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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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几套公寓。建立他们这些住处可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克格勃大都居住在苏联人住所周围，而格鲁乌则不像那样，他们人数更少，更
远离公众的视线。我也注意到在被年青人占据的两套公寓之一中常有生面孔迸出，
他们一般只呆两周左右。
　　　　我几次看见一名可爱的白人小姑娘进人对面那头目住的公寓。她看上去太小了，
只有5　岁或6　岁大，不像是他的女儿，可能是他的孙女。我5　岁大的儿子彼得迷上
了她（彼得，这可能是遗传）。彼得一直让我邀请那小姑娘，这意味着也要邀请他
的父母。
　　　　这可能是中情局和格鲁乌秘密情报人员在同一间屋内难得的聚会。
　　　　我要求东京站通知总部苏联局。
　　　　据我所知，站里没有根据我的要求采取过行动。我也没收到答复（通常，总应
该有某种形式的答复）。
　　　　唯一一次有机会见到东京站站长时，我着重强调已经确认格鲁乌成员与我同楼，
问他怎么办。
　　　　站长回答：“保罗，他们的人比你多。”
　　　　这又不是拔河比赛，我不信格鲁乌们知道我是谁，因为我的伪装身份很牢靠，
记录很于净，从未暴露过。
　　　　而且，像前面讲的那样，即使他们知道也不会杀了我。这不是007　厂小说。我
没什么可怕的。难道我的上级真的很关心我的安全？
　　　　从以前他们对我的方式来看，不像。站长肯定对我有不好的感觉。
　　　　（后来我回到美国与高级官员交谈以后，对此更加肯定。）
　　　　另外，可能苏联司的专家想找某种理由来东京，所以不要我的积极参与。
　　　　我清楚记得接受指示时那名想了解格鲁乌的官员的严肃表情。他没希望我将格
鲁乌包成圣诞礼物。轻视了他的要求，真不好意思。我想这可能是中情局失去的一
个绝好的机会。
　　　　至少，我们必须做我们这部分的工作，并让苏联局决定怎么做。如此接近格鲁
鸟巢穴的机会我们能有几次？
　　　　请让我再重复一遍：间谍活动是一场游戏，一场极为严肃的游戏，但仍然是游
戏。
　　　　我们住东京的时候，这种奇怪的共存现象持续了整整3　年。我儿子对那名小姑
娘的迷恋很快就褪去了。在我们想不起的某个时候，小姑娘不见了。
　　　　那些年青的情报官员和他们的头儿很不相同。头儿过很长的暑假，他的车，一
辆沃尔沃，留在了车库中。
　　　　车停在那里时没人碰它。我和那些年青人偶尔以微笑致意，但从没说过话。
　　　　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即使他们真的知道，他们也
没有管我，因为我从来未有被监视的感觉。如果他们真的察觉了我的真实身份，虽
然我不相信，那么这是一场“生存和让其生存”的游戏。
　　　　当走出所住的楼时，我变得加倍小心。必须出去到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成了要
走过几个街区的烦人工作。
　　　　我仍然相信我们应该对这些格鲁乌情报官员采取一些行动。
　　　　不是吗？生命的意义就是尝试，而不是在最安全的路上迈出最确定的步伐。不
幸的是，中情局这个使人立刻联想起冒险的组织正在失去它最初的特点，而世俗的
官僚主义习气却在漫延，每个人都热衷于能够自保的任务。
　　　　我从未期望生命从诞生到死亡是一条平静、安全、舒适和好运、能轻易走过的
路。相反，我所见到的生命充满了冲突、危险和迷惑这些我们憎恶但又必须承受和
试图克服的东西。
　　　　我们有时胜利，有时又失败。但是如果所有这些奋斗和抗争都被避开了，生命
一定会失去意义，不够精彩。
　　　　重要的是，我感觉自己在东京站里的工作环境正在恶化，我的行动和进取心一
直被我唯一的消息来源——梅日．尼打断和拒绝。我觉得自己被迫做一些平庸的工
作。如果给我更大的活动余地，我应该做得更好。
　　　　这不是我自夸，我过去的记录可以证明：我对语言、国家、人民及其心理的了
解程度使我比别的情报官员有特殊的优势。
　　　　后援工作也不是很好。在第二个年头，我不得不到日本的所得税务机关申报上
一年的所得税．但我没有任何有帮助的证明。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发生在我前次来日本。当时站里和总部没能给予证
明我收人所需的文件。这是可能暴露一名秘密情报官的严重事件。
　　　　在日本，一名外国居民必须有文件证明其收入来源，否则，他会被命令马上离
开这个国家。所以，申报所得税是维持可靠身份的重要部份。
　　　　前次，我被站长本人在不下1O个高级官员在场下训斥他问我为什么对如此重要
的事情没有准备（我猜测参加会议的高级官员是想帮助找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如果
他们能做到的话）。我很坦白地解释道，在此之前一年我已经警告过可能有这个危
机．并且一再重复，最后一次是在交税的最后期限前两个月用书面形式提出的。应
负直接责任的上级官员中有两人缺席（很自然！）这次“质询”，但站长在局里以
脑瓜灵光著称，他很明智，最后认识到不是我的错。
　　　　站长说：“你努力去做，看看能做些什么，这一类事情你干得很好。”
　　　　就是他当站长时，我第一次取得了招募的极大成功。
　　　　我高兴地听到表扬，但这并没有使我的工作进行得更容易。我仍然不得不去所
得税务所，却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解释过去年零三个月我是如何生活的。
　　　　这一次我有了前一次的经验，但情况变得更糟。从我家穿过一条窄巷就到了我
要去申报所得税的税务所，很难解释一名没有收人的外国人会住在这个最富有的人
居住的街区。
　　　　头一次，我走到一排坐在桌子后面的税务人员前面。他们都在等着帮助所得税
申报人——多数是日本人。
　　　　我挑了一个看上去最年青的，我希望他是最没经验的，能够让我钻着空子。幸
运的是，我没有遇上什么麻烦。
　　　　但是！这次没有等着帮助纳税人的税务人员，他们都好像不睁眼就能够嗅出在
所得税上做假的人。我选择了一个年长和蔼的人，但他看上去就像在税务所中度过
了一生似的。
　　　　我隔着桌子坐在他们对面，向他出示了我几乎全部完整的部税务表格。我抬起
头，天呀，我仿佛清楚地看见了我公寓窗户的大特写。那名税务官员要做的只是留
意我的住址。他转过头说：“哦！你住在那里！”
　　　　我的好运又来了。我不需要解释一个没有收入或没收到汇款的外国家庭如何能
够在月租为1200美元的公寓中生活一年。
　　　　当那位有同情心的官员对我的“穷困”表示怜悯和鼓励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所有这些问题和挫折堆积起来，使我内心受到折磨。我想我的胃溃疡又开始恶
化了。坏情绪使我和妻子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那对我的精神和性情都没有好处。
　　　　一天早晨，我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以致不能连续说话。我打电话给一个台湾
中学同学，他在东京最好的一家医院里做医生。
　　　　我朋友医术很高明，听我喘息着描述了一下，他正确估计到我得的是急性胰腺
炎，而不是胃穿孔（这两种病的特征都是剧烈疼痛）。他让我马上叫一辆计程车到
他的医院去。
　　　　我妻子真是个地道的日本人，她竟希望我能脱下皱皱的廉价睡衣，穿上“更体
面的衣服”。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她吼叫，让她想想什么是应该优先考虑的，然
后独自一人蜷在计程车的后座上冲到医院。
　　　　我的情况很危险。感谢我的朋友，他知道外科手术用于急性胰腺炎很少成功，
我被施以药物治疗，在加护病房度过了五个日夜。
　　　　我被告知我打破了几项医院统计的记录。许多医生都在惊讶地谈论我的获救。
可能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他们都想摸摸和感觉一下我疼痛的腹部。有人告诉
我，死神曾经从我身边擦过。我早已知道了。
　　　　我妻子快疯了。第一天，因为没有其它房间可用了，我被推到一间有6　张床的
房间。虽然我醒着，但被用了大剂量吗啡止疼。
　　　　我告诉和子我可能要“去”了。
　　　　不顾每一个人震惊的表情，我钟爱的妻于开始对我大叫：“你要去了是什么意
思？你不会死在这儿！你不应该这样死在这儿！你应该死于一次飞机失事！”
　　　　她指的是如果我死于飞机失事，将会自动获得美国捷运的航空保险，被赔偿50
万美元。我知道她的意思，给了她一个苍白的笑容。
　　　　后来，她笑着说：“我说这种话真不好意思。”
　　　　我告诉她：“你找一架肯定会失事的飞机，我会登上这架飞机的。”
　　　　第二大梅巴尼到医院来看我，劝我放松和不要担心以后。他将我妻子拉到一边
对她说：“不要告诉你丈夫。但你应该考虑到完全有可能被送回美国。”
　　　　当时梅里尼并不知道我得急性胰腺炎的后果。即使我的日本医生会讲英语，他
也没同他们谈过。虽然这种警告在行政上是对的，但这种过早的警告以及发布时鬼
鬼祟祟的行为却是梅里尼的个人特点。他怎样去顾及我妻子的焦虑和痛苦？他脑子
里没有想过这种情形下此种警告给一对夫妻带来的伤害？或许他一直对我可能被送
回美国感到幸灾乐祸。或许他对我极有可能死亡感到高兴。但他真的相信一个妻子
会将这种警告对她即将死去的丈夫保密？
　　　　梅巴尼认为我是一个专横的丈夫，这可能很自然地是从他惧内的角度出发得出
的结论。他不能理解的是更伟大的爱情是超越形式、语言和外表的。
　　　　梅巴尼一直认为我对待妻子的行为是“粗鲁和屈辱性的”。他也许不能理解我
妻子的不同想法。在我看来他关于婚姻的观点，只是一种陈旧肤浅的表面形式。一
张生日卡或周年时送一束花，没有就表明缺乏爱意等等。他可能永远也不能理解我
妻子常对我开的玩笑。相反，他可能会得出结论：我妻子和我相互憎恨。
　　　　他也永远不能想象后来我会开心地笑我妻子曾经尖叫着提出有关50万元保险单
的事。
　　　　形式从来对我不重要。我们确实也送礼物——生日。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
但大都是被要求或容易得到的。忠诚在我们家高于一切。我们用心，用爱情去拥抱
对方，而不是相互纠缠。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只有在后半段时间里才被允许吃有限的流食。
　　　　我的医生朋友几乎每天来看我，总是带来“新来病人死于急性胰腺炎的悲惨消
息”。他是我真正的老朋友，知道我们的友谊有多深厚，我们的关系不会因为这种
嘲弄和打趣而受到影响。
　　　　按照我朋友的说法，出院的时候，我是这段时间唯—一名活着走出这间大医院
的急性胰腺炎患者，我很抱歉破坏了这间医院完美的打击记录。
　　　　因为住院期间禁止我吸烟，所以我借此机会戒烟了。这不容易做到，但对我后
半生的健康极有益处。
　　　　从死亡的边缘回来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我彻底改变了优先考虑的对象。荣
誉感和诚实正直仍然高于生命和健康。但我仍然不知道上帝的存在。
　　　　与死神如此近地擦肩而过以后，死亡变得更不可怕，但生活，一种简单的活动，
却变得如此美好。事实上，我开始不冉惧怕任何东西。我唯一希望的是与妻子和儿
于共同拥抱每一天，而不用担心明天会怎么样。
　　　　天空，树木，花草，儿子天真而又牵挂的神情，妻于放松的表情——所有这些
都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妙生活。
　　　　我被迫做深层次的思考，关于生命，关于我的生活，还有我在任何时候都有死
亡的可能性。
　　　　虽然有些太迟了，家庭责任第一次成为工作之上优先考虑的对象。我没有为降
低工作的重要性而感到内疚。我想和这样的上司一起工作，这只能是自然的结果。
忠诚应该是相互的，即使对于被教导要为事业献身的武士也是如此。
　　　　我没有饶恕那些清楚地以敌人面目出现的人，但我将他们的位置放得很低，介
于狗屎和枯叶之间。
　　　　又有几名特工被派给了我。
　　　　有一个在过去有价值的特工由梅旦尼掌握了将近两年。在交接的餐桌上，我注
意到梅旦尼对他很冷淡。我自己是名酒鬼，能够看出来那名特工爱喝酒，但梅旦尼
甚至没有给他喝完第一杯啤酒的时间。
　　　　这名特工有一个特殊的问题。由于一些我不愿讲的原因，这人直到二十五六岁
才知道阴茎除了小便以外还有其它用途。真难以想象。他的问题是怎样补偿失去的
时间和快乐。他正奋起直追。
　　　　他不能和梅旦尼这样的卫道士谈起自己的问题，转而向我敞开了心扉。每次见
面他都要我给他找个女人。我想帮他，但是这位晚熟的“唐磺”对待女人太粗鲁，
她们被他粗俗的亲近方式吓坏了。我不能告诉他：在女人面前他表现得像一个疯狂
的性饥渴者，而不像一个使人轻松的伙伴。
　　　　这名特工在他的组织中一直得到提升，地位和收人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他向我报怨：在梅旦尼手下他的报酬两年涨了5　次，在我手下一次也没有。
　　　　如果仅仅是为了阻止他不理睬我们的情报要求和阻止他宣称不再需要我们，我
当然试过为他争取加薪。
　　　　事实上，梅巴尼无视我多次请求，不允许我提高这名特工的薪水。这样在写我
的表现评价报告（或叫称职报告）时，梅旦尼可以提出足以绞杀我职业生涯的批评
：“不能掌握一名被证明有用的特工。”
　　　　还有另外的例子。
　　　　梅旦尼移交给我的特工最多只能算作不重要和平庸的那一类：看上去就像一条
普通的鱼，但已经臭了不能用了。他们正好处于梅旦尼那种级别。
　　　　梅旦尼想象不出我在以前的任务中所必须对付的那种人：困难的目标——敌方
情报官员、敌方大使、外交官和记者。挑战！刺激！危险！梅旦尼甚至在梦中都从
未遇到那样的人，所以他从不相信我与他们的关系。
　　　　我还被介绍给一些前途未知的“发展对象”，我尽力做好，但并不是因为我必
须那样做，只是出于我追求完美的本性。
　　　　问题在于这些能轻易到手的目标是否值得下功夫。我对这些指定目标抓得很紧
是因为不知在我的表现评价报告中会受到怎样的批评。
　　　　在与中情局合作的头10年里，我的表现评价报告等级一直较高，在很多项目中
得的是“出众”或“得力”
　　　　，总体等级是“工作得力”或更好。我从来不用担心这些。有一次当我的总体
评价跌到“熟练”时，我感到极大的伤害和羞愧。仿佛成为惯例一样，几乎每年都
有关于提升我的推荐。
　　　　这一次，我知道梅里尼会用工作评价报告进行报复并从中得到快感。
　　　　后来，我和一名高级官员谈话，他的工作与总检察官办公室有关。他只是通过
文件和传闻知道了我，对于我在梅里尼手下得到的可怜评价，他安慰我：“听着，
第二份评价报告会好过头一份就行了。”
　　　　我很感激他友善的言词。
　　　　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一名不能轻易接近自己档案的深潜秘密情
报官，后文将说明这点。
　　　　我只能粗略地记得梅里尼为我写的第一份工作评价报告很普通，而不是灾难性
的，可能他知道一下子与以前的记录差得太远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