时候，他得意忘形地挥着手，一不小心敲响了别人的房门。
谁曾想，那门儿竟开了，屋里探出一个女人来，一把把他扯了进去，又是一场翻云
覆雨。第二天早上．他懒洋洋地坐在卢森堡花园边的咖啡馆里休息时，又来了个他
原先就认识的法国女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能再接再厉，接着搞第三个，就
算是在刷新记录吧！”
　　　　当时我们正一起下棋。他喋喋不休，还沉醉于昨夜的“新获”时，我已赢了他。
他竟丝毫不在意，这在他可是破天荒头一回。
　　　　这就是巴黎过去的好日子。男女竞相追逐，一晌贪欢，那情景就如同是一种回
家体育活动。爱滋病和其它的性病那时还未对人们产生什么威胁。
　　　　巴黎，是我26年来所遇到的第一个不存在种族歧视的城市。当然有些法国人还
是有很强的种族观念，但对我个人来讲，在我旅居巴黎的六年中，从来没有遭受到
或感觉到什么种族歧视。
　　　　有时，当我看见年轻的黑人拥着华丽的白种女人走在巴黎大街上时，甚至有些
感动，这种事在巴黎显得极其平常、和谐。但是，也就在那时，一个来自美国南方
的白人女学生竟对我说，她在咖啡馆里看见一对不同肤色的男女，还觉得“很不舒
服”。就在我前往巴黎之前，我还听到一个白种女人的黑人丈夫在纽约被人尤端殴
打致死。巴黎，纽约，反差立现。
　　　　那时我觉得，在法国，你只要行事得体，看起来顺眼，法国人一般就不会把你
当作异己之类。
　　　　有一次，我陪三个日本女士去有名的银塔饭店吃饭。因为我选择的时间是星期
五的晚上，而那家餐馆要求周五晚上前去就餐的顾客必须着礼服，所以女人们都好
好打扮了一番，穿上和服我也穿上了晚礼服。这件衣服原来是为了在比较讲究的场
合打牌时穿的，那种地方常会找到有钱的牌客，所以要打扮得体面一点。
　　　　突然，我听到餐馆最好的席位上传来一阵操着浓重美国南部口音的英语。我看
出这是温莎公爵夫人。我原来就知道公爵和公爵夫人常常到这个饭馆。所以我又开
始找公爵本人。
　　　　公爵过去是英国王室的爱德华五世，因“不爱江山爱美人”而出名，现在就坐
在离我不到两臂远的地方。他的上衣襟上插着一枝红色的康乃馨，典雅温馨。我告
诉了我的日本同伴，那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不朽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就坐在
离我们不远处。她们都兴奋不已。
　　　　那天晚上我也很尽兴，独自喝了一整瓶　1911　年酿制的红葡萄酒（我忘了它的
名字）。而且品尝一大杯1806年产的上等于邑酒。这种绝佳的干邑却出奇的便宜，
只要l　．6　美元，和女士们用的甜点是同一个价。真可惜，与我同行的三位日本女
士不会喝酒，甚至连啜一下也不敢。这顿饭很实惠，连给服务员的小费和为探访藏
酒的地窖付的费用都算在一起，每人才花了20美元。
　　　　19年后，我带着妻子和7　岁的儿子再次去银塔饭店吃饭。这是我特意安排的，
作为我们欧洲之行的一站。我向他们讲述从前那次奇迹般的经历。我早就戒酒了，
但我还是问他们是否还有原先的那种于邑酒？那位年轻的待酒人不用我详述，一听
便知道是那种好极了的酒，当时店里仅存有小半瓶了。
　　　　我为和子和彼得要了一杯，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品尝拿破仑时期的干邑酒了，我
闻了一下它的醇香气味，没有去碰它。这一杯的份量仅相当于我多年前喝的1　／5　，
但却注明酒钱是cd美元。我还是很情愿，我要让妻子和儿子体验一下什么是美酒。
店主后来为我打了折，只要了我40美元。
　　　　法国人当然懂得怎样生活和怎样品味生活。我有差不多20年没去过巴黎了。最
后两次去巴黎，发现法国人的生活也不如以前优裕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回首往事，不免令人浮想连翩，感触良多。我愿巴黎优
秀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当我的孩子彼得上大学时，我们让他独自去欧洲旅行。他在意大利和巴黎各逗
留了两个星期。彼得对意大利的感觉更好一些，因为他曾住在那里。虽然彼得的法
语讲得不错，但他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对巴黎有些不满意的看法。
　　　　但彼得依然耳儒目染了一些美好的事物。他参观了他父亲建议他去的地方，并
且和他父亲一样，碰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和她共度了一天的好时光，当然只是柏拉
图式的恋爱。
　　　　我为儿子感到高兴，因为我发现这次旅行增长了他的见识。
　　　　当年的我在巴黎总结了一套追女人的办法：那时的巴黎女人外出吃饭喜欢AA制，
我就把约会地点安排在好酒盈庭却又价格便宜的中国餐馆。这是一个花钱少、见效
快的办法。
　　　　饭后，我会约她去散步。巴黎的小巷都很昏暗、狭长，鹅卵石铺就的路面常使
女人们走起路来不太稳当，于是我也许会趁机伸出手，揽住她的肩膊或纤腰。这样
和着柔美的夜色，很容易激起她浪漫的情愫。然后，相机我就会提出去咖啡馆小座。
在咖啡馆里，透过昏暗的灯光，品着优质的白兰地，看着邻座的情侣们亲吻、拥抱，
酒精的醇香灼热着喉咙，耳畔仿佛传来柔声轻诉：“这就是巴黎。”
　　　　这时，我会非常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