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精选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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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萨特和梅洛—蓬蒂以及《现代》杂志和广播的同仁们怀疑戴高乐政党会积极推行马歇尔计划和倒向美国，并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于是萨特等人率先攻击戴高乐主义，萨特出言不逊，竟胡说“贝当元帅和戴高乐将军是一丘之貉”。深懂民意的阿隆觉得萨特出格了，在戴派猛烈反击中，出面调停，主持辩论。不料萨特越走越远，竟影射戴高乐将军是希特勒，事后还怪阿隆偏向戴派代表，从此两人分手。后来在记者追问下又否认影射，但并未与阿隆和好。
在政治形势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投入政治斗争。自由人鲁塞多次邀请他组建政党，推他为精神领袖，他毅然同意领导革命民主联盟，并亲自制订宗旨：既反对奉行马歇尔主义的大西洋资本主义，也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开辟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主张建立革命民主的欧洲社会主义。然而，萨特太不识时务了，冷战双方那么强大，哪能容忍萨特书生说三道四呢？这不，同年三月十四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发话：“寻找两个阵营和解的办法已属枉然……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即将来临。”况且党内派别林立，矛盾日益尖锐，那帮乌合之众实际上只把萨特当做财神爷，敲了他三十万法郎作为经费。萨特讨厌政治内斗，不久就撒手不管了。就这样，革命民主联盟从一九四八年三月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六月解散，只存在十八个月。从此萨特永远不组建也不参加任何政党。他的失败，阿隆早在他筹备政党的时候就警告过他：“斯大林主义者留下的空隙，革命民主联盟千方百计占领之。在官僚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他们企图开辟革命浪漫主义道路，尽管因诸多失败而失望，但总是时刻待命。”《革命浪漫主义》，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费加罗报》。带有讥刺意味的革命浪漫主义是绝妙的评价：欧洲统一、欧洲大联盟、联邦民主宪法、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说得多好，可是能实现吗？然而具有理想的欧洲人看来非但没有责怪萨特，而且欣赏他的超前思想，对他的失败颇为同情。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萨特的梦想正在实现中，尽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萨特的政治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文学创作及其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前的“自我为中心”已改掉了，战后他所有的理论著作和文学创作的主题都是当时在社会生活中世人最关注的焦点问题。
比如《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说萨特战前的剧本皆为借古讽今的神秘剧、寓意剧、荒诞剧，那么战后他的第一部剧作就以现实为题材，是介入社会生活的正剧。讲的是刚刚过去却仍旧脍炙人口的抵抗运动，着重表现抵抗运动分子在刽子手酷刑下硬是顶住不招供，偏不肯在刽子手面前表现得贪生怕死，不给卖国贼任何聊以自慰的借口。往深处讲，作者想表现一种真诚的行为，完全承担责任的行为。这里涉及性命攸关的问题，勇敢的人们在极端的处境下，情愿选择死亡的自由。从而充分表现了萨特精神自由的思想。
浩劫过后，欧洲沉浸在反思之中，最敏感的问题当首推犹太人问题，太敏感了，似乎谁都不敢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便是萨特，也似乎非他莫属。果然，萨特在刚问世不久的《现代》，即第三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发表《反犹太者画像》，在此文基础上，次年出版《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这部思想散论振聋发聩，一下抓住全欧洲最关注的问题，迫使人们严肃对待和处理，这关系到德法及全欧洲命运的问题。在分析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后，他发出结论性的警告：“只要犹太人享受不到他们的全部权利，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是自由的；只要犹太人在法国乃至全世界还要为他们的性命担惊受怕，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是安全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第一八五页，一九五四年加利马出版社。这部著作很快列为经典，成为研究和关心犹太人问题的必读之作。当然，作者采用现象学描述是不完全、不完善的，萨特后来也承认应当从历史和经济的角度来论证，尽管结论是相同的。但当年一石激起千层浪，敢为天下先，抛出一块粗石，引来许多美玉。
第一部分：序编写剧本遇到的风风雨雨
最难能可贵的是，萨特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与《死无葬身之地》几乎同时上演和出版的《恭顺的妓女》，在美国起初引起批评萨特的舆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甚至说他是“反美分子”。不料此剧在美国公演却大获成功，攻击萨特的一切不实之词很快化为泡影。至于后来冷战加剧，萨特偏向社会主义阵营，莫斯科有人把《恭顺的妓女》改为《可尊敬的妓女》，即在原文中，妓女虽然揭露参议员儿子的劣行，但最后还是归顺了他。而改编后，妓女不肯归顺白人公子了，从而变成可尊敬的妓女。萨特也听之任之，同意公演和出版。五十年代中期，惟一在中国出版的萨特著作就是莫斯科版本的《可尊敬的妓女》。
最能体现萨特思想转变的是《自由之路》第三部《痛心疾首》（一九四九年八月）。主人公马蒂厄摆脱孤独，参加战争，与战友们一起体验传统价值观的毁灭，也获得一次机会来宣泄以前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他介入时局，融入集体，变得关心战友，谛听他人呼声，也为团体着想了。钟楼一战，他坚持抵抗了十五分钟，借以表明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出真正属于他的行为。他狂怒的射击既表明他反抗社会强加于他的束缚，也清算了自己的怯懦，更宣泄了对自己对别人的怨恨，一了百了。就这样，自由人马蒂厄——某种意义上萨特的化身——从个体主义的体验转为接受一次族群的集体主义考验，融入集体，感受一次上层建筑的倒塌，在传统的价值废墟上萌发某种博爱。
《痛心疾首》完全按作者的创作意图，写得很顺手，也是现存三卷中写得最好的。但当他着手第四卷时，冷战开始了，时局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解释道：“我写小说遇到了麻烦，《自由之路》第四卷《最后的机会》写不下去了。……我无法在这部以一九四三年为背景的小说中说明白我们时代的是是非非。”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快报》，参见《一种处境剧》第八十九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以介入“我们时代的是是非非”为己任的萨特又转向戏剧，因为在他看来，小说是不能说谎的，戏剧则可通过对话把谎言掩盖起来，剧中人物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可以诡辩，总之戏剧可以提出问题而不加以解决。于是萨特把自己对政治斗争失败的反思和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及社会动乱的看法一股脑儿融入《脏手》，企图对自己做一次阶段性的清算。但他万万没料到，《脏手》的上演和出版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那么强的风波、那么久的麻烦——前后二十年不得安宁。
限于篇幅，我们只做最简单的回顾和分析：《脏手》（一九四八年三月）首次上演获得成功，但遭到法共严厉的谴责，认为谋杀贺德雷计划是对共产国际的抹黑，并且是对法共领导人无耻的影射和诬陷。《法兰西文学报》发表阿拉贡夫人爱尔莎·特里奥莱和法共意识形态专家让·卡纳帕的批判文章；《行动》杂志发表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充满敌意的剧评。资产阶级各报终于放心了，于是齐声叫好，大炒特炒，著名的昂托望纳剧院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竟连续上演六百二十五场，后来外省巡回演出三百场。美国很快发表了《脏手》的片断，并改编后准备以《红色手套》公演，虽然遭到萨特严厉拒绝，却依然引起社会主义阵营一致谴责和声讨。苏联居然指使赫尔辛基当局公开禁演，把《脏手》视为“反苏宣传”。一九五一年八月《脏手》在法国改编成电影，影响更大了。可萨特本人一九五一年再度转向社会主义阵营，再度与法共合作，再度成为保留批判权的同路人。他做出高姿态：任何国家没有得到该国共产党高层的允许，不得上演《脏手》。他说到做到，许多国家都一一接到他的禁令，前后禁止十年。直到苏军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剧才开禁。
造成这么大、这么久的误会，主要因为人们把《脏手》视为政治剧，而且是带有反共色彩的政治剧，萨特怎么解释也没用。时过境迁，凭心而论，《脏手》不是政治剧，而是以政党内部政治斗争为背景的伦理悲剧。其主题确是受到重大政治事件启示后的再创作，以下三方面值得一提：一、托洛茨基一九四○年五月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的特务暗杀，折射到剧本，变成针对贺德雷的谋杀计划，贺德雷秘书雨果的原型，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个熟人，他曾受命混到托洛茨基身边成为秘书，在一所戒备森严的住所服务多年也无从下手。根据这个原型，萨特创造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雨果，他真心诚意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投入革命，但很难适应，面对全心全意为完成既定目标的一位领导人。却很难下决心完成更高领导交给他的任务——暗杀另一位领导人。参见《势在必然》第二一○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二、法国政客雅克·多里奥（1888—1945）事件——一九六四年萨特接见《辩证理性批判》的意大利文译者卡鲁索时指出：“多里奥主张共产党跟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社会党前身）接近，为此他被开除出党，一年之后，为了避免法国沦为法西斯，并根据苏联的具体指示，法共走上了多里奥指出的道路，但从来没有承认多里奥是正确的，而党从此却奠定了人民阵线的基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某个时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存在的辩证需求。”多里奥事件折射到剧中变成贺德雷是否出卖无产阶级利益，党的高层认为他是投靠社会党的叛徒，因此通过路易和奥尔嘉派雨果潜入贺德雷身边，乘机将其暗杀。三、研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萨特自认为，在列宁著作的研究者中，他是第一位论述政治现实主义的。在《脏手》中，贺德雷就依据这种政治现实主义说服雨果，使他明白党与匈牙利国家元首及卡尔斯基谈判是正确的。剧本以此为主题展开讨论“自由”与“手段”的复杂关系，即伦理与选择的关系。革命政治家贺德雷认为在政治形势所迫之下，可以赞同马基雅弗利的名言：只要目的是好的，可以不择手段，哪怕暗杀党内异己。他说：“原则上我不反对政治暗杀，所有的政党都搞这一手。”至于说谎，更不在话下，贺德雷指出：“必要时我会说谎。”《脏手》第二○二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四三年。
由此看出，萨特存在哲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即他的自由哲学已让位于解放哲学。就是说，由简单处境过渡到复杂处境，其特征是，政治前景的考量迫使伦理规范让道：落实到《脏手》的社会背景下便是上述的冷战开始和法共部长们从拉马迪埃政府出局。
三四年同路人太辛苦，虽有文哲建树开道
萨特在走出革命民主联盟的政治误区之后，进入相对沉默和反思时期，虽然决心不再组建或参加政党，但他的政治理念、思想方法、行为方式、文化构思、社会设计并没有改变。他有选择地应邀为他人写序，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连他自己也颇为吃惊，曾自嘲道：“将来词典上出现一个条目：让—保尔·萨特，二十世纪著名的作序家。”只要细读这些序言，可以发现他依然如故。仅举一例，他在为纳塔利·萨洛特《一个陌生人的肖像》作序时指出，萨洛特是个真诚的作家，影射莫里亚克在上帝的名义下真诚作弊。除此之外，他还自我放逐式的旅游或闭门读书，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说：“萨特几乎拒绝一切政治活动，潜心研究历史和经济，重读马克思。”《势在必然》第二一七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
第一部分：序突如其来的政治活动
惟一的一次政治活动是突如其来的：当法共党员昂里·马坦于一九五○年五月被捕并被判五年监禁，因为他发动了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政治行动。克洛德·鲁瓦等人请求萨特出面干预。他一口答应，马上在要求共和国总统特赦的请愿书上签名，并要求万桑·奥里奥尔总统接见。同时参与集体撰写《马坦事件》一书。最终，萨特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在爱丽舍宫受到总统接见。
不料，无心插柳柳成荫，萨特的举动纯粹出于正义感，是孤立的行为，但博得处于困境的法共领导人的好感。结果，萨特又被形势拉回政治生活中去，其干预政治的程度比以往更加剧烈、更加深入。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迫害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的阴风已吹到法国，借李微奇将军访问巴黎，法共发动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当然遭到巴黎警察局根据贝洛局长禁令横加阻止。于是法共斗士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动员了二三万人“非法”上街游行，弄得当局非常狼狈。当晚法共书记雅克·杜克洛在他的汽车里被捕，消息传开震惊全国。罪名是他在汽车里用信鸽来指挥当天的非法游行，居然把他关押一个多月。其实他从外省回来，一个战友送了他几只鸽子一饱口福。
对当局这种卑鄙的闹剧，政治沉默两年的萨特义愤填膺，写下著名的《共产党人与和平》洋洋洒洒十五万言，登在《现代》一九五二年七月号上。情绪之激动、言辞之尖刻，把资产阶级反动派连同资产阶级文明骂个狗血喷头，其中针对贝洛局长武断“一个共党分子就是一个俄国士兵”的怪论，回敬道：“一个反共分子就是一条狗。”后来时间一长，人们忘记了这句话的针对性，某些反共右翼人士就骂萨特比共产党还共产党。萨特的偏激不仅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明的负面影响，而且彻底清算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烙印。主动忘却法共曾加在他头上的骂名：豺狼、黄鼠狼、鬣狗、蝰蛇、老鼠等，而投身共产党同路人的政治生涯长达四年之久。
萨特转向法共的契机是继他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武装干预朝鲜战争之后，又反对法国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并着重指出印支战争是“毫无用处的屠杀”。很快地应邀参加多次国际论坛，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说天才。比如他响应世界和平运动的号召，正式出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至十九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大会，见到来自中国、越南、日本、印度等世界各国的代表。一九五三年六月萨特得知美国人卢森堡夫妇因投共以叛国罪名义被判死刑，盛怒之下，发表《患狂犬病的动物》，第一次矛头直指美国政府，控诉美国盲目反共，滥杀无辜；谴责美军轰炸鸭绿江和全面推行麦卡锡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