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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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工作，所以我也就只好接手了。
我和科长工作时桌子相距每每不到十尺，但相互之间却缺乏沟通。我觉得他是
一个有板有眼、极平凡的人。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跟我往来。
他要告诉我什么事，哪怕有时是要完全改变给我的任务时，也总是叫其它人转
告我，而不对我直说。
虽然我想我已经很明白地向他作了说明，但他紧张的脑筋无法接受我从未在总
部机关工作过这一事实。年尾时他会在我的工作鉴定书上写道：虽然“有在总部工
作的经验”，但没有尽到“一个高级官员应尽的义务”。
什么是“高级官员”？他难道是把我当高级官员对待的吗？
什么“经验”？难道他不知道很多官员从未在总部工作过吗？
我再次提醒他我一直是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故而从未在总部机关工作过。他
只删掉“已有总部工作的经验”一句，说来更加荒唐。
我参加过各式各样的工作，有时还是应行动工作局其他部门之邀参加的。对于
一个多年像孤狼一样生活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来说，这些工作是很新鲜的。
一方面，我要将我所掌握的相关地区和国家的基本情况，向准备外出的国防部
高级军事官员作简介；另一方面，我也向局里的行家里手请教，了解他们如何处理
特殊事件和相关国家的事务。我充满好奇心，获益匪浅。
我还见到了我在东京时的一些上司，这时他们已官居高位了，在他们的办公室
外，都有一间“秘书及助手办公室”。有时我也会去和他们聊天，他们对我都有感
情，非常友善。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毫不
理会外面对我的流言飞语。我从心底感谢这几位老上级。
我和机关里的大部分同事都相处得不错。局里也有个别人跟谁都合不来的——
“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对人对事都充满敌意。我想在任何大机关里都少不
了这号人。在人面前表现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已经是客气的了，更糟的是背
地里暗箭伤人。
我还是对他们客客气气，想尽量搞好关系，刚开始时也免不了发生一些磨擦。
其中有一个，据他人相告，我是目前为止唯一对她客气的人。
有些同事开始要我帮忙，为他们做些事情。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认同我，鞠敬
待人终于有了回报c 有一位女士原先就已经知道我的存在，她在纽约读过我的接触
报告及联络电报。在总部大楼里，我们开始都未意识到是对方，说着说着，竟发现
我们曾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工作。她第一次见到我，觉得很惊讶，说我和她看到电
传所想象中的我完全不同。
有一度少数民族的呼声很高。他们曾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亚高职员联谊会，我去
过一次，但以后没有再参加。
这样的联谊会，对少数民族的人来说无疑是有支持作用的。但是我相信无论是
什么事，最后还是要靠自己个人的努力、实力和聪明才智，通过奋斗方能成功的，
而不应指望他人的帮助。
至少我的生活给了我这样的信念，藉此我才能屡涉难关而终得幸存。虽然这样
有点像是理想主义或经验主义，但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局里，我的确都曾
受到过歧视。
大多数情况下，对我突施冷箭、恶意中伤的人，竟是局里的中国“同胞”——
小气、猜疑和嫉妒无处不在，或是受他们的流言影响的人。既然这样，组织少数民
族联谊会又有什么意义呢，抗议多数民族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吗？
多年以前，我曾认为中国人就好像他们广袤的土地一样，大度慷慨，无私奉献，
有中央之国的气派。中文里喜用“大人”这个词，可能正是这一美德的写照。我仰
慕祖先们的气度。从后来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和言谈中，我也时时可以领略到这种
泱泱大国的风范。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磨难、贫穷和悲怆之后，这种美德已
经日渐式微了（我希望还没有绝迹）。团结和合作已成了奢侈品，并正日益被极端
的利己主义所代替。这是一种可悲的现象。
写到此处，我要说明我也有很多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美德的中国朋友。他们真
诚、大度、尚礼。一句话：雍容大度。
从早年求学时期一直到进人中情局从事非官方掩护情报工作，我都是独立生活，
因而也养成了自强自立的习惯。我始终认为要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无须以什么组
织作靠山。尤其从事我这样的职业，在美国的制度下工作，更是如此。在中情局里，
不分种族、不分男女，想要获得成功，人人都要展露自己的才华。遇到困难时，更
需要不懈奋斗，唯其如此，方显英雄本色。
当然，也存在种族歧视，在当时的总部机关里，还非常明显。
1979年圣诞节，我们华裔职员参加的圣诞晚会就被谑称为“中国佬晚会”，所
有的白人高级上司自始至终都这样戏谑我们。
一位华裔官员被评为“年度最佳中国佬”——奖品为三粒金色玻璃球——比睾
丸还多一个，以表彰他出色的工作成绩。
我们这些中国佬——还有中国女——一直不得不把这当成是一种幽默。我对此
也不太在意，因为我已见过太多的种族歧视，甚至还有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而这
帮白人说我们是中国伦，也并不意味着是恶意贬低我们，或蓄意伤害我们的自尊心。
但后来也有人告诉我，在讨论升职的时候还用这种称呼，就是心怀恶意了。这
位被评为“年度最佳”的中国佬，肯定因为他的种族和肤色，而难以正常升迁到某
个特定的职位。
我相信这一说法。在我看来，他的能力甚至高于他的老板，非常杰出，完全有
资格胜任更高层的工作。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问这位心直口快、知名度很高的“获奖”官员是否认识
梅旦尼时，他回答说：“认识。但只是认识，不是朋友。仅仅是认识而已。”他又
强调。他的观察力很强，能看透别人在想些什么，所以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招募专家。
那时，中情局里还很少使用电脑。有一天，我要找一个人的名字，就去翻卡片
库，一个卡片库里几乎有50万张卡片。我碰巧翻到了我最早的上司的卡片，那位350
磅重心脏有毛病的上司。
我想，他的名字不应出现在这个卡片库里，这样想着，我又查了与之有关的其
它卡片，发现这位胖上级与我们华裔下级在一起时用的竟是假名！他的妻子和儿子
过去常常和我们一起在他家里玩牌，和他一样，在我们面前也用假名。
可见在1966年中情局对我们这些华裔雇员还是很不信任的。直到现在中情局才
在可能的程度上公开了一些。以前为人所普遍接受的概念一直就是：越秘密，就越
安全，越可靠。
现在除了那些非常敏感的职位和被人们认为是执行007 式特殊任务的行动局外，
大多数中情局雇员都可以使用真名，说自己在中情局工作。
多年以后，一位官场失意的高级女官员评论我“令人失望的业历”说：“有两
个因素影响了你在局里的发展，第一，你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第二，你是少数民
族。”
遗憾的是，这的的确确是对我最恰当的评语，也为熟知我的人所认同c 大约就
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对特殊制作的刀子感兴趣。我碰到了一位很有交情的猎人，他
也是一位刀迷。他约我去看刀具展览。因为在用刀和磨刀方面我可说是具专业水准，
所以，我很喜欢刀。我从见到的制刀匠和刀具收藏者那儿买了很多刀。
我见过一位著名的制刀匠，雷蒙德·比尔斯先生（RB），他后来成为美国最著
名的十来个刀匠之一。
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又喜欢动脑筋，所以买了他做的刀后，就向他提了不少
建议。不久，我开始依用途自己设计刀，并请RB按我的要求加工制作。
刀制成了。我欣喜地看着我自己设计的刀。刀锋质量极佳，寒光夺目；刀柄上
用了罕见的材料，绚丽无比；刀身外形美观、大小适中2 使用起来，更是效果一流、
得心应手。RB非常讲究自己的手工，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令我钦佩万分。
我们合作制作的刀在刀具展览时，博得多人喝彩，刀迷们都喷喷称奇。
做刀和收藏刀是一个耗费不匪的癖好。因此，我只能让RB制作很少一部分我的
设计作品。大部分制作出来的刀最终都作为礼品送了人。
我的儿于彼得对刀毫无兴趣，这令我很有点失落感。值得我庆幸的是，我爱刀
的癖好虽然只使我博得个难登大雅之堂的名声，却也给我带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奇
遇：在耶酥会导师的安排下，我得以在梵蒂冈单独拜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并以
私人的身份，赠送他一把我自己精心设计的刀。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和思
想，令我终生难忘。我从此走进了罗马天主教。
在总部工作一年，我越来越觉得每天上班下班的单调生活难以忍受，对这种毫
无新意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耐烦。曾一度是新闻记者和情报行动官员的我，早已习惯
于每天都有新意、每天都不同的生活。与大多数中情局行动官员一样，我喜欢行动，
喜欢刺激，而不喜欢总部这种宁静的生活方式。
我常和我在东京时的一位老上级聊天，他当时已升为国内区局的副局长。一次
我向他谈及我的苦恼，他当即说出三个国内大城市，让我从中选择一个。每个城市
都很大，但作为居住城市却各有利弊：住房、学校、消费水平、交通等等。
我和和于以电话商量了十分钟——这是我第一次同和子商量和我的工作有关的
问题，最后选择了波士顿，我要执行的任务涉及到整个新英格兰。我连走带跑地告
诉老上级，去波士顿！
对新英格兰，当时我们还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是一个文化中心，气候寒冷。但
是，我们也听说新英格兰人待人很亲切，富于同情心，至少当他们不小心踩到你的
脚时会说“对不起”，而不会毗牙咧嘴地反咬一口说“你瞎了眼啦”！
我了解了波士顿基地负责人的情况，得知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有闯劲而又精明
的情报官。这很对我的胃口，我宁愿在这样的上级手下工作，也不愿被胆小怕事、
官僚气十足的上司领导。
中情局的国内工作有好几个方面。许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中情局在国内也有好多
基地。我被分派主要从事人员招募工作，也附带做一些其它工作。这正是我的长处。
因为我只进行了一年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也没有定期参加戒酒共进会的活动，
因此，在调到波士顿之前，我还得通过医学评估，以确认我是否戒了酒，戒酒后身
体和心理是否正常。但是，我的心理学家这时已开始相信，我已经彻底戒除酒瘾。
国内区局长亲自向他询问我的情况，他证实我的健康情况良好，也不会再染上
酒瘾。
事后，他还很诧异地问我为什么区局长会亲自过问我的事，他又自间自答地说
我以前一定是个很与众不同的案官。在第二次到东京的悲惨之旅后，还有高级官员
认可我以前的工作，这一点很令我感到欣慰。
我真诚地回答：“是的，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案官。”
波士顿是个大都会，由200 多个市镇组成。我们幸运地在一个市镇上找到了一
间合适的公寓。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基地负责人（基地长）。他是一位充满自信和行动力的人，
性于火爆，但十分赏识能干的下属。据在他手下工作的同事说，如果事情办砸了，
他会“咬掉你的头”。他还对报告上的英文要求苛刻。不论如何，我自信自己的能
力会得到他的重视。
到波士顿地区（不是波士顿市）一个月后，我就开始投入工作，承担一了几个
项目。我第一次单独与联邦调查局（FBI ）合作，首先是在波士顿，然后是在卡耐
蒂卡特州。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过去有一些矛盾，主要是由于地盘问题引起的。大部分情
况下，国内事务属联邦调查局管辖，中情局“如有必要”在国内开展工作，应先知
会联邦调查局，并在后者的协作下进行。“如有必要”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由于
各自立场的不同，解释起来也就有分歧，从而导致两个部门间的磨擦。不过，总的
来说，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我本人和联邦调查局调查官的合作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在卡耐蒂卡特，我和
一位精于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官密切合作，进行了多次反间谍行动。
他总是嬉皮笑脸的，非常幽默。我和基地长可算是中情局里较为好斗的人了，
但与这位rpl 特别调查官相处以后，我发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官比我们中情局的人
还要粗野c 他处事的惯用手法，往往令我吃惊和羡慕。
他们身上总是带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徽章和身份证件，或贴或挂在身上显眼的地
方，人人都可以看见。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挂得更多，以引起公众的注意。
而我们中情局的人身上，最多只带个真实身份证（常常是驾驶执照）或商用电
话卡。如果带有两个身份证，我们就要保证在不同的场合不会用错——这已经违反
了不能同时带多个身份证的规定，但我们都喜欢这样做，因为在真有急事发生时，
我们很难立即从所谓的“秘密文件暗藏处”拿出“正确的”身份证明。
打个比方，如果家族长老去世，举行葬礼时，联邦调查局特工参加时会有一种
荣耀子孙之感；而我们中情局的人却像是个私生子，没名没份的，只能偷偷溜进去，
还要遭受他人的白眼，我们一出现，在场的人就会噤若寒蝉。
有一次，我和调查局的那位调查官分头驾车，急匆匆地赶路去一个地方。他在
前面，我跟在后面。尽管我已经把我的新奥迪5000轿车开到了每小时95英里的速度，
但是，在卡耐蒂卡特拥挤的收费公路上，我还是无法跟上他。
我只能放弃。他身上有调查局的徽章，还有枪，完全能证明他是在执行任务；
而我却永远不能直言我是正在执行任务的中情局官员，超速行驶肯定会被交警重罚。
事后，他向我解释他看见前面有辆车高速行驶，还以为是我的车，于是就飞快
跟随。我将信将疑，有谁敢在卡耐蒂卡特的收费公路上以每小时100 英里的速度超
速行驶？
我们的对象是各式各样的可疑恐怖分子、可疑间谍分子或潜在的合作者。
我们喜欢重拳出击，对可疑分于采取高压手段：一个中东国家的政府机构派遣
一名科学家到美国研究昆虫学，更具体一点，竟是研究蟑螂。哦，真的吗？我们能
相信你吗？
他摆出一副笑脸，竭力向我们说明蟑螂正在他们国家的大沙漠里肆意滋生，他
研究蟑螂就是为了对付蟑螂。我和我的朋友不得不强抑住内心的窃笑，但我们无法
反驳他什么，因为派他来美国的那家秘密科研机构的确可能正在和蟑螂作殊死搏斗。
我和在新海文（美国地名——卡耐蒂卡特州府所在地——译者注）的联邦调查
局的人相处得很好。一天上午，我和我的调查询搭档走进他们的大厅时，他又开始
表演了，高声对他的同事叫道：“嘿，大家听着！这位是从中情局来的，是来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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