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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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您向前看的呢，还是使您向后看的？肯定地，我们不应把二者混为一谈，因为把二者区别对待的话，它们对人生是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的。
应该指出，从实用主义来看，整个的难题全系于一个“世界的可能性”的观念。在理智上，理性主义拿它的绝对统一性原则作为许多事实所以可能的根据。在感情上，它又拿同一个原则看作是一切可能的一个遏制者和限制者——一个良好结局的保证。按照这一看法，绝对原则使所有的好事物都是确定的，所有的坏事物都是不可能的（在永恒的意义上）；而可以说把整个“可能”的范畴变成一些更有把握的范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宗教上的差别：某些人坚持世界是必定得救和应该得救的；而另一些人则只相信是可以得救。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全部冲突，就体现在这“可能”是否确实上面。所以，我们首先应看一下“可能”这名词，究竟它有些什么确切的含义。不加思索的人会说，“可能”是“存在”的第三种状态，它没有“存在”那么实在，而比“不存在”则实在一些；它是一个黄昏境界、一个混合状态、一个阴阳交界——我们的实在，时常由此进出。
这样一个概念，当然太模糊，太空洞，不能使我们满意。在这里，也象在旁处一样，欲求提取一个名词的确切含义，只有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譬如，你说某一事物可能，说这句话究竟起什么作用？它至少起这样的作用：如有人说它不可能，你就可以驳他；如有人说它实际上存在，你也可以驳他；如有人说它一定存在，你也可以驳他。
但仅此一些驳斥的权利；仍算不了什么。当你说某一事物可能时，从实际事实上来说，是不是有某种进一步的差别呢？
至少有这个消极的差别：如果这话是真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事物足以妨碍这可能的事物。所以，只要没有真正妨碍它的事物存在，这事物就可以说是“非不可能”的了，也就是在空的、抽象的意义上是可能的了。
但是多数的可能并不是空的。它们有具体的根据，或如我们所说的，很有根据。这在实用主义上又是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不但不存在妨碍的条件，而且实际上还有某些产生这可能事物的条件。譬如一个具体可能的小鸡，就表示：（1）小鸡这观念在本质上不存在自我矛盾；（2）周围没有小孩、黄鼠或其他危害它的敌人；（3）至少有一个实际的鸡蛋存在。一个“可能的”小鸡，必须包括一个实际的鸡蛋和一个实际的孵小鸡的母鸡或人工孵化器一类的东西。实际的条件愈接近完备，小鸡也愈成为更有根据的可能。如果条件全部齐备了，小鸡也就不再是可能，而变成了实际的事实。
我们不妨把这一观念应用到世界的得救上来看看。我们说世界是可能得救的，这话在实用主义上究竟是什么意义呢？这是说，世界得救的条件，有一些的确已实际存在，而这些条件存在得愈多，一些妨碍得救的条件愈少，那末，世界得救的可能也就愈有根据，实际得救的或然性也就愈大。
这是我们对于“可能”的初步分析。
现在，关于世界得救的这样问题，如果有人说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中立的、无可无不可的，这就根本违背我们生活的精神。凡是自命中立的，就表示他是愚蠢的、虚伪的。我们每个人都真心地愿望尽量减少宇宙的不安稳。当我们认为宇宙受到各种敌患、可能受到各种摧毁生命打击的时候，我们都会，而且也应该，感到忧虑。然而却就有一些不乐观的人，他们认为世界不可能得救。他们的主义就是所谓悲观主义。
反之，另一种人又认为世界的得救是必然的，这就是乐观主义。
介乎二者之间，还有着一种所谓改善主义，虽然在过去，与其说它是一种正式的主义，还不如说它是人事中的一种态度。乐观主义一向是欧洲哲学思想的主流；悲观主义只是于晚近才由叔本华所倡导，系统的拥护者尚不多。改善主义，对于世界的得救，既不当作是必然的，也不当作是不可能的；而是当作为一种可能：随着得救的实际条件的增多，这种可能成为事实的或然性也愈大。
很明显，实用主义必然倾向于改善主义。世界得救的条件，有一些已实际存在，它不可能闭眼不看这个事实。只要其余的条件具备了，得救就能成为完全的实在。当然，我这里所用的名词是十分概括的。这“得救”一词，可以随便地解释：或当作分散的、各别的现象，或当作突然的、完整的现象。
举例来说，这房间里的人，个个都有他的理想，并愿意为这些理想生活，奋斗。每一个这种理想的实现，都将是世界得救过程中的一个契机。但这些个别的理想都不是空的、抽象的可能。它们都有根据，都是活的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它们的活的奋斗者和保证者；只要具有补足的条件，我们的理想就能成为现实。至于究竟什么是补足的条件，那首先是一些事物的混合所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可乘之隙；再后就是我们的行为。
有了机会，有了可乘之隙，是否我们的行为就使世界得救呢？当然，他并不使整个世界得救，但是否使它所涉及的一部分世界得救呢？
对这问题，我就直截了当地要问——不管各式各样的理性主义者和一元论者的反对，我要问——为什么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转变的地方，这些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奋发有为和成长的地方——正是世界上与我们最接近的部分，是我们对世界了解最深的部分。为什么我们就不该按照它们的票面价值来看待它们？为什么它们不能象它们所表现的那样，就是实际上世界转变的地方和成长的地方？为什么它们不就是存在的车间，在那里，我们能抓住正在形成中的事实，以致全世界都只能照这种方式成长起来呢？
有人对我们说，这不合道理！新的存在，怎么能一点一滴地、一块一块地，任意增加或离开，而和其它的存在完全没有关系呢？我们的行为，一定有一个理由；而除了世界整体性质的“物质的压力”或“逻辑的压力”，还能找到什么旁的理由？不论在哪里，真正的生长者、只有一个——就是整个世界的本身。如有生长，只有全部的生长。如说单独的部分可以各自生长，那决不合理！
但要是讲到合理不合理——讲到事物存在的理由，而又硬说事物不可能独立分散地存在，我却要问，要是某物存在，究竟其存在，最后根据于哪一种理由？尽管你说是逻辑、必然性、范畴、绝对，以至把哲学机器房里的整套工具全搬出来，我却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只有一个实在的理由，就是有人愿望它存在。它是有人要求而存在的——要求它存在，也许只为了救援世界众生的极小一部分。这是活的理由。什么“物质原因”、“逻辑必然性”之类，比起它来，根本就渺乎不成其理由。
总之，如说完全合理的世界，只有那“有求必应”的世界、“精神感应”的世界。只有在那里，一有愿望，就可以立刻满足，而无须考虑或迁就周围的或中间的事物。这是“绝对”自己的世界。只有他，当他要求有一个现象世界存在时，就有一个现象世界存在——而不需什么旁的条件。至于我们这世界，个人的愿望，不过是条件之一。其他的个人有其他个人的愿望，要我们首先迁就。所以，在这“多”的世界里，存在的生长，有它种种的阻力：只是通过一个个的调和，才逐渐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次一级”合理的形式。我们只是在生活的少数部门接近“有求必应”的组织形式。譬如我们要水，只需开一下龙头；要拍照片，只需揿一下揿钮；要问事，只需打一下电话；要去旅行，只需购一张车票。在这些类似的事例中，的确我们只要起一个愿望就够——世界已经足够合理地组织起来去完成其余的一切。
但这个关于合理性的讨论，只是一穿插的说明；我们的正题，是说世界的生长不是整体的，而是零碎的，是靠它的各个部分凑合起来的。请认真地想一想这个假设，并当它是一个活的假设。试假定创世者在创造世界之前就这样对你说，“我将创造一个世界。它能否得救，我将不予保证。它能否达到尽善尽美，是有条件的：要看它每个成员是否都竭尽全力。我给你机会，让你参加这世界。不过要知道，这世界的安全是无保证的。这是一个真正有风险的事业，有它真正的危险，但最后也许能得到胜利。这是值得真正地干的一个社会互助方案。你愿意参加吗？你对你自己及对旁的参加者有足够的信心来冒这个险吗？”
要是建议你参加这个世界，当真你觉得不够安全，而不得不拒绝吗？当真你会说，你不愿做这根本上多元的、不合理的世界的一员，而宁愿仍回到你原来暂时被试探者的声音唤醒过来的虚幻的梦境吗？
当然，你如果是心理健全的，你决不这样做。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健全的活泼性质，这样一个世界正是同它符合的。所以，我们会接受这个建议，而且会高兴地表示，“好极了！一言为定！”这样一个世界，将完全和我们实际所处的世界相似。凭我们对大自然奶奶的忠诚，我们绝不能拒绝这个建议。对我们来说，这建议的世界可说是再合理没有的了。
所以我说，我们大多数人会欢迎这个建议，愿意帮创世主尽我们一份力量。但也有人也许是不愿意的。人群中自有一些心理不健全的人，觉得在世界里要用奋斗去换安全，似乎没有意思。另外，大家都有失意的时刻，这时会自暴自弃，不想再干徒劳无功的事。我们的生活变得糟糕，我们也就采取那浪子的态度。我们不信任事物的机会；我们只要求有一个宇宙，在那里能放弃一切，能投入亲人的怀抱，能被吸收到那绝对的生命里去，象一小滴水溶合到河或海里一样。
这时所最感需要的安静，就在于摆脱人生有限经验的种种烦恼。所谓涅槃，也只是指免去感觉世界无穹无尽的冒险。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主要采取这种态度，就是害怕更多的经验，害怕生活。
对这样的人，宗教上一元论的说法是有安慰作用的。“人人都需要，都不可缺少；就象你这个心灵不健全的人，也是一样地需要。人人都同上帝合一。同上帝合一，一切都是好的。不论你在有限形态的世界里看来是成功或失败，一般都受那永生之臂的护佑。”毫无疑问，人到了忧怨的极端，绝对论就是唯一的解脱。多元的道德主义只会使他们牙齿打战、心肠冰冷。
所以，我们就具体地看到两种判然对立的宗教。用我们原来所用的比较名词，可以说绝对论的道理适合于柔性的人，多元论的道理适合刚性的人。很多人会不承认多元论的道理是宗教。他们会称它为道德主义，而只对一元论的道理才称作宗教。这种把“自我放弃”意义的宗教和“自我满足”意义的道德当作绝对对立的东西来敌对，在人类的思想史里是司空见惯了的。
这里，我们就到了哲学上最后的一个问题。我在第四讲中说过，我认为一元、多元的分别是我们思想里所能构成的最深、最富有含义的问题。它们的分离，会不会就是最后的分离呢？二者之中，会不会就只一方是真的呢？多元论与一元论，会不会真正是不相容的呢？而因此，假使世界真是多元组织，真是分散地存在而由许多“各个”组成的话，就只可能靠这许多“各个”的行为，零星地、在事实上得救；而它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决不能由某个基本的“一性”（其中已包含了“多性”，而且已永远克服了“多性”）缩短其循环呢？假使是这样，我们势非在两种哲学中决择一种不可。我们不能对二者都点头称是。在对比两种“可能”的关系上，我们须要有一个“不”字。我们应该承认这最后的失望：我们不可能在同一个不可分的行为里，又是心理健全的，又是心理不健全的。
当然，作为一般的人，我们未尝不可以一日心理健全，一日心理不健全。作为一知半解的哲学爱好者，也未尝不可以自称为一元的多元论者、自由意志的决定论者或任何别的调和的名称。但作为要求思想上明确和一致，并且感觉到有使真理和真理互相一致的实用主义需要的哲学家，我们就不得不坦白认定柔性的或刚性的一种思想。拿我来说，就特别有下面几个问题，经常使我深思：柔性的主张，不太过分吗？说是一个世界已经全部得救的观念，不过分甜美而难于置信吗？宗教的乐观主义，不过分偏于理想吗？是一切都必须拯救的吗？救世的事业是不要代价的吗？绝对的决定真是甜蜜的吗？宇宙里全都是“肯定”的吗？生活的核心不就存在着“否定”的事实吗？我们说生活是严肃的，不就意味着它有一部分不可避免的“否定”和“损失”的意思，一定在某处有真正牺牲的意思和一定有永远严峻和痛苦的事物的意思吗？
我不能在这里正式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说话。我只能说，我自己的实用主义并不反对我采取这比较属于道德主义的观点，而放弃那二者完全调和的主张。我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实用主情愿把多元论当作一个认真的假设。归根到底，决定这些问题的，不是我们的逻辑，而是我们的信仰；而我不承认任何伪装的逻辑有权否定我自己的信仰。我觉得自己情愿把这宇宙看作是真正危险和富于冒险性的。我决不退缩，决不“认输”。我情愿认为那浪子的态度——虽然在生活的变迁中很容易犯这种态度——对于整个的人生并不是正确的态度、最后的态度。我情愿认为宇宙里有许多真正的损失和真正的失败者，而不是一切存在着的都会保存下来。我能相信理想是最后的而不是原本的东西；是摘要而不是全文。好比，倒杯子时，总有些残渣会永远留下，但只要有可能倒出东西，也就够甜而可以接受的了。
事实上，正有无数人的想象就寄托在这种道德主义的、可歌可泣的世界，而觉得它的散在而贯串的成功就足够满足他们的“理性”的要求。在希腊文选里，就有一首译得很好的短诗，充分表明了这种心理，表明了接受那种没补偿损失的心理——即使损失者就是一个人自己：
一个失事的航行者，葬身在此岸，
他勉励大家，要扬帆猛进。
说，“我们遭难时，有不少勇敢的帆船，曾冲破了惊涛，战胜了风险。”
那些严格的道德主义者，对于“你情愿为上帝的光荣而沦入地狱吗？”回答“是”的人，就具有这种客观的、豪迈的胸怀。根据这种主义，避免“恶”的方法，不是去“扬弃”它，或当它是一个基本的、但已被克服了的因素保存下来；而是要把它完全抛弃了，并且超越它，而帮助造成一个宇宙，里面再没有“恶”的地位和名字。
所以，真诚地接受一种严峻的宇宙，里面不排除“严肃”的因素，是完全可能的。我觉得，谁这样做，谁就是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他情愿靠一个他所信赖的、“只有不保证的可能”的方案生活；他情愿在必要时付出他自己的生命去实现他所构成的理想。
那末，在这样的宇宙里，究竟有些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