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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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人向我介绍了那位年轻女士，并且加重语气说：“现在，她是一位良家妇
女，我要对她负责。你要保证永远别碰她。放老实点厂现在我和和子一起回忆我们
初次见面的那晚时，都会禁不住笑出声来。和子那时刚刚洗过头，用一方头巾包住
头发，那样子有点令我反感。她个头不大却骨架粗壮，脂粉不施，完全本来面目。
虽然她长得并不“丑”，而且开朗友好地对我微笑，但我记得当时我在心里说：
“不怎么样。”
我带两位女士到位于著名的银座区的高级日式餐厅去用餐。我当时拿着工资和
临时任务津贴，经济条件不错。当时我们三个人的一餐饭，在现在东京相近档次的
餐厅可能要花费至少700 美元。
和子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妇女，很少在餐厅吃饭，所以对餐厅的环境感到陌生。
那家餐厅有一道河豚菜式，虽然河豚的血液里有致命毒素，但却被日本人视为
珍馔。河豚须由特殊牌照的厨师宰杀制作。此时，餐厅的老板正在我们前面的柜台
上准备河豚。
和子听到我们准备吃这道少见的菜式，惊道：“哦！我们不会中毒吧？”
真是尴尬。不过餐厅老板的脾气还不错，并没理会她的话，这倒使我宽心了些。
还有很多精美的菜式。我吃得忘形，竟失礼轻声对和子说：“如果你喜欢，还
可以吃我的。”使我吃惊的是，这位良家妇女一言不发，真的开始一盘一盘地吃我
的菜！
后来我知道，和子是一位罗马天主教信徒，这在日本人中是极少的。她曾想进
入修道院做修女，但修道院主事出于不知道的理由两次拒绝了她。那时她正在一间
孤儿院做义工，照顾行动不便或先天有缺陷的儿童。
到我和和子第二次见面，已经过了4 个多月。这也是情报官的职业特点所致。
事情不可预见，无法给自己设定日程安排，有事时还无法解释，可谓身不由已。
四年后，当我快要结束派遣东京任务的时候，有亲戚朋友问及我：“你要搬去
哪儿叩我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去华盛顿，那儿比较适合我。”不久后，我却
突然搬到了“大城市”纽约，只好又含含糊糊地说：“今后还有可能再搬回我的家
乡巴黎。”
我父亲和我的岳父都未意识到我的真正职业，他们的看法是我可能不能坚持从
事一份固定的工作。
临时任务结束时，我返回华盛顿特区，为长期驻扎东京做准备。
局里向我下达了指令，要我向大多数同事解释我之所以退出中情局是因为我在
东京执行临时任务时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作为一名非官方
掩护情报官的敏感之处。即使对我的同事，我也必须隐瞒我自己的真实身份。
谈到我作为外国报刊记者的掩护身份，有一段趣事。
一家外国媒体意外地给我安排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职位，在华盛顿充当全
权白宫通讯员。这是一个极为特殊荣幸的职位，尤其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没有任何办
刊经验的新手而言，更是一份意外的好差事。这可能也是很多年轻男女都十分渴求
的职位。
但是，一个中情局官员有什么理由必须每天守坐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室里呢？除
非我辞去中情局的工作，否则就永远无法开始做这份差事。
我依然想成为一名间谍，尝试冒险的滋味，而不是想成为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而且，我还想在日本住上一段时间。
我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成为一名世界舞台中心的政治新闻记者的机会。现在回头
看看，诚心地说：我不敢肯定我当时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旅居日本
离开台湾到国外学习12年之后，在东京，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这次重逢使我
们激动得禁不住流下了眼泪。父亲高兴地看到他浪荡的长子经过这些年以后成了一
名令人尊敬的“记者”。
几天以后，父亲在国家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的一个重要的记者会议的镜头中发
现了我。因为我坐在会议的前排，我猜到可能会出现我的脸，所以让父亲注意电视
荧屏。他吃惊地看到我的侧面像大到占去了半个荧屏。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所需的登记手续都办妥了。外国记者在日本受到特别礼貌热
情的对待，日本政府官员对外国记者也很热情，但他们口风很紧，所以日本不是外
国记者轻易就能收集到重要消息的地方。
我不得不从头学习如何从事新闻业，同时还得装作不是生手。事实上，我还是
第一次看见那种带着噪音接收新闻稿的老式传真机，对于它如何工作，我连最模糊
的概念都没有，也听不懂关于它的解释。我很快离开了这台机器，告诉自己必须尽
快学会使用这个神奇的“高科技”新玩意儿。
因为我的日语很流利，所以同一组织的日本同事们不知该将我看成是外国人还
是日本人。资深的职员对我不太友善，他们很不屑地预言我在以后六个月中将一事
无成，因为我不会用英语写哪怕是最简单的新闻稿。
我将证明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赤坂的高级住宅区我找到了一套俭朴的公寓。从那时到现在，赤坂一直以酒
吧、夜总会和高级酒店而闻名。在东京，晚上有艺伎戴着传统的假发和穿着戏服坐
着古老的人力车上到不远处精巧的日本餐馆——料亭中表演，而赤坂是东京仅有的
两个这种地方之一。
选择赤坂是因为这里位置好，交通便利，使我能方便地到其它地方去搭出租车
到办公室，即使是当时所谓的“神风出租车”也只需要40美分，如果坐地铁则只需
8 美分。
按照中情局的规定，选定住处必须以保证安全为前提。私下里我很高兴发现了
这个地方，这里有很多外国人——后来得知有很多是外国间谍，夜间则充满了漂亮
的酒吧小姐。我的寓所位于东京最大的夜总会——天皇夜总会的后面，天皇夜总会
里有不下1000名小姐。我搭出租车回家时就常说：“去天皇的后面。”
后来有到访的外国朋方和我一起坐在附近的咖啡店中望着这些可爱的人步行去
上班，我的朋友无例外都会被这些美丽的日本女子所打动。
一名美国外交官评价我居住的地区：“我从不相信正常人会住在那里。”
我曾以为找到了一处面对小公园的安静住处，并且能脱离公众视线，但是我错
了。
位于街区一角，离我的住所仅三个门洞的建筑里住着日本最著名的歌星美空云
雀。住在这里的三年中我从未见过美空小姐，但大部分时间里，这里至少会有一部，
有时是两到三部电视站的广播采访车停在通往我住所的小巷的入口。我变得对这些
记者们很敏感，直到习惯为止。对一名新的间谍而言，这不是能使神经放松的住所。
按理说，一名记者应该常常盯着新闻并且留意着爆炸新闻的发生。为了能跟踪
最新消息，他必须看许多电视新闻，听新闻广播，并且要读大量报刊杂志，以跟上
形势的发展。如果想成为一名称职的记者，他还必须是一个博学的人，像许多从事
新闻工作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必须成为一名“新闻瘾君子”。
我也不例外。从早到晚，我都得看不同的电视频道，追踪新闻，将它们进行比
较（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哪天早晨和晚上不看新闻或报纸，我会浑身不
舒服人为尽可能好地完成我的新闻工作，我常常不得不早晨在办公室阅读5 种日文
报纸，浏览2 －3 种英文报纸，然后是3 －4 种下午版，这些还不包括日本数量庞
大的体育报道，因为那不是我注意的范围。我的双手常常沾满报纸上新鲜的油墨。
我还每天阅读1 种日本周刊杂志，每周6 、7 种，还有英文的时代杂志和新闻
周刊。这些费时的例行公事要求快速阅读并且浓缩，还需要好的记忆。我很快就获
取了需要的知识。
后来，曾经有个总部来的高级官员问我大约花多少时间来作新闻调查，我的回
答是“一周的每一天，每天 12 －16个小时”。（为什么我没想过要超时津贴呢？）
那位官员惊奇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显然这种新闻工作时间表里没有留下多少时间
做间谍工作，即使新闻和间谍工作在某些领域是重复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记者会对我的日常工作感到惊讶，但我的首要任务是谍报工作
而非新闻，如果两者在时间上冲突，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习惯所带来的自然好处是我变得非常了解日本。利用非凡记忆力，我能记
住许多事件、名称和细节，而且并不限于重要的事件，还包括琐事和花边新闻等。
这使我在任何场合都很健谈。
我在巴黎上学时，法国财政部长 Valery Giscand d'Estaing （1974－1981年
担任总统）两次作国家预算报告，没用任何稿，所有细节、数字都完美无缺。
真是精彩的表演。新闻报道即使是反对党也站起来为之喝彩。我被深深打动了，
于是有意识朝那个方向训练自己的记忆力。所以在东京，我参加新闻会议以后几乎
能够不靠记录而作详细写作和口述。这可能是我另一份无可估量的财产，因为情报
工作中有时做记录是一种奢求和一种禁忌。
听而不作记录——用录音机除外（即使后来的便携式录音机）——不会引起任
何怀疑和不安，这也能表明好的记忆力——即使是炫耀——就是高智商。
退休以后，有一次我帮助谈判一份价值3 ．5 亿美元的合约，因为右手腕关节
炎发作而不能作记录，我只能记住讨论的内容和细节。长达6 个小时的会议之间，
甚至没有上厕所的机会，对方的一个经理过来问我是否有照像机般的记忆力，很让
我高兴了一阵子。
间谍工作和新闻工作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打探消息，问刺探性的问题，听回
答，找寻真相，保守来源和机密，客观、准确。真实地书写报道结果。
许多国家利用自己的新闻媒体在海外刺探情报已不是什么秘密，常听说有新闻
记者被指控从事间谋工作，两种工作性质的相通性很自然地将这两种职业拉到一起。
在我加入中情局之前不久，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没有用本国的新闻媒体作掩护从
事情报工作。当然，我不属于任何美国媒体，我也不知道有哪位中情局官员以美国
媒体作掩护。
对情报机构来说，与新闻媒介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一名著名记者会有许多朋友
属于情报组织。情报官员对国内和国外媒体会下很大工夫。可以想见这是对双方都
有利的合作。中情局可能会认为这样付出不多，同时却收获颇丰。
在我成为记者后的一年之内，部份因为他们的收人接近我“记者”收人的两倍，
也由于我被同事看成讲外语的竞争者，在竞争对手如林的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其
它新闻媒体里工作的朋友多次劝我跳槽到他们那里。
这令人高兴，但我只能用想得到的借口回绝这种更舒适的工作和更高薪水的诱
惑。美国媒体不在此列，那是完全禁止的。路透社是英国机构，中情局禁止我n ］
在里面活动（其它美国的亲密盟国，如加拿大，也一样）。
约四年以后，我被介绍给美联社一位主管国际新闻的副总裁。他对我讲到日本
和中国作为消息来源的重要性正在上升，美联社将训练12名年轻记者，6 名讲日语，
6 名讲中文国语。当听说我是以这两种语言为母语的有经验的记者，他说我集三种
优势于一身，应该争取到美联社工作。
这一次我有些动心了，甚至报告了中情局里的上级。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决
定留在中情局，上级对我的决定感到庆幸。
我的理由并不十分光明正大，间谍工作仍然能吸引我，并且当时我于得很好。
如果到美联社去，因为有严重的饮酒习惯，我可能很难习惯新闻机构里有规律的作
息制度，我也不喜欢按时睡觉。
后来我为做出这次重大决定感到庆幸。如果没有后来中情局关于处理过度饮酒
的规定，我可能会使我的家庭过着糟糕的生活并且自己早就死于饮酒。
中情局雇员为保守秘密而自豪。这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文化。
一名情报官员首先应学会独自享受他的成功。而相反，一名记者却可以将他最出色
的报道公之于众。极密情报官更将之发挥到极致，他只能独自或仅与配偶一起享受
成功的喜悦，而不能当众庆贺，即使是来自于中情局同俺的赞赏也是被禁止的。
这违背人类需要公众承认的天性，但他必须接受和习惯这种规定。过去破获的
间谍案表明一个外向的人是不适合从事间谍职业的。我后来注意到，中情局是极少
数会赞赏失败的机构之一，它会拍着你的后背充满同情地说：“干得好。”
我猜想可能是任务通常很艰巨，就像电影电视中所宣称的“不可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尽管很努力，一名间谍仍然常常会失败。我不知道成
功的比例，但我知道在关键地区竭尽全力的行动成功率常常是很低的，几乎不可能
执行的命令，未预料到的突发事件，时间不对，人为错误，或仅是不走运，这些都
可能使许多艰苦努力付诸东流。在间谍的生活中，挫折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全心
全意的努力所收到的失败不应看成是灾难而应是值得赞赏的工作。
与新闻办公室同事们的预言相反，在学习1 个月以后我开始写新闻报道，到第
2 个月结束时，我变得更自如了。6 个月以后，我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记者，能够充
满自信和驾轻就熟地采访国际会议、讨论会、新闻发布会。
大使馆和豪华饭店里举行的自助餐会，以及采访大人物和庆典。
但我必须承认不可能没有失礼之处。
在东京的早些时候，在墨西哥大使馆的宴会上我看见了一位迷人的夫人，她吸
引了客人和记者的目光。我问新来的路透社东京记者站站长这张不熟悉的面孔（可
能以后会大幅登在画报上）是谁，这位新到者也不知道。
我神魂颠倒地盯着这位夫人。她年轻，迷人，穿着典型的墨西哥式服装，皮肤
晒得黝黑，眼角上翘。即使在巴黎的荒唐岁月里精于此道，我仍然猜不出她的国籍。
我热烈的目光堪至可以说是在发送秋波）肯定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先是低下头
好像在回忆，然后向我轻轻点头好像说：“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你是谁。”我只
好收回更加粗鲁的目光。
两天以后，我吃惊地从新闻图片头条上知道这位夫人是裕仁天皇的幼女岛津贵
于夫人。她的丈夫就站在她后面几步的地方，很庆幸没有像以前在巴黎常做的那样
去与前公主“更熟悉”。
我还有另外一次与另一位前公主（如果嫁给平民他们将失去“公主”的头衔）
交谈，她是裕仁天皇弟弟三笠宫的女儿近卫宁于夫人。近卫夫人与岛津贵子夫人
（当然还有现任明仁天皇）是亲表姐妹。
遇见近卫夫人那次，我已经认出了这位有名的年轻漂亮的夫人，而且和她站在
一起的是她的丈夫近卫先生。
我过去和他们交谈。我很高兴和热情，不过我的举正、所讲的日语和英语都不
是最优雅的，但这对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