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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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我该怎么办？
根据在总部时所得的简报，我已经知道“卡洛斯”曾如何乔装改扮。他常常带
两支枪，并有保镖伴随左右。就他的情况而言，“极度危险”是一个保守的说法。
我想如果我遇到“卡洛斯”，我不大可能引起他的怀疑，因我只不过是一个身
处欧洲的中国“商人”而已。
我在心里仔细策划着：避免眼神接触。一边跟着他一边提防他可能隐藏着的保
镖。如果遭到攻击，就边跑边大声引起路人或警察的注意。估计他们会开枪射击。
那我就迅速闪避！子弹是不会转弯的。
但我始终没机会遇到这个安全部门悬赏的国际通缉犯。这可能是幸运，也可能
是不幸。
1994年8 月，“卡洛斯”在苏丹被法国政府拘捕，并被带回法国审判他所犯下
的谋杀罪行。他刚一被捕，权威人士们就开始把他归类为只向容易得手的目标射击
的蝶谋不休的懦夫，“他的大部分吹嘘的业绩都是虚构的”（《时代周刊》1994年
8 月29日）。
我希望以前就有人告诉我这一切。尽管事后看来，他像一个愚蠢的恶棍。但真
正有可能面对他时，却没人敢这样说他。
另有一次，部长通过电话让我准备像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去日内瓦旅行。电
话里没做任何解释——难道这就是通常的安全防范吗？我被告知我会住在最高级的
旅馆里。去为这次2 －3 天的旅行做准备吧，然后等着进一步的电话指示。如果几
：小时之后电话还不来，就表明计划取消了。
在这个被叫做中情局的著名的神秘机构里，我已经不会为这种“神秘”的指令
而吃惊了。也许大多数情报官会认为这是个愉快的差事，而我却颇有疑虑。我常常
相信别人，但却不轻信。如果他认为我会兴高采烈地期待着这次奢华旅行，那么他
错了。我从前也曾和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夫特一起或独自一人在许多国家和城市
经历过许多次“奢华”的生活。正如化装成富人无需我专门假扮什么一样，这次旅
行对我也毫不新鲜。我日常的穿着打扮足以表明我在那种富人世界会有妥当的言行。
部长电话里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一直烦扰着我。“只有你能做这件事”。
为什么？我不相信部长了解我过去的活动细节。谢谢他的恭维，但是我有我自
己的想法。
我无法理解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何通过电话传达而不是惯常的面对面的交谈。如
果这次行动是真的，那它必是危险的，非常危险的。
我怎能相信这样一个突然而至的计划。如此随意地电话传达，没有事先的简报，
没有详细的支持计划，没有应急计划等等？我太了解这一类计划了，我绝对可以比
部长更快更好地捏造一个故事c 但是，我还是如实地为“旅行”做好了准备。
当我让一位“中情局志愿者”留在波士顿的普鲁登肖（PRUPEN－TIAL）咨询大
楼顶上等待，并告诫他“如果15分钟后我不回来，就认为……”时，我回想起这段
往事。
我预料不会有任何事发生。
电话通知没有来，部长也再没解释为什么。什么也没有，正如我预料的那样。
我已逾期很久没得到提升了，而我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我直接向经历管理部主
任询问为什么我未获提升。
我的经历表明我应该得到，并且我得到不少次的推荐。
我收到一封经历管理部主任亲笔签名的标有“亲启”字样的信函。信上说：
“你各方面都非常出色，只有一项例外：招募新手……”
我被惊呆了，只觉得怒气满胸。如此鬼鬼祟祟的回函竟是这样的谎言！包括签
发那封信的主任，没有人愿意打开我的档案瞧瞧。
我的经历完全建立在招募新手的功劳上！那是我的专长，我的谋生之道。我的
其他工作与招募新手相比毫不重要。并且尽管极秘情报官们通常被禁止做招募的工
作，但我还是完成了这艰难的任务。
招募新手，我不但做了，而且比中情局里大多数情报官做得出色，无论是数量
还是质量！记录会说明一切。我是出名的“征募者”，好得只凭此，一经我要求就
成为受重视的“经历会贝难道经历管理部主任不知道极秘情报官不能招募新人吗？
如果他知道，他一定不会给我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理由，他定会给我另一个假的理
由。
如果他不知道极秘情报官不能招募新人，那他就不曾打开过我的档案！他不懂
自己的业务！
我把这封信发还给我的站长，请他给我一个合适的回答。可能他什么也没做，
我再没听到有关这件事的消息。
难道我成了个被遗弃的人，成了一个麻疯病人？我不该受到如此对待！
我觉得即使一度卓越的中情局真的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世俗的官僚机构，我也不
该受到这种对待。
我开始考虑一旦合乎条件就退休。在我所属的部门，我还需服务几年，我不得
不等等。
许多雇员把中情局看成是一个有机会在国外生活的轻松愉快的政府机构，他们
没有重视到这项工作的特殊性。
还有一个悲哀的故事。
有一次我接手一项任务，副部长特别命令我立即向他报告结果，但他周末可能
不在罗马。如果他不在，我就通过电话联络一位有官方掩护身份（大使馆官员）的
情报官并把书面报告交给他。
周六我得到结果并打印出来之后，发现副部长不在。因为我有那位官方身份掩
护的情报官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
令我惊讶的是，他回答道：“今天是星期六，我休息。”
难道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吗？
他对我特地被告知要向他报告这件工作的辩解不为所动。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部长的密友。我不知道是否他事先就对我有敌意。
我无法理解一个中情局情报官会因为是星期六而拒绝工作，我不会在电话上和
他争论。
然而，后来我通过到大使馆的电话与副部长谈及此事时，他告诉我那位拒绝在
星期六工作的情报官觉得被我质疑的腔调和态度侮辱了，想痛打我一顿。
我只能说他旺盛的精力用错了地方。
这是一条通大使馆的公开电话线，但我故意反击道：“让他来吧，我会砍掉他
的头！”
我有一把传统工艺制作的大廓俐喀刀，只需猛劈一刀就可斩下他的头颅，用于
自卫绰绰有余。
后来副部长告诉我，罗马站长恰好站在电话务并听到我的话。据说他警告道：
“下次保罗再说这种话就让他滚出罗马。”
我毫不在乎，如果那位“情报官”真的跑来给我一些肉体的伤害，我有多得超
出他想象的办法来报复他。
并且他应该考虑考虑他的家人，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把家人看成一体。他活该！
他应该多了解我一些，而不要发出这种不恰当的威胁。也许他该去研究一下中
国历史。
在古代中国，犯下欺君之罪的人会被株连九族。
株连九族大概有1000人左右，包括妇女和儿童。如果你有哪位表亲与重犯之于
联姻，那你倒大霉了！无论你是否认识你的表亲，你都跑不掉，并且你的妻子儿女
也会被株连进去。
医生，警察，消防队员，记者或情报官必须对紧急电话做出反应，即使在休息
日也应如此。这本是一个常识。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位医生休假时必须有另一位值班
医生来处理所有的急诊电话的理由。
一位正在执行任务的情报官声称要在星期六休息，这不仅仅对我来说是前所未
闻的，恐怕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情报官们都是第一次听到。
当我在东京开始情报官生涯时，我每天24小时，每周7 大努力工作，难道这种
想法现在过时了吗？
坏事一桩接一桩。
新的罗马站长一直不明确答复我是否我可以延长在罗马的居留时间。三次他都
拖延了事，每次都耗上几个月时间，只是说“这需要时间来估计形势”。
我的家人和我只能“在风中盘旋”。
我知道许多这样的上司故意和下属玩“权力游戏”，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
显示“老板的权力”。
当1985年4 月我感到“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新的站长给我发来一条迟到的消
息，告诉我可以延期住在罗马，并希望他的延误没有加重我的病情。
不会的，先生，绝对不会！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迟来的怜悯！我能活下来是个
奇迹。如果我死了，你也许已为自己在地狱中的职位写好推荐信了。
在下一章里我会写到我遭遇“死亡”的故事。
新的站长试图振奋一下情报站的士气，所有的情报官都被要求写下他的日程表
：工作、会客、闲逛或晚上呆在家里看电视。我被告知“很幸运”是一位极秘情报
官而不必理会这些无用的新规定。这是极秘情报官被妒忌的又一个新奇的原因。
我调换了工作部门。工作基本差不多，只是我不必再和痛恨我英文的部长打交
道了。
与来自不同国家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对我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我试图去研究他
们的文化，理解他们的思想，但我仍不能在几个月内做到别人几年才能做到的事。
我的新经历仅仅证实了我在新英格兰学到的教训：与阿拉伯人打交道常常是令人沮
丧的。
我曾为某阿拉伯国家的一位前任高官在家中安排了一次晚餐。那天晚上，在约
定的7 点钟，他打电话问是否可以带他的一位朋友一块来。我太太烧的是中国菜，
因此毫无问题。
客人9 点钟才到，一共5 个人。既没有道歉也没有任何解释，而且他们一直用
阿拉伯语交谈。几乎忘记了我们是主人，仿佛我们是他们的奴仆一样。
即使在公共的餐馆作为顾客，他们也应做得更好一些。
曾经有一个阿拉伯青年难民严肃地以他母亲的名义发誓无论我要他做什么都行
（看上去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发誓方式。不论是母亲还是姐妹，活着的或死去的，我
已经听到好多次了），但他并没有信守诺言，哪怕是些琐碎的小事。起初我以为他
需要更多的时间。
那个阿拉伯难民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常和他闲谈，这使我可以更好地了解
他。其间我偶然提到我的国际咨询公司需要一个双语秘书。
下次会面的时候，他带来了一位大约30岁的肥胖的阿拉伯女人。这女人怎么看
都像个下流妓女。
我问年青人这个女人到这儿来干嘛。令我惊愕的是，他居然推荐她作我的“秘
书”，现在就是“面试”。
她只会说蹩脚的意大利语，英语基本上就不懂。
我实在想不出这个年青人到底在想什么。
有一次我奉命以商人的身份接近一个极端的敌对国家使馆的情报头子。我只拿
到崭新的印有我的化名的假身份证，我必须捏造一个故事，还有我的“总公司”的
假地址和电话。
听上去很容易吗？那不妨试试看，要知道你完全孤立无援。
我之所以同意走进这家“敌对”大使馆去接近那位忙碌的情报头子，只因为我
有足够的类似经验去“通过交谈而摆脱困境”，并且我能很好地接近任何敌人。
为了小小的一点原因而冒着巨大的危险去“接近”这个强硬的目标，这对我是
个“挑战”。目标很大，计划却少得可怜，而且是危险重重。进入大使馆意味着进
入他们的主权领土范围，他们可以杀了你，囚禁你，折磨你，或者打人囚笼运往他
们的祖国而不会被所在国干涉。就像几年前一位以色列情报官在罗马所遭受的那样。
除非他们的行动太过于嚣张了。（必须设计一个应急计划以应付此类事件。而我的
上司们一点都没有盘算过。）
我不认为我进入大使馆对他们当中最强硬的目标——他们的情报头子做些察颜
观色的工作就能得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他的话语中到处都有可乘之机，那他就不会是这样一个国家驻罗马大使馆
的情报头子了。因此在我看来，潜在的危险超过可能的收获。除非有细致人微的计
划才值得去冒险试一下。然而，在第一次，也许是仅有的一次会见中去接近一个强
硬的陌生人，我能期望些什么呢？
我不认为站里已准备了任何实质性的后续计划使这次不可能成功的活动变得有
什么价值，至少我，独自进行整个计划的人，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整个计划的明智的
实质性的想法。
我猜想我的上司们仅仅是想在记录上表明他们做了一些事情。
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我从不在任何情况下退缩。现在，合算与否的考虑也被
弃之一边。我继续向前，并非没有恐惧。老山姆·斯威夫特曾说过：“只有傻瓜和
说谎者才不会感到恐惧。”
我细心准备了一些细节，回忆一下我的“背景材料”，再演练一下我要说的话。
我祈祷着他不会当场打国际长途去我的假总公司进行核实。我会提醒他公司在地球
的另一面，电话费会很贵的。
和往常一样，我交给我妻子一个封好的以备万一的信封，她感受到一些不同寻
常的东西，但像往常一样什么也没问。在任何危急关头，她都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这是第三个大使馆——我第四次独自走进一座四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戒备
森严的外国机构。在这种行动中，我和常人一样紧张不安。
大使馆的卫兵让我等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我和情报头子单独会谈了半个
多小时。事情进展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并且非常的平稳而安全。
我的书面报告详细记载了会面的场景、我们的谈话及我的观察结果。我的报告
如下：“他是个强硬，睿智，机敏，直率，忙碌的人，没暴露出任何弱点”。
我的上司还能希望我报告些什么呢？
他们也许会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是我领了薪水而应该去做的事。尽管我怀疑他
们是否敢把不充分的计划书呈交总部的上司以请求批准。
没错，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事：进入一个微妙的环境去接近目标。非常困难，但
肯定是极秘情报官才执行的任务。
也许我的上司们期待着在这样一次浅尝辄止的尝试中出现奇迹。
也许他们希望敌方的情报头于会抓住我的西装领子，抽泣着请求经济援助，或
要求在什么地方政治避难，譬如夏威夷或大溪地岛。
尽管我因为“招募工作上的不足”而不被考虑提升，我的上司一定认为我还是
胜任这份秘密但艰苦而危险的工作的。
（让我们碰碰运气，让他去做，看看会发生什么。）
如果事情搞糟了，也就是说，如果我静静地死去，他们会说我“勇敢地”投身
于这项任务。（他们永不会知道我交给妻子的信中令人震惊的内容，除非我遭遇不
幸。）
我罗马的上司一定不了解我过去的工作和我因此而得到的称赞。但我却知道以
这样一个不充分的计划来获取成功的机会是如何的渺小。
人们常说从事谍报工作的人不能没有幽默感，我非常同意。
思考愚蠢的问题会使人发疯。
行动前，精明的上司问我“感觉还不错吧？”消逝无踪。
如果你被分派了一件愚蠢的任务，我建议你把它当成低劣的玩笑一笑了之。
你可以拒绝去做它，你完全有权这样，中情局不是逼人自杀的组织。当然如果
你真的想做，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