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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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东国家的情报官、外交官和记者们会面、交朋友、培养感情，然后尽可能地拉
拢他们。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前几年在中情局的工作经历，这种任务也许会让我恐惧，
特别是在恐怖分子猖撅的罗马。
带着自信与愚勇，我狂热地开始了工作。
派遣一位深藏不露的极秘情报官从事秘密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不大可能被
敌对国家的政府或其他敌对势力逮捕。
并且一旦不幸或因出错而被逮捕，极秘情报官也可利用机智和经验去编造一个
“合理的抗议”，如用中情局乐于使用的那一类方法。我有充分的自信自己可以很
好地处理这些事情。
我的掩护身份是一位商业咨询者／财务分析人员／投资顾问等，任何与钱或咨
询有关的事情都被他们含混地写在我的业务名片上。令人惊奇的是，数年后，因为
这个身份我学会了足够多的东西来令人满意地开展与掩护身份相符的工作，或与学
者、专家以及专栏记者们以职业水准讨论有关的问题。最妙的是我并不需要做有关
这些身份的实际工作，尽管我必须随时了解新闻。我是读新闻成瘾的人，这项工作
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仅仅在使用这个身份数年后，我才唯一有一次由于掩护身份而使自己处于尴尬
的境地。
我的一个远房婶婶和他的儿子（在他的业务名片的显著位置印着博士的头衔）
专程来向我寻求购买黄金一金条的交易（而不是关于小赌注的游戏）的专家意见。
当然，我了解这类问题，我取出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考虑到南非的各种
生产因素，苏联出售黄金的可能性或者某处突然爆发的军事冲突等等因素，我断定
当时对美元每盎司的金价最多可能达到95美元每盎司。
因此，我诚恳地告诉他们在瑞士借钱买黄金是冒险的投资。
我的忠告是免费的，就像我们请的晚餐一样。我冒了自己的险提出这项劝告给
这远亲。
然而，历史记载了一切。很快，大约6 周以后，金价上涨到每盎超过800 美元
的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高价。这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现象使所有的专家和经济学
家们困惑不已，包括那些开心傻笑的南非人。20年后的今天，金价也仅仅为380 美
元每盎司。
从业务上讲，我没有受到任何不良影响，因为它与我的本职工作无关。何况，
我只是无以计数傻瓜们中的一个而已。
我丢尽了脸面，更失去了婶娘和表弟。
罗马支局除了给我一些指令外对我没什么帮助。我的一个极秘情报官同僚和我
会过一次面，一年后又在电话里用嘲弄的腔调和我交谈过一次。这就是他对我的
“协助”。
我后来从他以前的上司那里了解到这位极秘情报官同僚并不是什么好情报官，
我非常理解这件事，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一个极秘情报官只会把自己看成朋友。
接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指示后，我开始试探着与那些目标中的外国外交官们交往。
我好像在浓雾中摸索向前，就像一句东方谚语所说的：我不知身处何方，也不知要
去往何处，更不知会遭遇何事。
当我成功地和一位阿拉伯大使馆的情报首领共进午餐后，我想我已取得了一些
实质性的进展。或许我该再安排一次宴会。
然而那个人并非没有理由成为使馆的情报长官，在罗马这个充斥着间谍的城市，
他也是有经验和一些所谓的“第六感”。
但尽管我在电话里竭力邀请，接下来的会面却再也没有实现。
我奉命去某个重要场合的例子可以说明我的处境是多么无助。
我被命令去参加一个回教国家大使馆的宴会。宴会是凭请柬进场的，而我当然
没有请柬，事情如果那么容易的话就根本不需要间谍了，不是吗？当然是这样。
为了为晚上的活动做好心理准备，我去了著名的林荫大道Via Veneto，那儿有
几家著名的咖啡厅，一度是国际影星时常光顾的地方，如今因为冲锋枪扫射和炸弹
爆炸而再度名声大噪。
我找了一家有许多大声交谈的阿拉伯人的咖啡馆坐下。我通常习惯于背靠墙坐
着以便我可以很好地看到眼前的“舞台”，如果附近有一根粗大的大理石柱子来挡
住可能突然飞来的子弹或炸弹就更好了。正如你想象的那样，就此而言，在这种危
急情况下，即使是一个非常胖的男人或女人也不如一根石头柱子管用。
看着眼前的阿拉伯人，想着也许他们晚上也要参加同一个宴会，我感到心情有
些沉重，“我该从哪里下手？怎样开始呢？从眼前这些人身上开始吗？”
这时，一个阿拉伯人站起来，他翘起的夹克露出了随意插在他背后腰带里的一
把不锈钢的“·45”口径的半自动手枪。我的心情比那把枪还要沉重，这个人甚至
没有为手枪配一个枪套（这便于快速拔枪）。那魁梧的阿拉伯绅士漫不经心地整了
整衣服，盖住了露出的手枪。我心里默默地记着这帮人的面孔。
我准时来到了大使馆的人口，已经有许多客人在那里了。大部分人手里都拿着
请柬。当然，那个背后插着把枪的大个子阿拉伯人也在客人中间等着进去。美国人
并不是恐怖分子的唯一目标，在罗马，回教徒枪击回教徒是很平常的事。伊朗和伊
拉克人正在打仗，两个国家都在罗马派驻了使馆。
我别无选择地加入到面向欢迎者的行列里。大使和夫人站在欢迎的行列中，夫
人站在前头，紧靠着人口。
我前面的客人看上去像是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和他的年轻助手。
我不知道该用哪种语言和他们交谈，我最终选择了英语，因为觉得最可靠。就
在我面前的年轻人准备把他们的请柬递向将去叫出客人的姓名、头衔和国籍的接待
员时，我用英语向那年轻人轻声道：“英国大使今晚也会来，是吗？”这是一个不
论怎样都会得到回答的问题。
年轻人递请柬的同时疑惑地点点头。
我大约50岁上下，穿着得体，看上去平静而高贵，像一个亚洲国家使馆的公使
或参赞——至少我希望是这样。我向年轻人庄重地点点头，微笑着说：“对，对。”
我的耳朵其实什么也没听到。
接下来，我已走过接待员来到大使夫人面前。
很早以前在巴黎学会的做作的妄动差点毁了我。
我完全忘了主人是回教徒，我试图拿起夫人的右手轻巧地躬身吻一下。
哎呀！美丽女士的手在我的拉动下仅移动了一英寸，这优雅的手拒绝移动！我
几乎可以感觉到她黑亮的眼睛在我躬下去的头顶上刺了个洞，她嘴唇轻启：“你这
个傻瓜！”
我当时一定是满脸通红，我被太阳晒成暗色的皮肤掩盖了一切。我迅速左行面
向大使，孤注一掷地露齿一笑咕哝道：“阁下……”我避免和大使夫妇两侧全副武
装的卫兵做任何的视线接触。
直到我离开大使至少十步，十大步之后，我才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
如果是在喜剧表演里，我当时就会像一根木头直直地倒下去。我异常紧张，感
到血压猛裂冲击着我的头和脸。
在日本或其他地方我从未感到如此紧张过。和已知的敌对情报官握手与如此可
怕失礼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我真的很想念日本，在那里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使
局面在我的控制之下。而这里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共存在这个占老、辉
煌、美丽、复杂的首都。
晚会主人很多，但我毫无收获。我遇到一个难以对付的国家的大使，并试图与
这位年长的外交官用法语多谈。令我反感的是他向后退让着，奋力把手从我的手中
抽出来，仿佛被凶狗咬厂一样，我不理解为什么他如此坚决地要回避我，他应该不
知道我是谁。
我在晚会上遇见我的副部长，他当然有请柬。
他带着惊讶的表情问道：“你怎么在这？”
是你叫我来的，还记得吗？你只是忘了这有多困难而已！
我被介绍给一个值得信赖的长期特工，我可以同他一起做许多工作。这样一个
重要的特工我却仅仅在会面前10分钟才听到他的名字，并且我只被告知今天应该向
他说什么，再没有更多的信息。没文件可读，没有背景材料可查。
我带着特工来到城里奥古斯特皇帝陵墓边的一家安静的餐馆长谈（这种境况是
在罗马生活的幸事之一）。
我开始教他如何精确聚焦并拍摄某个敌对国家的雷达塔。
他很有礼貌地听着，但当我按照指示向他解释照相技术时，他眼中掠过一丝轻
蔑，这使我对上司没给我时间阅读特工的背景材料感到怒火中烧。
看着他以前去那个敌对国家拍摄的照片，我觉得并不存在照相技术问题，而是
他不能或不愿冒险去拍摄一张精确聚焦的目标照片。这可以理解，我的立场无法要
求一名特工冒着生命危险去花时间调焦距。
我曾经有一个特工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在敌对国家用被禁止的方式拍摄照片。但
我知道我无权要求这些，我也没有要求过，我确实欣赏他勇敢的行为和因为他的勇
敢而得到的几份有价值的报告。
我的愤怒和尴尬是对的，我后来知道那个特工是个职业摄影师，难怪他给我如
此可恶的一瞥。这就是我从情报站上司那里得到的“支持”。
我后来发现分部的主管和副主管关系不和。在分部，很多事情都是“乱七八糟
的”，但肯定绝非偶然。这些糟糕的事情碰到一起绝非偶然。
在罗马，我常被告知事情需要花费时间来做，我常被微笑着告知“别太卖力了，
小心心脏病”。
我的确喜欢很快地做事，但更重要的是事情并不必进行得像他们做的那么慢。
在情报工作中，一点尤为正确的是时间往往是关键因素。我很早以前就被灌输了新
闻业紧张忙碌的节奏与本能。
我和这位特工相处得非常好，直到他预定的“退休”时刻。我们一起诚心诚意
地尝试过许多事，但没有什么成就。
与他共事之余，我在情报报告中试过了所有的小花招c 在不同方向都有很多创
意，诚实地说做了非常好的努力，但仿佛被噩运诅咒了一样，一无所获。
我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事件时间表，但我在罗马和许多敌对的情报头目们会面、
进餐、交友。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外交身份掩护。
在罗马，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外交使团，而这些使团甚至在华盛顿、纽约的联
合国总部也见不到。我要么事先就从情报站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要么像情报官那
样在和他们初次见面后就猜出他们是谁。通常他们的眼睛和身体的移动都会告诉我
他们是谁，我则会在我的接触报告中要求情报站进行核实以便确证。
罗马真是一个让我觉得情报工作是一种有生命危险的职业的地方。甚至当你并
非被攻击的目标时，流弹也一样会把你打死。这在那些从事情报工作的人为某个原
因而聚集的地方是经常发生的。
后来，在我儿子就读的国际学校，校方公开警告学生和家长们“尽可能远离美
国大使馆和罗马市中心西班牙广场附近的新的麦当劳快餐店”。
大概这些地方是恐怖分子对付美国人的主要地方，而且是针对所有的美国人。
恐怖分于的袭击遍及欧洲。贝鲁特的美国使馆炸弹爆炸，劫持环球航空公司的
班机，劫持快乐旅行游乐船 Achille oro等等，还有罗马达·文西国际机场的恐怖
分子的冲锋枪扫射，16个无辜的旅客被夺去了生命。
甚至意大利人也承认意大利的官僚主义让人难以忍受。而我有幸认识一个可以
通过朋友和贿赂避开拖拉的公务程序的意籍美国人。
他使我的家具什物顺利迅速地通过海关；他只用一个月就帮我安装了一条电话
线——我工作中必需的东西，而不是像常常被忙死的电话公司所说的那样，让我等
上六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他指点我顺利地出人于罗马警察署和币政机构，这些都是
不可思议的功劳。
在罗马过了一年之后，我被改换签证的申请难住了，我们的申请不得不来往于
包括内务部在内的官僚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关卡。最后，我被告知我必须向路易丝安
那州新奥尔良的意大利领事馆申请意大利签证（那是离我那家虚构的公司最近的意
大利领事馆）。
咨询过我的声名卓著的意大利津师之后，我想我别无选择，只能回到新奥尔良
去申请意大利商业居留签证。我不愿意这样，我的部长出于别的原因也不愿意。唯
一理解我的困境的人，我的一个极秘情报官同事兼分部长的好友断定我根本不可能
留在意大利八谢谢！至少他并没说我们即将被逮捕。）又一位无所不知的先生！
我飞回总部，然后去新奥尔良。整个旅程自始至终都不愉快，新奥尔良也正值
它一年最枯燥乏味的季节。
意大利领事馆的官员是个女人，她恰好在前夜弄伤了脚骨，我真幸运！
她厚颜无耻地谎称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罗马办理而不是在美国，而意大利外交
部却告诉我的意大利律师我必须在新奥尔良办理签证。
我当然不相信她，一个前天晚上刚弄伤脚骨的脾气乖戾的小领事官是根本不值
得信任并与之打交道的。
我请我的一位意大利津师通过国际长途和她谈。
不可思议的是，三言两语之后，她居然使我的意大利律师相信我可很容易地在
罗马得到签证！
那当然不是真的。
我的意大利律师不得不重新开始申请，于是我们三个（我自己、我妻于和我们
的儿子）的美国护照在意大利外交部与内政部之间穿梭了四个月后很自然地、非常
自然地遗失了。事情变得如此令人尴尬，以至于一位意大利外交部的官员、一位女
士后来通过我们的律师来向我们致歉。
请允许我结束这个可作为他人前车之鉴的关于我们的护照和我们的处境的稀奇
古怪的故事。
在罗马住了一年半以后，我们没有了护照、签证，没有了居留证，我们成了非
法住在罗马的外国人。
我决定去美国领事馆申领三份新护照，并向他们解释申请签证的真实故事（当
然不包括我的中情局背景）
，以及与新奥尔良那位脚与心神都不正常的女人的纠缠和护照消失的奇术。
令我吃惊的是，这样的事情显然相当普遍。美国驻罗马领事很快就发给了我们
崭新的美国护照。
巧合的是，当我去警察署更新旅游居留许可证时，我发现装我们的文件的袋子
出奇的鼓胀。我要求看看是怎么回事。取出的文件是一个大约10人份的外国家庭的
档案、护照和所有的东西。他们的名字和我们的名字毫不相似，如果不是我注意到
它，他们将在黑暗中无尽地等待，而他们的文件资料也将一辈子与世隔绝。
新的护照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合法地呆在意大利，这仅仅说明在罗马我们拥有了
合法的新的美国护照而已，我们必须想办法去解释我们怎样会“碰巧”在罗马。
我们肯定不会再试着去申请意大利签证，因为在等待签证的同时，我们必须交
出我们的护照，那样我们就那儿也不能去，甚至去意大利国内其他地方也不行。并
且如果有急事发生，我们也无法离开意大利。
我们的意大利律师建议我们应该不要签证而呆在意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