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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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来或将我介绍给要招募的对象。这完全要我自己来寻找机会。因此，从根本上
讲，如果我能发现“目标”，那很好；如果我能和他们会面并交谈5　－10分钟，那
更好。只要能有机会对他们的性格、秉性、甚至他们的怪癖和弱点作出评估就行。
　　　　将此任务交给我无疑是因为我在东京和纽约发展。培养和招募特工的良好记录。
因此情报局长官选择我来担此重任。
　　　　尽管我一直是“非官方身份”的情报官，不属于从事招募工作那一类，但却逐
渐成了“招募专家”。因为没有官方身份作掩护的间谍经不起失败，因此我既享受
特权又承担风险，因此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但这实在太刺激了。
　　　　非官方身份掩护的间谍的成功是悄无声息、安安静静的事。当你获得成功时，
你的上司只是过来向你表示祝贺。这还算好的，更糟的是，碰到像莫里之流，他还
会窃取你的荣誉而你却一无所知。我们这些人很少能见到自己的档案，除非你有特
别的、可以解释的原因。更可能的是，你的档案在大多数时间里被秘密保存、永不
公开。事实上它“不存在”。尽管你可能听到点什么，但肯定不会是事情的全部。
　　　　好几年之后，有一次，我收到来自总部的电传，其中含糊地指责我在国内的行
动报告有问题。我想不起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后来当我有机会去总部时，我要求看
看对我的指控书。
　　　　给我发电传的上司却不允许我看。这人明显没听说过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
“说明指控的本质和原因”，“有权知道对他不利的证据”，或者“有权获得对他
有利的证据”等等。
　　　　然而，正如本书所述，中情局的一些官员完全不将美国宪法当回事，总是对不
同的意见置若罔闻。
　　　　然而，正义很快地惩罚了他。一年后，他因严重违犯保密规则极不光彩地被开
除出中情局。
　　　　我一直坚信：一个撒谎者、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一个失去希望的失败者，迟早
会以某种方式或被抓或被惩罚，因为源于其本性和习惯的驱使，他注定要犯错误。
　　　　对此现象人们有各种说法：正义、必然性、自我毁灭等等。我更喜欢这样的说
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退休前不久，那份虚假指控报告的作者在总部碰到我。我完全没在意他的存
在。对我来说，他真是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简短见面之前，我从不认识他，因此
没有理由会成为他的敌人。
　　　　当他一眼看到我时，便像惊弓之鸟一样夺门而逃。很明显，他心中有愧。或许
他听说过我曾非常愤怒，也听说过我会对他动粗。这一点他是猜对了。
　　　　我只是站在那儿看他跑，真希望这个可悲的恶棍从楼梯上摔下来扭断脖子或突
发心脏病而死。
　　　　他真的该陷于心脏病。假如他被通知有一个实验性的、凶暴的计划对他实施逮
捕并投入监狱几天。在他出狱之后，对他这样解释：“我们犯了最令人遗憾的错误，
逮捕你完全错误地依据了所谓通常是可靠的和令人信服的消息来源。”
　　　　在执行临时外派任务期间，在西欧各国，我感觉就像在家中一样。在这次旅行
中，我所见的风景名胜最多的是滑铁卢，它像一个优雅、令人兴趣盎然的离婚妇人
游说的。黄昏中的滑铁卢景色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感觉好像听到成千上万的鬼魂在风中忸哭。对一个在法国受过教育的人来说，
我感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在历史上留下了悲壮、不朽的一页，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
结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次临时外派旅行中，我也遭受到了我自己的滑铁卢。
　　　　尽管我喝酒，但仍以自己的方式十分小心。时间并没有减轻因为失去母亲而带
来的悲伤和痛苦，压抑感仍然挥之不去。
　　　　从欧洲返回纽约时，在机场受到海关人员的检查。他们抓住我并迅速将我带到
一个房间进行全面搜查。我非常迷惑，当然他们没有发现我有什么违法的东西。他
们对此很困惑和尴尬。在我一再坚持下，他们解释说我厚厚的冬装“似乎”藏匿了
什么。
　　　　但这可能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可猜出到底为什么。我是个中国人，而且走过的
是一条亚洲毒品贩子贩卖海洛因的、臭名昭著的路线。
　　　　刚一到家，尽管妻子劝我先休息一下，但我还是马上给我的女上司报告了有关
我在海关被搜身的情况。这可能是多此一举，但这是我的本性：快速行动，如实汇
报。
　　　　此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我和妻子剧烈地争吵。然后是去看内科医生、心理医
生和上司等等。
　　　　简言之，我变得十分消沉。我被迫停止饮酒（尽管还不是按中情局对“酗酒者”
规定的治疗要求）。最重要的是预定调动去欧洲的计划因此而被取消了。
　　　　可以理解，我妻子对此大发雷霆。因为我们已通知亲戚和朋友，我们不久将去
欧洲。现在又不得不解释我们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不知什么原因，原本对我颇为同情的关键人物认为我们的婚姻正在破裂。他建
议我呆在华盛顿什么也不用做，只是一心一意从饮酒和压抑中恢复过来。数年之后，
他竟然问我是否还是和同一个女人结婚。
　　　　我的未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此我别无选择。当我从纽约到华盛顿居住时，
我怀着悔悟的心请将妻子和蹒跚学步的儿子送到东京和台北和亲戚朋友在一起住了
两个月。分离对我们双方都是非常痛苦的。
　　　　对我的不良嗜好，我从不需要任何治疗。在有过这样一次令人痛苦的经历之后，
戒酒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
　　　　在巴黎做学生时，我有一年时间依赖安眠药才能人睡。后来我一夜不睡让自己
出了一身汗就克服了这一毛病。
　　　　我也从不服用任何非法药品。在巴黎，当我与朋友或妓女聊天时，有人经常给
我大麻。那时吸食大麻是一种时尚，但我从不去尝试吸一口。
　　　　我戒酒肯定不需要什么“意志力”，如果我有这样的“意志力”的话，当初我
就不会沉醉于饮酒。
　　　　还有更不妙的事在等着我。
　　　　不妙的事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尽管这些事并没有立即发生。丑恶的嫉妒女神开
始像细菌一样传播流言。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我可能是碰巧出了差错。他们说我不适
合担此任务。最终的结果是，我将失去立足之地，并从高山之巅落下，摔得粉碎！
是到了申辩的时候了。
　　　　要是我用东方人的陈词滥凋，我的失败可以用东京战犯审判后一些日本战犯的
话来表达，即，“我的失败是由于我缺乏道德和洞查力。”
　　　　现在，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我或许应该说正是我的骄傲自大或缺乏谦虚才使我
从宏大的招募计划的顶端这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上跌下来。
　　　　这是唯一的原因吗？想象一个人很快地跑在最前列，而将其他人远远地抛在后
面会发生什么吧。正如一则日本谚语所说的：突来的钉子肯定要刺伤别人的头。
　　　　我属非官方身份的间谍，这意味着我将是孤立无援的。我处于易被责难却不知
为什么、怎样或被谁责难的位置。回首往事，我也对我的直言不讳感到吃惊，以致
于要忍受如此巨大而恶毒的攻击。
　　　　一个甚至连行动官都不是的、天份一般、相貌平平的女士说她被指派参加了这
个宏大的计划，想听听我的忠告。（我说：这很适合你！）我能看出她不是一个令
人生畏的大战士。但我还是竭力帮助她，因为我相信合作，相信团队精神。
　　　　结果她不仅违背了向我提供欧洲之行所了解的情况的诺言，而且隐匿了一条能
将我置于极度危险境地的重要信息！这是在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脱离险境之
后才知道的。
　　　　有个我视作朋友、住在欧洲某城市的男同事，后来因为妒忌，冷酷无情地坚持
说有证据表明我在那次行动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是在我背后放冷箭。我不知道
该怎样来描述这种令人始料不及、背信弃义的行为。他没有拿出什么证据，可这还
没完，连他都认为没有什么能耐的妻子却无条件地站在他一边。
　　　　有一个年老的、已退休的、曾经被认为“博学多才、聪明能干”但私下有人叫
他“蠢驴”的前资深情报员，也被请来参加这个宏大的计划。总部抽调所有人力物
力，甚至像这样的“恐龙”也派上了用场。
　　　　这个“恐龙”十分武断地反对我的意见，并“自愿”“花六个月时间亲自对形
势作出评估”。
　　　　当我开始考虑任务的具体细节时，还得因为他那“虚无飘渺的灵感”再等六个
月，这对情报站的官员来说也是够长的了。除此之外，他那堂而皇之的意见丝毫也
掩盖不了他想得到在欧洲六个月的高额顾问费和滞留欧洲的额外津贴的个人目的。
　　　　直到有个也被“恐龙”赤裸裸的贪婪嘴脸激怒。满怀妒忌的同事告诉我其中因
由，我才意识到原来如此。
　　　　我和一个由总部派遣过来、保持中立的情报官员两人反对那对夫妇和“恐龙”，
因此我们属二对三的少数派。
　　　　那对夫妇未让我了解计划的全部细节，而其中一些情况将会对我观察和思考问
题提供极大的帮助。这真是太可悲了！他们寻求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齐心协力的幼
稚想法实在让人觉得遗憾。
　　　　尽管如此，我还是将我的份内事处理得有条不紊。一些重要的、以前从没有任
何人做过的事情，我也完成得极为出色。连我自己都对这种难以置信的进步感到惊
讶。
　　　　但是，情报站主管这一行动的一名新情报官由于不熟悉具体行动方案和进程，
因此他意欲取消我的行动计划。他反对我招募一名十分特别的“目标”，当时我对
该“目标”的招募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反对的理由是该“目标”太“古怪”了。
我也承认此“目标”有时行事不太理性。情报站副站长反驳说：“由这个‘古怪’
目标带出的秘密资料可不‘古怪’。”兴之所至、自作主张似乎成了一种主流，合
作精神不复存在了。
　　　　当时那位副站长对我十分了解，他对我充满信心，让我自行选择我认为的合适
方式来达到招募该目标人选的目的。他补充说：“要十分小心，因为我们目前有四
个单方面的行动正在进行。”（这意味着我们有四个正在进行的单方面的行动没有
通知东道国，该国是与我们关系密切的盟国。任何暴露或“风吹草动”都将妨碍和
破坏国盟关系。〕不知怎的，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客人”不再保持
与我的约会。当天在他的门铃上附有一张既非无礼。亦非道歉且毫无意义的便条，
听到门铃声，也没出来开门。
　　　　我想，除了再静等两天外，没有其它办法来解释所发生的事。但总会找到原因
的。我与此次行动联系最为紧密，但对所发生的事毫无头绪。
　　　　尽管知道一旦出了岔子，第一个上断头台的是我，但我仍未想到会有什么危险。
只能等到事情结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渐渐地，从那些不愿看到我成功的人那里听说，主管情报官员愿意丢掉——这
个烫手的山芋整个计划。这就是该死的解释！
　　　　在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此次行动被毫无道理地中止。我被告之忘记一切，
然后离开那里回国。
　　　　长达一年半的行动突然中止。
　　　　回顾所发生的事，这次行动或许不会非常成功。行动的中止对我也许是福。在
引火上身、坐穿牢底之前，能从行动中及时抽身而退可能是最好的结果，谁知道呢。
　　　　我后来听说此次行动被重新恢复但很快便又悄无声息地放弃了。对此我并不吃
惊。但如果有人想做，我仍有信心做好。
　　　　在我背后放冷箭的那对夫妇提前退休了。我只希望她妻子在知道了他的所做所
为之后，能用切肉刀断了他的男根。
　　　　再回顾所发生的事，我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该忽略的“大错”：我应该提醒
其他人，要是我成功了，每个人都会荣升，而不仅仅只我一个。
　　　　计划中止前一周，我被提升至GS－13，总部行动局局长被问及如果我的计划
“在下星期”获得成功的话，我是否应该提升到GS－14，得到的回答是：“当然，
是的。”“自动提升”是对完成重要招募任务的“常设嘉奖”。（当时我并不知道
有这样的插曲，只是很久以后才知道。）
　　　　我的成绩远远超过大致和我同时加入中情局的人，因此他们的羡慕和妒忌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我认为，参加行动的任何人都会因他或她的努力而得到提升是很自
然的。我的愚蠢之处在于没有想到其他人是多么的愚蠢。
　　　　住在北维吉尼亚州“修养生息”并“等候新的调动”期间，我发现自己无所事
事。如果我想找些事做的话，我完全可以呆在家中而不必去那间“安全的办公室”。
但我认为去办公室比呆在家里更有益处，而且我妻子也希望我每天都去那儿。
　　　　办公室有两三个同事，他们都在等候命令，偶尔作一次外派。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我等待着那一天。
　　　　为了重拾有些生疏、以前十分钟爱的汉语和中国文学，我开始阅读中文报纸和
书籍。作了几次前面提到的临时外派旅行。就这样我过着十分悠闲的日子。
　　　　我不厌烦这种生活，但却有些不耐烦。我一直在三步并作两步拼命爬楼，为什
么现在让我停下来？至少目前我已停止酗酒，也不想再饮了。我的家庭生活也归于
正常。我学会驾驶，然后再教我妻子。我也教我妻于和儿子学游泳，我有点烦躁了，
迫切要求去同外执行新的任务。由于误解，这种要求引起了我上司的不满（对我们
这些必须通过间接渠道才能转达自己的想法的“非官方身份的间谍”来说，这是再
正常不过的了）。上司认为我在“威胁”他。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后，他终于同意
派遣我去香港，这是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值得一去的地方。
　　　　然而，上司从没有理解或原谅我对他的冒犯，在未来的数年里，他仍然没有忘
记，香港就香港吧。我不会讲广东话，这是遍布全香港的中国方言。但我被告之，
我的“目标”不是中国人。
　　　　当时我已是一个多面手．因而对完成那个任务很有信心。
　　　　一个能于的情报官员要求是个多面手．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各种各样的人打
交道。我确实有自己的好恶，但我清楚自己有能力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而，在我的情报职业生涯中，有许多与间谍有关的工作我并没有干过。我从
没有执行过跟踪监视任务（除了最初偶尔经历的观察任务），也从没有鬼鬼祟祟地
破门而人过（我太笨拙了，会碰倒东西，发出声响）。
　　　　但也从没人要求我做这样的零碎事。我对自己擅长做的事感到很满足。
　　　　首先，我开始研究香港。我深知我不可能将广东话讲得很好，但我认为可能也
用不上它。由于从中国大陆逃港的人开始多起来，普通话在香港也变得普遍了。
　　　　为了解道路名称，我拼命记香港街道图，熟悉主要场所的位置，这花了我半年
时间。
　　　　但就像以前常常发生的那样，有一天，我被告之我的新上司决定让我去东京会
更好些。
　　　　我对自己像一件毫不重要的家具被人搬来搬去十分恼火。然而我岳父刚去世不
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