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如果说人的思维以外还有任何“独立”的实在，这种实在是很难找到的。这只能指某种刚进入经验而尚未定名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对它还没有产生任何信念，人的概念还没有适用以前经验里某种想象的原始之物。这种所谓实在，绝对是哑的，虚幻的，不过是我们想象的极限。我们可能瞥见它，但决不能握住它。我们所能够握住的，永远只是由人的思维所已经“烹调过”和“消化过”的它的替代物而已。可以说，不论在哪里找到它，它总是“装扮”过的了，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么粗鄙说法的话。席勒说，独立的实在只是一块不抵抗的原料，是让我们随意塑造的——他说的正是此意。
这就是席勒关于实在的可感觉中心的信念。我们能“碰上”它（用布拉德莱的话），却不能占有它。表面上，这很象康德的理论；其实，康德所说的在自然界开始以前就闪发的范畴和席勒所说的在自然界里逐渐形成的范畴，这中间就存在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整个鸿沟。从真正的康德派看来，席勒比康德，何异鬼魅比天神！
别的实用主义者也许对实在的可感觉中心还会有更积极的信念。他们也许想一层层地去掉了人造的外皮而达到实在的真正独立的本质。他们也许能建立一些理论，说明实在从哪里来的等等；只要这些理论能完满地生效，它们就是真的。先验唯心论者说，实在并没有中心，最后完成的外皮同时就代表实在和真理。经院哲学还在宣传这中心是“物质”。柏格森教授、海曼士、斯特朗等都相信有中心，并勇敢地想加以界说。杜威和席勒则当它是一个“极限”。所有这些或其他类似的解释中，除非有一个最后证明最令人满意，否则，哪一个最真呢？既然一方面有着实在，另方面一定有它最完满的、不可能再加以改善或改变的解释；而只要这“不可能”是永远的，这个解释也就绝对是真的了。关于真理的内容，我再也找不出任何旁的意义。如果那些反对实用主义的人说有，就请他们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既然真理并不就是实在，而只是我们关于实在的信念，那就必然含有“人的因素”；但这些人的因素，只有在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认识的这一意义上才能认识那非人的因素。譬如问，“河与岸，究竟是河造或岸，还是岸造成河？一个人走路，是右腿为主，还是左腿为主？”要在我们认识经验的生长过程中把实在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加以分别开来，就等于想回答这两个问题一样，是不可能的。
上面所说，就是人本主义立场的简单陈述。好象诡辩吗？如果这样，我愿再举几例加以申说，以使大家对这问题能有更充分的认识。
在许多常见的事物中，我们都会体验到这个“人的因素”。一个实在，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形成概念，以适应我们的目的。譬如27这个数字，你可以当它是三的立方，或三乘九的乘积，或二十六加一的和，或一百减七十三的差等等：每一种都是真的。再譬如一个棋盘，你可以当它是白底黑方，或黑底白方，也没有一个概念是假的。
再看这个附图。你可以当它是一颗星，或两个交叉的大三角形，或一个正六边形的各补角线延长，或六个等大的三角形的底尖相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真的看法，纸上的可感觉的形式并不抵抗这些看法中的任何一个。一条线，你可以说它是向东，也可以说它是向西。两种说法，线的本身都能够接受，都不觉有何矛盾。
我们把天上的星划成许多星座，它们都只是耐心地听我们划分和命名。要是它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的话，也许有某些颗星，对我们为它们搭配的伴侣，会感到惊异。同是这北斗星座，我们既叫它为“查理的战车”（Charles’sWain），又叫它为“大熊”（GreatBear），又叫它为“杓”（Dipper）。三个名称没有哪一个是假的，都同样是真的，因为个个都适用。
所有这些例子之中，我们都在某一个可感觉的实在之上人为地给予了一些增加，而实在也忍受了我们的增加。所有这些增加，都与实在“相符”。它们都与实在正合适，同时还充实了实在；没有一个是假的。要认为哪一个更真一些，那全看人给它派的用场而定。假使27是指抽屉的钱数，我原先放的是28元，那末，这27便是28减1的差。假使27是指一块木板的寸数，我想用它来插入一个26寸宽的架子，那末，这27便成26加1的和。假使我要天际的星座显得庄严一些，“查理的战车”这名称就比“杓”更真一些。我的朋友迈尔士就曾幽默地表示气愤，说为什么这样庄严的一个星座要使我们美国人只是联念起厨下的一个杓子。
我们究竟应该把什么叫做“物”呢？看来，这完全是随便的，因为我们能划分出任何东西，来适合我们人的需要，正象我们划出星座来一样。譬如这里的整个听众，我就看成是一“物”，一会儿专心，一会儿不安定。目前我不需要想听众中的各个人，所以我也就不考虑他们。同样，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也都如此。但是，女士们，先生们，在你们看来，把你们叫做“听众”，只是一种偶然的称呼法。对大家来说，你们个人才是永远实在之“物”。另外，要是从解剖学家来看，那些人又不过是许多机体，其实在之“物”不过是一些器官。再从组织学家来看，实在之“物”又不是器官，而成了组成这些器官的细胞。若再从化学家来看，则更会说，实在之“物”不是细胞，而是细胞的分子。
所以，我们可以把可感觉的实在之流随意分割成各种“物”。我们创造着我们一切真假命题的主辞。
我们也创造宾辞。许多“物”的宾辞，都只表示这些“物”和我们以及和我们感情的关系。这些宾辞，当然是人的增加物。譬如凯撒渡卢比康河，他是对罗马自由的威胁，也是美国学生的一个灾星，因为他的作品难读，美国学生见了害怕。这后来增加的宾辞，对他来说，和前面的一切宾辞是同样真实的。
这里，你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会怎样自然地达到这个人本主义原则：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人化了的遗产。在我们把它们系统化起来而构成的各种理论里，一切内部秩序和排列，全都受人的考虑——理智的统一，也是考虑的一种——的支配。数学、逻辑学本身，就充满了人为的再排列。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也大大依从于人的偏好。我们带着我们的祖宗和我们已经建立的信念投入到新的经验领域中去。这些信念决定我们注意什么；我们注意什么，决定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又决定我们有什么经验。这样层层相因，所以虽说有一个可感觉的实在之流存在，而它的真，从头到尾，主要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
我们充实实在之流，是不可避见的。重要的问题是：实在之流经过了我们的增加，究竟在价值上是增高了呢，是减低了呢？这些增加，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呢？我们不妨把宇宙假设为只包括七颗星、三个观察者和一个鉴定者。一个观察者叫那七颗星为“大熊”，另一个叫它为“查理的战车”，再一个叫它为“杓”。究竟哪一个人的增加，使这七星宇宙最美好呢？如果鉴定者是迈尔士的话，他一定说美国观察者的那个增加是最不行的了。
陆宰曾在好几个地方作了有深刻意义的提示。他说，我们往往在实在和我们的理智之间天真地假定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也许和真的关系是恰恰相反的。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实在是现成的、完全的；我们的理智所具的简单任务，只是描写那现成的实在而已。陆宰就问，“但是我们的描写本身，难道不就是实在的重要增加吗？先前的实在本身，与其说只为了能够在我们的认识里不变地复现而存在，难道不能说更为了刺激我们的理智，使它产生一些增加，来提高宇宙的总的价值而存在吗？”倭肯教授在某处曾用过这样一句话，“提高已被发现的存在，”这句话使人想起伟大的陆宰的提示。
我们实用主义的概念，也恰恰是这样。在我们认识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里，我们都起着创造的作用。我们对实在的主辞和宾辞都有所增加。这世界的确是可塑造的，是等着我们去给它最后修饰的。象天国一样，世界也是服服帖帖地听凭人类亵渎的。真理全是由人产生到世界上来的。
这样一个概念，无疑地，使我们思想家的尊严和责任都因之加重了。对我们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极有启发作用的概念。意大利实用主义的领袖巴比尼，鉴于这样神圣的创造性功能，就表现了满腔狂热。
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差别的意义，现在全部看到了。本质上的差别是：理性主义的实在一直就是现成的、完全的；实用主义的实在，则是不断在创造的，其一部分面貌尚待未来才产生。一者认为宇宙是绝对稳定的，一者认为宇宙还在追求奇遇中。
为了这人本主义观点，我们曾遭到很多麻烦，它遭到人们的误会是不足为奇的。有人指责它是一种“任性”的学说。譬如布拉德莱就说，一个人本主义者，如果了解自己的学说，一定会认为，“任何一个目的，不管它怎样不正当，只要我本身坚持，就是合理的；任何一个观念，不管它怎样荒谬，只要有人硬说它是真理，它就是真理。”显然，要把人本主义的“实在”观——认为实在是有抵抗性的，却又是可锻炼的；是控制我们思维的，必须不断加以考虑（虽然不一定要我们单纯地摹写）的——一下灌输给初学者，并不很容易。这不由使我想起我个人经历中一个情况。有一次我写了一篇论文，讲我们有信仰的权利。不幸，我用了“信仰的意志”这个标题。立刻，所有的批评者都抛开了本文，专攻击标题；说它不仅在心理上为不可能，在道德上也不正当，而且还刁滑地把它改名为“欺人的意志”、“假装的意志”。
根据上述差别，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二者究竟孰是孰非，已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更是关于宇宙本身的构造的问题了。
在实用主义方面，宇宙只有一个版本。它还没有完成，还处处在生长，特别在有思想的人致力的地方生长得更快。
在理性主义方面，则宇宙有许多版本；其中只一个版本是实在的，是无限的，是精装的，是永远完全的；其余许多有限的版本都充满着不正确记载，牵强附会，残缺支离，各尽其致。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多元论和一元论两种对立的形而上学假设。在余下一段时间内，我将进一步阐明一下它们的差别。
首先应该指出，任何人在选择主张时，总脱不了一个气质的差别。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总是偏向空论和主观武断的。“一定是”这个词从不离口。他的宇宙总是很谨严的，它的宇宙的“肚带”总是抽得紧紧的。另一方面，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则总是潇洒不羁、无政府主义一类的人物。如果不得已而要象第欧根尼住在木桶里，只要桶箍宽松，板缝里漏得进阳光，他也满不在乎。
而这样一种松散的宇宙观念，就激怒那些典型的理性主义者，正如“出版自由”激怒俄国出版检查局的老检查官、“简写法”激怒老女教员或成群的新教教派激怒天主教徒一样。从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种宇宙观，简直是无脊梁、无原则，正好象一个旧式的法国正统派或盲目信仰民主神权者看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一样。
按照多元的实用主义，真理是从一切有限经验里生长起来的。它们都彼此依托；但它们所构成的整体，如果有这样一个整体的话，却一无所依托。一切真理都以有限经验为根据；而有限经验本身却是无所凭借的。除了经验之流本身之外，绝没有旁的东西能保证产生真理；经验之流只能靠它内在的希望和潜力来得到拯救。
但从理性主义者看来，这简直是一个流浪的、飘浮在空中的、既无大象更无巨龟可供托足的世界①；简直是一群星球，散抛在天空，连一个重心都没有的世界。虽说在生活的另一些范围内，我们的确已惯于在某种相对的不稳定状态中生活。“国家”的权威、绝对“道德律”的权威，已终于变成权宜之计，神圣的教堂已变成“公共集会场所”。但是在哲学教室内，肯定还不是这样。而居然说，宇宙的真理是由我们参与创造的，宇宙乃听凭我们的机会主义和个人判断随意处理的——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要是这样，“爱尔兰自治”也成了千禧年，菲律宾土人也配得上自治了。这样的世界，在哲学上还有什么尊严？这样的世界，从多数的哲学教授看来，简直是一个没标签的箱子、一头没颈圈的狗罢了！那末，照这些教授的想法，究竟由什么来束紧这松散的宇宙呢？
①印度有一个关于宇宙的传说：一只庞然大象载着大地，而象则站在一尾巨龟的甲背上。——译者
一定有某种东西支持着这个有限的众多，维系它，统一它，稳住它。某种不受意外事故的影响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可变的经验一定是建立在不变的基础之上的。在我们“事实上”的世界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法律上”的副本世界，是不变的，先存的；而且在“事实上”的世界里所能发生的事物，一定先已在那“法律上”的世界里潜伏了可能。每一滴血、每一个最微小的项目，都一定是预定了的，标明了的，绝没有任何变动可能的。我们的理想，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所不能实现的，一定也就是在那个绝对实在的世界里所被否定了的。唯有这绝对的实在，才使这宇宙稳固。这是安息的深渊。我们住在那波涛汹涌的表面上，就靠这稳固的基础，才下锚着底，一点不动。这正是华滋华斯所说的，“无穹扰嚷之中，寓居永久的平安”，也正是我曾读给大家听过的印度哲学家维韦卡南达说的神秘的“一”。这是真正的实在、永恒的实在、颠扑不破的实在；也正是那些讲原理的人——一般也包括我第一讲中所说的柔性的人——所认为必须假设的。
但这一点，却正是我在同一讲中所说的刚性的人所认为荒谬的抽象崇拜的东西。刚性的人只知相信事实。在现象的事实背后，正象我那个刚性的老农赖特（ChaunceyWright）——是我少年时代哈佛大学有名的经验主义者——所常说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理性主义者硬说在事实的背后有事实的根据和事实的可能性，刚性的经验主义者指责他只是拿一个事实的名称和性质当作一个副本装在这个事实背后而使它成为可能。事实上，用这种假根据说法的例子，真是太常见了。如某次，在一个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时，我就听到一个旁观者问他为什么病人呼吸那么样深，医生回答说，因为醚是呼吸兴奋剂。那个人听了居然哼了个“噢”，好象就已得到满意解释似的。其实，这不过等于说，氰化钾杀人，因为它有“毒”；今晚天冷，因为这是“冬季”；我们有五指，因为我们是“五指动物”。这些都只是事实的名称，却都从事实中拿了出来，就当作先于这些事实和解释这些事实的。从一个彻底的刚性人看来，柔性人的绝对实在的观念，就是按这个模型硬套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