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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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不知道这些，她可更好地当好女主人。
　　　　这些中国人对我妻子的烹饪技术赞不绝口。这对我的情报来说不算什么，但这
说明我能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
　　　　1973年圣诞节，我们的儿子彼得收到一件来自中国代表团的由真羊皮做的毛茸
茸的大熊猫。之后12年间，彼得每天晚上都抱着大熊猫睡觉，直到他14岁。这个可
爱的大熊猫现仍放在他房间里。
　　　　我成为第一个会见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中情局人员。
　　　　我会见了三位到联合国任职的中国大使和他们的妻子。资深大使黄华后来接替
了乔冠华成为外交部长。
　　　　很明显，中国人认为我对帮助他们了解美国及其盟国非常有用，我生在台湾对
他们亦极有吸引力，他们希望可通过某种方式获得情况（实际上，他们对台湾的了
解比我了解的更多）。至于我，对他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有一年，在中国代表团的宴会上，一个中等年纪、从其衣着来判断，身份重要
的中国人径直向我走过来，自我介绍了他的姓名，然后说道：“我昨天刚从北京来，
你能为我解答一些问题吗？”
　　　　我察知我在中国官员里已经相当有名，觉得有点惊讶荣幸。
　　　　我说明我的答复是“很有根据的推测一，其中一个答复两天后上了报纸的头条。
我受到鼓舞，我知道我的资信将因此而提高。
　　　　中情局测谎仪进行测谎时，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曾与外国外交官或情报
员有过接触吗？”这理所当然的是中情局最关心的事，这也是变节者里克·爱姆斯
当初接受测试时“卡壳”的问题。
　　　　如果答复“是”，那就要进一步交待清楚细节。在我这种情况时，我的答复是
“是的，但我已将我的接触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并将其交给了我的上司”。这就够了，
因为这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为能在这敏感性工作上活跃而倍感骄傲。
　　　　一个从事情报工作的人的恐惧感是难于定义和描述的。但恐惧确实存在。恐惧
是在充分考虑到一切后仍存在可能会失败的想法，如对对手的能力超过我们的担心
等等。自信和理性的思考是克服恐惧最有效方法。
　　　　有时，恐惧是苍白、抽象和令人压抑的，很难说个究竟；有时，某种危险的确
可能会在脑中浮现。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对恐惧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有一段时间，在我和妻子因儿子一天天长大而高兴时，和子突然问我：“要是
在哪个国家被逮捕，如果我们不坦白，有恶意的政府威胁要杀死我们的儿子，我们
怎么办？”
　　　　对其它的中情局官员来说，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间
谍来说，这是一个遥远，但也确实存在的问题。
　　　　我想了一下，说道：“如果一个政府这样野蛮并作出这种威胁，而不论我们坦
白与否，它都会将我们全部杀死，我们最好否认一切。”
　　　　听完后，我忘不了妻子死一般的沉默。
　　　　回过头来说，最重要的是分析形势和处境，正确地看待恐惧，不要让它影响你
的生活和行动，以免使其成为你经常的心理负担。于我们这行，一定的危险和恐惧
均应顺其自然。
　　　　你可能会认为从事谍报活动比在比萨饼店工作危险得多。也许吧，但也不尽然。
从事间谍工作在智力和精神上有更大的挑战，因此，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与在比萨
饼店工作相比，间谍工作听起来更神气、更令人激动和有英雄主义。但我敢打赌地
说，同在一年时间里，在美国被抢劫者杀死的比萨饼店雇员比美、英。法、德的间
谍被杀的人数要多得多。当然，这并非说谍报工作更安全，只是不同行业无法互相
比较。
　　　　一切进展顺利，我仍然期待着指派我去巴黎的指令和我朋友从巴黎返回。
　　　　在此期间，我抽空去华盛顿见中情局驻巴黎站的站长，一个很有名望的先生。
一如他的名望，他看起来庄重、有权威而且也非常英俊。我另外一些上司也在场，
站长和我就我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启程去巴黎进行了讨论。热情的站长的最后一
句话是“几周后咱们巴黎见”。我非常激动，要知道，巴黎可是我的第二故乡。在
哪里，我能做许多别人不能做的事。
　　　　事后，出席这次会见的我的一个上司告诉我：你一直在和巴黎站站长讲法语，
而其它人却没懂一句。我根本想不起有这回事。可能我太激动而没注意到这一点。
　　　　计划要求我以官方的外交人员身份去巴黎。对此我并没感到不安。可以想象，
以官方身份可能更安全。这样的变更依赖于任务的性质和地点。不管怎样，我们不
会像在东京那样过隐居生活了。
　　　　正如谚语所云：命运中注定没有的，似乎伸手可及的官方身份，却突然“消失”
了。
　　　　数年之后，我见到那位取代已安排给我的职位的官员，我仍然能很好心情地回
想此事。
　　　　我还是可以非官方身份前往巴黎。但我那位沉溺于“爱”中的朋友仍在巴黎逗
留。后来，中情局计划要我们两个交换位置：我到巴黎代替他的职位，而他回纽约
代替我的职位。然而这样的事从没发生。
　　　　回首往事，我职业生涯的每一个转折点，尽管许多事开始都是失望，但最终都
是福星高照。失去这次去巴黎的任务，尽管我伤心万分，但从许多方面看也是福。
最重要的是我不得不在美国继续我的任务，这我会在下文中提到。从各方面考虑，
巴黎不是我那个时候该去的地方。
　　　　最使我伤心的事发生了：我获悉母亲患了霍奇金病，而且已被误诊多时了。
　　　　现在，霍奇金病是非常易治的，但在1972年，却不容易，尤其已处于发展阶段。
我飞回台北劝母亲来美国接受更先进的治疗，但是母亲一开始便拒绝到美国去。
　　　　母亲一生都是一个战士。在40岁时，她骑自行车去上夜校达4　年之久，并以优
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在这个私立学校4　年的学习中她3　年获得奖学金。她也以此
教示我在巴黎要努力学习，尽管我当时使她失望。
　　　　对去美国治病，母亲不太情愿，尽管她英文不错，她说她宁愿留在台湾与父亲
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台湾是故乡，而美国不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她的思想。也许她想到了儿子们的一片好意，毕竟她有
个儿子是医生，一个可以更好地照料她的内科医生。
　　　　母亲首先到了纽约。
　　　　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我整晚工作，因我要向来访的美国政府高
级官员讲述关于一个我十分了解的国家的情报摘要（那时，我偶尔要执行这样的任
务）。我妻子去机场接我母亲，但在她可能会乘坐的飞机到达时却没有接到。　整个
晚上，我们打了许多长途电话到东京、台北和任何可以想到的地方去查询。第二天
早上终于知道了母亲的下落。原来，航空公司没有为母亲在东京机场办理转机，将
她安排在东京的一家旅馆里，却又未能通知我们。
　　　　在我巴黎之行泡汤和我母亲的健康状况不明朗期间，我在纽约的事业却有了发
展。
　　　　我不应该再拘于细节，但我开始做一些其他间谍不能做的事，并使“莫里邓恩”
的事业也有了极大的起色。
　　　　是的，我将莫里邓恩加了引号，因为一直到我离开纽约后，在和其他人交谈并
读到了我自己的档案文件之后，我才知道莫里邓恩将我的大部分成绩占为己有。他
还虚构十分卑鄙的谎言来侮蔑和贬低我。
　　　　我竟然有这样一个可卑的、谎话连篇的上司！我虽曾怀疑过他的不轨和堕落，
但我仍不能相信一个每周都要面对的人会做出这样背叛我的事。此外，他毕竟是中
情局的官员。但这件事本身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在他按常规从纽约调到国外任职以后，总监察办“指控”莫里对其另一下属的
成绩据为己有。（他对我的犯罪没有被发觉）他真不该对我这样已经有较高知名度
的出色情报官行此下策。
　　　　犯罪分子经常使用同样的手段犯下同样的罪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他荣升
至　GS　－14时，对其审判亦开始了。
　　　　关于他的情况，我将在以后提及。
　　　　即使作为一名非官方身份的间谍，我还是招募到了一名新成员。该成员在他的
国家的位置非常敏感，以致于潜伏该国的间谍站起先表示反对，不相信我的这种努
力会有什么效果。但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非常安全、机智地招募到一个又
一个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通过社交关系，结识了许多美国的敌对国家的外交官和可能的情
报人员，因为这些国家或为会员国，或作为观察员列席联人，他们的新闻记者也遍
布联大。
　　　　我的掩护身份非常可靠。因为我在国际关系方面有专门的学术和新闻背景。我
可以非常自如和内行地谈论国外一些外交官和记者所感兴趣的话题。一些国家的外
交官甚至新闻记者要么是初来乍到，要么是不熟悉有关新闻主题，我必需跟他们解
释并作分析。他们也情愿和我交往。
　　　　那时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谈：越战和和平谈判。水门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作
为一个国际社会新成员的出现、石油危机、国际恐怖分子等等。
　　　　美国公众对电视和出版物上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如醉如痴，外国外交官亦是如此，
但他们对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然而．占据我头脑的仍是我母亲的健康。她在芝加哥接受治疗。病症预测并不
乐观，我母亲亦很压抑。
　　　　这或许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我酗酒，跟妻子频繁激烈地。无羞耻地争吵。我心中唯一的亮点是儿子彼得，
他正开始学走路和说话。
　　　　令人称奇是，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失误。更令人称奇的是，我妻子仍然和我在一
起。
　　　　回忆1973年是非常痛苦的。母亲在手术和化疗之后，癌症有了缓和，但仍然十
分虚弱，在她打算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前两周，即9　月初，因肺炎而去世。
　　　　对我而言母亲比什么人都重要，她培养我。教育我，同时也十分理解我。在还
来不及报答她，让她看到她的大儿子成长顺利时，我就失去了她。
　　　　我记得她在临终前和我面对面谈到的一件事。她谈到我曾想带当时在纽约的父
亲到一家好的妓院去（我父亲大笑并拒绝了）。母亲微笑着说到：“你是个孝顺儿
子，你考虑这事我们会感谢你的。”
　　　　我耸耸肩，对此有些不好意思。
　　　　现在当我回忆这个插曲，我感到深深的悲痛。
　　　　我用酒精来掩盖遗憾、痛苦和羞耻。为了忘却时间和现实，喝酒是我排遣痛苦
唯一的途径。只是有一点，我还能控制我自己，还能过没有过错的双重生活，还能
继续做一个以多面孔出现的情报人员。
　　　　对特别重要的任务，我必须深思熟虑。我经常在多人共同执行的任务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所招募的目标到底有多重要？来自总部的一个官员告诉我，局里愿意支付给那
位重要目标人物比我的年薪还要多的钱（应该是免税，那将是我拿回家的钱的两倍），
外加“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牧场，如果他愿意的话”。没有开玩笑吧，加利福尼亚的
一个牧场？那好像在天堂有个加有游廊的平房。这对我也好，我可以经常去那儿拜
访，并在那儿呆上一阵子。
　　　　这种待遇类似于克格勃提供给来自西方的变节分于如英国情报六处的金菲尔比
和我们亲爱的中情局的里克爱姆斯的苏联乡下别墅。但我们所提供的可能更是真正
意义上的享受。
　　　　不幸的是，传达给目标这个好消息不是我的任务。我只能告诉目标人选，中情
局对他非常重视。
　　　　在我明确表示要退出后，朋友们几次问我一个情报员应有多少报酬。我通常答
复说，应根据其贡献论功行赏，既不能过高，也不能低得可怜。
　　　　但不管你为谁工作，都不能指望间谍职业是座金矿。直到爱姆斯事件发生（1994
年2　月暴露），据报道他被支付270　万美元现金，并允诺再加　190万。最近几年，
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一个间谍被支付过100　万美元。臭名昭著的约翰沃克家族从克格
勃那儿也只接受了一百万美金。
　　　　间谍通常是不稳定的工作，也不是一门赚钱的职业。
　　　　如果一个间谍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对手工作，要是幸运的话，一年他可得到不到
六位数的酬劳（这个数字来自过去我所知道的案例）。但这几乎要冒一切风险：他
的名誉烬管秘密地进行，但肯定他已经丧失它）、他的生活、他的家庭，甚至他的
未来，如果他有幸活下去的话（正如克格勃的奥立格·克鲁金陈述，苏联人偶尔会
干掉他自己的情报人员）。更可能的是，他要长期食不甘味、寝卧难安。
　　　　那些为敌方工作而被美国逮捕的人通常由美国政府提供吃住。然后他们自己再
也不需要金钱了。他们的非法所得将被没收，且不得再与其家庭接触。那么，这值
得吗？
　　　　至于我们这些为中情局工作的间谍，我只能如上所述，用一句话归纳：按劳取
酬。
　　　　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我觉得最好是去抢银行，一个月一次，肯定比当间谍
合算。至少抢银行更需周密策划且获利更丰。当然，如果利用你的时间和头脑努力
学习并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你照样可能赚大钱而不必冒生命危险或者持枪行劫。
　　　　要是他或她有幸成为中情局的一员，并充当～名情报员，但这不会像听起来那
么容易。新了可能尝到一些从事此工作的“刺激和乐趣”。但薪水按政府规定的，
一般雇员的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薪水标准支付。然而，会有一些附属的好处，如可以
免费旅行或在餐厅和征招对象吃饭（如果该对象值得如此对待的话）。
　　　　但要记住，有时旅行并非总是安全或令人愉悦的事。一位女同事就曾告诉我一
个关于妇女地位不如狗的地方。还有一次，她冒险外出，一个乞丐走过来拉她的裙
于以引起注意。当她使劲拉住裙子时，她看见乞丐的几根手指已沾住了她的裙子。
她意识到那个乞丐是个麻疯病患者。真是个可怕的故事。
　　　　无论站在哪边立场，一个成功的间谍在他退休后可能有点积蓄。当然我对此只
知冰山之一角。但我的确看到一些间谍在退休时名利双收。我也知道一些反西方的
间谍不得不躲进“铁幕”国家，在那儿过得并不如意。
　　　　我们的“退休者”境况要好得多。
　　　　随着东欧共产政府的倒台，许多（并非全部）传统意义L　的间谍开始失业（几
乎是幅滑稽的漫画：一个曾经颇有价值的间谍整天为面包奔波）。一些人被追捕，
一些被投入监狱、受到惩罚。有的免了处分，有的则还在奔跑。
　　　　我们都同意这样的看法，间谍是最紧张和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假若你要做好的
话。电影或电视明星、体育明星或者某个名人最终或会归于平淡，但在此之前至少
他们享受过荣耀并赚取了大量金钱。对一个间谍来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他不可
能公开享受他的荣耀或者公开他的富有，真是糟透了。
　　　　一些前苏联的背叛者受到了美国“良好的对待”，因为他们一直处于“高位”，
使他们能为美国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有时是十分关键的信息。
　　　　我曾遇见或了解一些拿高报酬的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