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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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人相处得很好。一天上午，我和我的调查询搭档走进他们的大厅时，他又开始
表演了，高声对他的同事叫道：“嘿，大家听着！这位是从中情局来的，是来为大
家做强制性测谎试验的。”
　　　　这群配着大口径枪枝的男女纷纷转过身来，充满敌意地看着我。因那天早报的
头条报道了中情局副局长鲍比·雷·茵曼的一篇讲话，说联邦调查局也应像中。清
局一样，对其职员进行强制性不定期测谎试验。
　　　　有一次我碰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行动小组聚在一起开一个行动准备会，人人都
随身带着武器。这种场面无论是发生在中情局大楼内，还是大楼外，都是不可想象
的，我感到很新鲜。这时，一个恼怒的调查员针对我发起了神经：“老板！我们到
底是在开秘密会议还是什么的？”我只好知趣地自愿离开，但他们的老板制止了这
群不满的男女。
　　　　事实上，在当时的情景下我不可能独自离开。就像在中情局大楼里一样，来访
的人哪怕是到洗手间，也要有人陪同。
　　　　到后来因为个人安全原因我要购买手枪时，我要我的那位调查员朋友帮我，征
求调查局军火专家的意见。结果我获得了别人轻易得不到的良好建议。
　　　　任务完成后，我要求工作局局长致函联邦调查局，感谢那位朋友和他们科长对
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几个月后，他们收到了中情局的感谢函。我很高兴能如我所言
向他们表示礼貌。这是很多年里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来往的第一封致谢函。
　　　　我到波士顿三个月后，还成功招募了一名特工。他很派用场。我们都是用法语
进行交流的。我感到我的自信心依旧，心里很高兴。
　　　　那时在国内进行的招募工作一般都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由不同的官员负责。
一旦成功，功劳大家都有份儿。
　　　　按我的理解，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安全的理由，同时也给每个官员一次处理招募
事宜的机会。这样安排有不少好处，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就是难以充分保证招募过
程的连贯性，不同环节交接时容易出差错，而每一个环节交接的差错都有可能毁了
整个过程。
　　　　我不在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功劳。虽然我在过去的工作中更像一条独狼，但我认
为我是具有团队精神的。分享功劳是团队精神的灵魂。这样做可以加强同事间的合
作，对于那些相对新手而言，则可以增长见识，学习新的知识和吸取别人的经验。
而且，那时我已是一个招募专家了，我完全不必在意我在同事中的地位。
　　　　除非有特殊原因，在招募的过程中，每个参与的官员依次接手进人。每个人所
担任的角色均由基地负责人指派。
　　　　例如，对于年纪较大、行为检点的目标人选，通常就要派较为成熟的官员去接
近他做工作。对于荒淫好色的男性目标，就要派较能理解他的男性官员去培养（不
能派女的，这样可能会引起对方误会而产生非分之想），不过在最后摊牌和协议阶
段，也可以派女性官员与他接触。
　　　　招募时如果发生冲突，通常都是在摊牌阶段。这时其他官员已经脱离了接触，
暴露的风险虽然降低了，但依然存在。
　　　　尽管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有时还会发生不愉快的事。
　　　　有几个来自不发达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自愿为中情局充当间谍。他们是上校，
这样做的动机很明确，即是赤裸裸的贪婪。他们可能觉得有机会和中情局保持长期
轻松舒适的关系，提出每年要5　万（还是10万，我记不清了）美金的报酬。
　　　　我们只能告诉他们，中情局不是什么福利济贫组织。最后，这些上校们回到他
们的国家，竟反咬一口，向他们的总统报告说中情局“试探过”要招募他们！
　　　　于是他们的总统向吉米·卡特总统递交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
　　　　（中情局里那怕是最温和的局员获知此事后，都不禁骂出声来：“简直是岂有
此理！”）
　　　　我前面也曾提到过，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适于参加招募工作。要使招募工作成
功，尤其是在最后摊牌时，要进行多方准备，抓住时机，措辞得当，还要大胆。
　　　　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福特曾对我说起两个招募案例，依过去我对山姆的了解，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能做到，但却是真话。
　　　　一次是他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个“现成的”潜在大目标。详。清我不及细问，反
正他说“现成的”说法，我理解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山姆立即向站长汇
报，请求站长批准他招募那个目标人选。
　　　　只有山姆能做出这种事来：锋芒毕露，单刀直人。他直接去了目标人选的家，
表明自己中情局官员的身份（极少有人敢这样做），要和对方私下好好谈谈，而且
就在那个晚上，成功地招募了那个目标人选。这是抓住人的心理，一举成功的范例。
　　　　山姆在我面前很坦白，他又说明那个新特工后来并没弄到什么情报，几乎没用。
　　　　他的坦白的确令人钦佩。
　　　　另一次，山姆在一旁守株待兔，准备向目标人选发动攻势。他并没有对我谈及
这桩正在进行的微妙案子的前因。他的意思是他当时已经知道对方机构里有一个人
和组织闹意见，想要跳出。
　　　　按山姆的说法，他当时是“在射击孔里摆好了来福枪，瞄准好，只等目标探头
出现”。
　　　　目标探头出现时，就扣动扳机，“砰！”
　　　　“一枪命中”，山姆边说还边做出用来福枪射击的手势。他成功地招募了目标
人选，和对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他和那位特工紧密接触，不断获得情报，那时我也在东京站，山姆所获得的情
报占了整个东京站每月情报报告（IR）中的10－40％的内容。
　　　　就我所知，东京站里只有一位其他的案官有如此的成绩记录。
　　　　不够胆大的情报官是难以顺利完成招募工作的。常常是吞吞吐吐，话到嗓子眼
里又缩了回去，甚至回避“摊牌”时的关键语句。这种情形不少，在招募的最后阶
段是决不可取的。
　　　　当然，在最后阶段，很不容易毫无忌惮厚着脸皮问对方“你能不能为我们提供
机密情报”？或甚至干脆问对方“你愿不愿意做我们的间谍”？这和问高中女学生
是否愿意参加高年级舞会完全不同，甚至比问女人愿不愿意同你上床（顶多挨几巴
掌！）还要难。这事实上是要对方把他的前途和生命当作赌注来换取他认为是值得
的东西，达到他自己的目标。他要衡量所得的利益和要承担的风险。培养或摊牌的
官员只能通过巧妙的迂回以达到目的，而不可误导或逼迫对方。
　　　　这使我想起一位中情局的新局长曾派一个高级官员巡视各地的情报站。
　　　　这位新局长的高级代表是一个空想家，或至少是一个清教徒。他从不抽烟喝酒，
还认为玩女人是非常邪恶的事，只发生在文明到来之前的索多玛和蛾摩拉城（《圣
经·创世纪》里的城堡，城中的居民因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译者注）。
　　　　无论在哪个国家，他训话的主题都是：要为“全世界的美好”而努力开展谍报
工作——这论调还算说得过去——同时，要努力发展情报特工或间谍，“把特工的
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场听到他训话的每一个人都不禁大笑，说：“这家伙人错了行！”
　　　　我认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或道德标准强加给别人。但这种天真的想法对
于久经阵仗的情报官员而言，就显得太幼稚了。
　　　　是的，也确有人做间谍——背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朋友和誓言
——仅仅是为了个人理想。但这只是众多间谍中的极少极少数人。
　　　　大部分特工都是为了金钱和物质等很实际的利益而“签约”的，还有为政治和
社会利益，为不失去既得利益，为复仇，为挫折，为愤怒，为妒忌，更多的是上述
种种原因的综合。很少人会仅仅是出于冲动或为了什么精神、信念的就去冒生命危
险。
　　　　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与死后或涅盘的精神世界还没有关系。现实世界
要求间谍工作必须讲求实效，因为任何失败都可能导致自身的毁灭。那位高级代表
却唯心地高谈阔论，好像间谍工作是在为迷失方向、无助的灵魂打开天堂之门似的。
　　　　有人还说了一件事，以警告还未意识到这位“银盔骑士”的来临的情报站：
“我不想说出是哪个情报站，因为这事儿挺惨的。那个站长没有意识到高级代表的
‘高尚情操’，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请客吃饭来招待局长代表大人。”
　　　　那场面一定很尴尬，挺惨的。
　　　　要招募一个特工，首先要了解他手头有什么机密，他能接触什么机密，这些对
我们有无用处。（如果他知道最新的导弹技术，太棒了。如果他只知道种大玫瑰，
那还是让他继续种吧，但也不要忘记他的名字，你有一天可能也会需要大玫瑰。）
然后还要知道他想要什么作报酬，并且确认他一定会做这个交易。虽然还有很多与
这些原则有关的事，但这就是招募的要旨。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青霉素和链霉素在间谍行动中很有用，因为潜在的
目标人选往往需要这些神奇的药物，或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他们所爱的人。这是
一个很强的动机，而我们又可以很轻易地为对方提供这些药品。那时，青霉素和链
霉素比金子还珍贵。
　　　　目标人选的需要是否足以使他冒险犯难为我们工作？这是整个工作的症结所在。
有时整个培育发展工作的时间表会大大向前推进，从评估一培育阶段飞跃到“摊牌
——签约”阶段，出乎我们的计划。这正是由于目标人选的需求十分急迫，直接向
我们表达出来的缘故。
　　　　所以，可以说最难攻克的目标就是愿望已经得到满足、不艳不羡、没有其它需
求、想保持现状的人。
　　　　也只有这种人才难以打动。但我们之中有多少这样幸运和安祥的人呢？不多。
　　　　我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个案。当一个同事建议：“我们收买他吧”，马上就有人
表示反对：“收买他？他只要拔根汗毛，就能反过来把我们都给收买了！”
　　　　招募官员要深入了解和分析目标人选的背景、日常生活和他所表达的需求，以
找到发展他成为特工的关键所在。
　　　　有时对目标人选的评估不正确，突破口也选错了，就会带来失败。
　　　　但在那时的美国，即使失败也不会引起什么不堪的后果。
　　　　最差的情形也就可能是目标人选的同事出面帮他的忙。这种情形在评估和培养
阶段还不会发生，因为在这个阶段对方的每一点思想变化都难以逃过我们的眼睛，
即使有什么麻烦，也都可以轻易化解。
　　　　还有一种情形可能比较尴尬一些，即对方道貌岸然地叫来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
人。不过，如果前期工作做得好的话，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就算是确实发生了，“摊牌”失败的官员也不会因此进监狱。
　　　　我曾有三次将目标人选培养得快要对我说“同意”了。但是，按规定我要把他
们移交给另一位官员，结果，最后都失败了。我敢说如果最后出面“摊牌”的是我
自己，我一定能摘下这几颗快要熟透的皤桃。
　　　　他们三个都是很有潜力的目标人选。他们的家族在各自的国家都有人处在显赫
要位上，而且联络广泛。他们个人也很有发展前途。其中有两个，正如我说：“仅
仅通过你们的家人和朋友，你们就可以发起政变占据有利地位并取得成功。”
　　　　我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这么密切了，我对他说这番话都已毫不忌讳c　每一次我
说到这，他都会露出微笑，暗示认同。
　　　　面对这样看起来已经到手的年轻、聪明而又有野心的目标人选，进一步还能怎
么样呢？在他们身上涂上野餐酱？可以吃了！
　　　　很遗憾的是，接手“摊牌”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高级官员，他快要退休了，没
有勇气，也已没有成功的欲望了。
　　　　而且，他有一个坏毛病，喜欢吹嘘他过去的“风云岁月”。对于一个情报官来
说，如此怀旧吹嘘是很不利的，因为迟早他又会碰到真正紧张的时刻，这种不思进
取的心态会妨碍他的正常发挥，最终导致失败。
　　　　还有一点，他的酒量很小。凭我20多年嗜酒的经验，我从一个人举杯送酒人口
的架势，就能看出他的酒量到底有多大，能看出一个人到底是喝一杯、两杯或三杯
就会倒了。
　　　　我三次把“准备”好的目标人选介绍给他，让他接手去“摊牌”，却三次在介
绍时发现他已经不胜酒力了，说话含混不清，嘴里喷着酒气。
　　　　从我自己酗酒多年的体会，我知道不应对他人偶尔喝多了酒进行指责。但是，
他应该明白，如果自己喝醉酒后自制力不够，举止失态，就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喝酒。
我想，他不过是想借酒精给自己壮胆，好增强自己的“阳刚之气”。
　　　　我在喝醉酒时绝不会丧失说话和观察的能力。在巴黎玩扑克牌时，我每每故意
在他人面前大喝特喝，好让他们认为我喝醉了，无法再认真理会牌桌上的事儿。我
也无须用喝酒来给自己打气壮胆。所以，我无法理解和同情那个老家伙。
　　　　负责“摊牌”的官员和其它场合的官员不同，要给对方以真诚、自信和可靠的
感觉。他的承诺要看起来绝对可靠，要向对方表示，就算前面有火炕，他也会一起
跳进去。如果有什么不能保证的，就应该老实承认，这样不仅不意味着失败，对方
反而可能被你的诚挚所感动，而更加靠近你。
　　　　没收好袋口，三个到手的猎物终于都被吓跑了。我能理解，因为没有人愿意把
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酗酒的老头手里。
　　　　我非常失望，也很生气。这时在国内区局招募统计数字中我已几近10％了，名
列第一了。（只有国内区局才保留这样的统计数字。）我做完培养工作后，怎么不
指望能更进一步地获得成功！
　　　　第三次失败后，我找基地长反映了意见，他于是决定改变原来的方式。
　　　　这时我手头正掌握着一串潜在目标人选，基地长于是要我全权处理，允许我决
定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他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
我的工作效率无疑会是很高的c　我曾遇到过一位很有吸引力的学者、政治家目标。
和他泛泛地见了两次面后，他很有风度地对我说：“请您不要把我当傻子。我敢肯
定您是中央情报局的人。”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而是继续努力，以实际言行告诉他我的的确确是中情
局的人。他后来成了我们的特工。这次招募轻松写意，完成得非常漂亮。
　　　　新英格兰聚集了众多的外国学者和政治家，我还曾遇见过两位立志要成为他们
各自国家未来的总统的人。他们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从他们的地位背景和
能力，我感到他们极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我对他们很尊敬，彼此间成为了朋友。
遗憾的是我当时用的是假名，所以以后无法再和他们取得联系。
　　　　有一单案子我记忆犹新。一位官员成功地培养了一个目标人选，将其移交给我，
他先诉我目标非常友好，最后向他“摊牌”的时间由我决定。“如果您愿意，你可
以今晚就向他‘摊牌”’，那位官员边起身离开餐桌，边悄悄对我说。他于得太棒
了。
　　　　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