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精选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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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正义行为不断扩大他的声望，得到了更大的荣誉。他一再受邀出席柏林、赫尔辛基、维也纳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应邀一九五四年访问苏联，一九五五年访问中国，受到陈毅元帅接见。所到之处结识大量名人，诸如：爱伦堡、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布莱希特、卓别林、毕加索、海德格尔、卢卡奇、陶里亚蒂、莫拉维亚、西洛内、翁加雷蒂、卡洛·莱维、奈兹瓦尔。更与阿拉贡和爱尔莎·特里奥莱接触频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他竟当上法苏协会副主席，其前身是苏联之友，与共产国际有很深的联系。最让人吃惊的是他对苏联不断的赞扬，似乎那边风景独好，仅举一例：“在苏联有完全的批评自由，苏联公民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不断改善生存条件。”（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解放报》）
萨特赞扬苏联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是真心诚意的吗？按他一贯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应当说是真诚作弊：他最痛恨最反对真诚作弊，但他自己一生曾多次犯此毛病。这四年间，萨特名扬四海，声誉登峰造极，但他的真诚作弊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仅举一例：一九五三年初莫斯科公开“白衣阴谋”事件，逮捕九名医生，其中七名犹太人，声称他们招认了一九四八年谋杀日丹诺夫以及阴谋危害某些高官。但几个月后便传出那是冤假错案，他们不仅无辜，而且受到严刑逼供，完全是斯大林主义国家机器一手制造的。萨特态度暧昧，终于被莫里亚克抓到了有力的把柄向他发难，义正辞严要求萨特公开表态。萨特陷于被动，非但自己避而不答或避重就轻，苍白无力，连《现代》同事战友都不得参与论战。他的霸道和傲慢使他付出沉重代价。最沉重的代价是失去多位杰出的合作者，继阿隆之后失去加缪，这次又失去艾田蒲、勒福尔、梅洛—蓬蒂。
先补充谈一下萨特与加缪从义兄友情到反目成仇。全世界同时喜欢萨特和加缪的读者几乎无不为他们的决裂感到惋惜，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作简要回顾：加缪首先在《阿尔及尔共和报》赞扬《恶心》和《墙》，作为回复，萨特在《南方手册》推荐《局外人》。他们第一次会面是在《苍蝇》总排演时，加缪走向前致意萨特，作自我介绍。从此来往频繁，萨特甚至正式请加缪担任《隔离审讯》的导演和惟一男演员，后因技术问题改变计划。加缪聘请萨特加盟《战斗报》，并派他去美国采访。投桃报李，萨特邀请加缪参加《现代》编辑委员会。他们一起出现在革命民主联盟组织的大会主席台上，更经常一起娱乐、一起吃饭、一起开玩笑，情如义兄弟。但他们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的程度、文化背景、为人处世太不相同了，而他们从事的职业又太相同了。两人都是公认的小说家、戏剧家、思想家、杂文家、政论家、笔战家，而且都一样执著介入政治，都在第一时间干预时政。因此，立场观点方法有所不同是必然的。
事情爆发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加缪发表散论《反抗者》。萨特读后不悦，决定《现代》不表态。但编委员大部分成员坚持表态，权衡利弊，让萨特收回成命。萨特无奈同意了，但要求《反抗者》的反对者中最不怀敌意的人出面。于是在萨特默认下，弗朗西斯·让松写出文章。但相当不客气。加缪恼火了，一气之下给萨特写了一封信，劈头尊称：“主编先生”。对萨特来说，这个称呼意味着决裂的信号，因为加缪不会不知道，萨特最忌讳这种资产阶级的礼貌称谓。再加上加缪太过表露自尊心受伤害，这不，如此重要的文章，萨特没有亲自动笔，而指使下手充当打手，太不把他放在眼里。更令萨特不悦的是，整封信充满被伤害、被侮辱的酸味儿，自恋情结溢于言表。萨特一般欢迎反驳对骂，越剧烈越好，但瞧不起这种软弱的求情。于是萨特公开答复，题为《答复阿尔贝·加缪》。凡读过这封长信的人都记得精彩的开头：“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我将会惋惜您今天断绝友谊，或许是该断绝了。”《境况种种》之四，第九○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六四年。接着毫不留情地指出，加缪的虚荣心被伤害是因为知识浅薄，哲学外行，草率运用第二手资料和观点，又怕别人点破百出漏洞。萨特进而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妄自尊大、装腔作势、自命不凡、虚荣自夸、智力平庸、哲学毫无建树。骂得加缪晕头转向。实在太刻薄、太损人，充分暴露萨特家长式的学霸傲慢，完全忘记自己口口声声宣扬的社会主义民主。
即便论高下，两人各有千秋，萨特不一定绝对占优势：小说平分秋色，也许喜欢加缪小说的人更多一些；萨特戏剧思想深刻、内容丰富，但技巧不如加缪。萨特是地道的哲学思想家，有一套自己的系统，自己的本体论，在理论上、命题上自成体系，而且带有一套自己的体系术语。但不能说加缪没有思想，虽然在功底上、在体系上与萨特相比差几个等级，但他更多从实践中总结体验并使之升华，更接近大众哲学，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比如《西西弗神话》世人皆知皆懂，都能说出个道道。而萨特的哲学思想直到今天对世人来说仍是一头雾水，惟有专家才说得清一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然而当时两人的行为方式不同，政治思想分歧太大。各举一例：梅洛—蓬蒂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瑜伽信奉者与无产者》。聚会时，出身贫寒的加缪发难，认为该文嘲笑无产者。梅洛—蓬蒂竭力为自己辩护，并得到萨特的支持。加缪大怒，拂袖砰门而去，萨特和博斯特赶紧冲出去追他，苦苦挽留，但加缪仍拒绝回来。后来经人调解，事隔三月才重归于好。在政治上，加缪比萨特更偏激、更极端，比如对待斯大林主义，萨特认为不可一概否认和一棍子打死，要揭露、要批判，但有些事情还得与苏共法共联合起来做。而加缪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等于法西斯主义，只有斗争和打倒。关于如何对待阿尔及利亚问题，分歧更大，众所周知，不必细说。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萨特决不含糊，决不讲情面，与加缪决裂是迟早的事情。所以也不能全怪萨特，尽管同情加缪的人一直占多数。再说，一九六○年初加缪车祸身亡，萨特立即在《法兰西观察家》（一月七日）发表悼念文章，写得相当得体，漂亮的文字把深情厚谊涵在哲理中。
现在回到他与《现代》同仁艾田蒲和勒福尔所发生的冲突。艾田蒲是《现代》文学专栏的负责人，于一九五三年二月收到主编的一封亲笔信，训斥他专栏文章的一句话：“我宁可不跟斯大林纳粹打交道，而跟真正的坏蛋、露骨的坏蛋、纯粹的纳粹打交道。”萨特指出：“换句话说，一言以蔽之，您宁可要希特勒分子而不要共产党分子。那天您曾问我，合作者的自由是否有限制。我回答错了，是有一个限制的。您让我发现您超越了限制，所以我认为，您的文章就是您想改换门庭的通知。”一向主张思想绝对自由的萨特，因一句话不合他的心意就把著名学者、散文家艾田蒲炒了鱿鱼。跟勒福尔的争论更加严重，更加复杂、剧烈。一九五三年四月号《现代》同时登载勒福尔的《马克思主义与萨特》和萨特的《答复勒福尔》。勒福尔是《现代》的主要合作者之一，曾代表一批拥护萨特的知识分子。他明确指出：“萨特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萨特两次错位：一九四五年大部分知识分子追随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却保持距离；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大部分知识分子远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却紧追不舍。
第一部分：序萨特名扬四海但损失惨重
至于梅洛—蓬蒂与萨特分手，对两者来说都是最为可惜、最为痛苦的。他们是高师的同学，又同时专攻现象学，虽然门道和路子不同，却志同道合地走到一起创办《现代》。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二年，他们是《现代》第一和第二号人物，共同主持和分担社论撰写。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洛—蓬蒂无法忍受萨特太过靠近斯大林主义，因为他一向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共产极权专制主义。一九五五年出版他的专著《辩证法的奇遇》，其中《萨特与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专题仔细深入分析了萨特与共产主义现象的关系，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能既是自由作家又是共产党人，抑或既是共产党人又是反对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对立的统一，不能以在两个对立面之间疲于奔命的来往将之代替。”这一具有先见之明的劝告，事隔十八个月苏联坦克踏平匈牙利之后，才对萨特产生了效应，两个老朋友再次和好。
总之，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四个春秋，萨特名扬四海，踌躇满志，但损失惨重，授人以柄，永远让人揭伤疤。
幸好，这四年之初他的文学成就给他留下立于不败之地的空间。一九五二年夏，以《让—冉奈作品全集》序言形式出版的《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竟是一部单独的“大砖头”，长达六九○页的研究冉奈专著。这头“怪兽”令人惊讶之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作者借题发挥之作。经过许多专家的研究才明白这确是一本奇书，很难以传统的分类法将它定为何种类型：首先是一部哲学散论，界于《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间，是运用存在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阐明萨特思想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次是一部文学评论，介于评论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之间，或者说修正论波德莱尔之不足，即把诗人与其著作分开研究，而这次则把作者与其作品作为整体来研究，详细阐述两者的辩证关系，即作者创造作品和作品创造作者的辩证关系。顺便说一句，这种批评方法，后来被誉为新批评的一个里程碑。再次是一部伦理散论，通过个体的嬗变来探究伦理学：冉奈曾是小偷、鸡奸者、诡辩家，蹲过大狱，但他一旦公开承认他是小偷，并把自己改变成世人要他改变的那种人时，他便成为诗人了。最后还是一部心理分析传记。要表现一个人的整体，要描绘一个人的一生，光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心理分析学的说明是有局限的，只有使个体在其整体中与命运碰撞才显得出个体掌握命运的自由。
总之，萨特认为，天才不是天赋，而是在种种绝望的境况下创造的结果。所谓天才作家，是指作家终于重新获得其自身的选择，包括他的生活；包括他对世界的感觉，直至他的风格和作品的形式特征，直至他形象的人物结构，直至他个人的趣味特性。写一位作家的传记，就是重新详细描绘他自身解放的历史。
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一九八○年高度评价《圣冉奈，演员和殉道者》，指出此书是“当代法国现象学本体论最灵活最聪明的教科书”。《丧钟》第五十八页，德诺埃尔—贡蒂埃出版社，一九八○年。著名文学评论家若日·巴塔伊指出：“我不仅认为这部长不见尾的论著是当今最丰富的专著之一，而且认为是萨特的杰作。”《文学与恶》第一二六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更令人惊喜的是，照例，萨特每当撰写思想专著时总觉得言犹未尽，需要一种文学形象创作来诠释、来补充。这次几乎同时完成的是一部戏剧，名为《魔鬼与上帝》，自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首场至一九五二年三月一直未间断上演，几乎场场爆满。虽然盛况不衰，但批评不断，误解难除。甚至引起不少人的公愤。尽管选择了中世纪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尽管法德两国是信仰自由宗教包容的国家，但肆无忌惮地议论上帝和魔鬼是会激起众怒的。即使像萨特这样的名人，也不可以任意妄为。但，他偏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招来过分的反应和抨击是难免的。
剧评的火药味十分浓重，甚至有报刊攻击这部剧作是“亵渎上帝的战争机器”、“可笑的亵渎神明”《震旦报》，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至十日。。莫里亚克训斥萨特大逆不道，著文《萨特，无神论神明》《费加罗报》，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甚至从首场演出开始不断有人来闹场，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男子混进剧场吹唿哨，被带到警察局，竟发表声明：“我憎恨萨特，他是毒害法国青年的罪魁，是个罪犯，应当把他当做有害的畜生给枪毙掉。”《不妥协周刊巴黎版》，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第七页。爱尔莎·特里奥莱在《法兰西文学报》（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著文批评《魔鬼与上帝》既缺乏历史性又缺乏现实性，譬如纳斯蒂用谎言煽动农民造反，当时的条件并不成熟，而如今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用不着向无产者说谎。
面对如此糟糕的反应和误解，萨特本人和以西蒙娜·德·波伏瓦为首的支持派，做了耐心的解释和指导，现简述如下：《魔鬼与上帝》根本不涉及上帝是否存在的形而上问题，而主要围绕伦理问题，即善与恶的辩证关系。“事实上，萨特再次以社会实践来对抗伦理的空泛。这种对抗与在他先前的作品中相比走得远了很多很多……一九四四年他以为一切处境都可以通过主观的行动得到升华；到一九五三年他明白了形势有时窃取我们的升华，而对抗形势，个体的救助是不顶用的，只有依靠集体的斗争。”西蒙娜·德·波伏瓦《势在必然》上卷，第三三○页，加利马袖珍本，一九六四年。格茨是冉奈的投影，而且比冉奈走得更远，无论作恶还是行善，都在寻找绝对，要么追求绝对的恶，要么追求绝对的善，结果都以惨重失败告终。这实际上是萨特作为精神领袖在革命民主联盟失败后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反思，但促使他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让格茨做了我做不到的事情。”《一种处境剧》第二六九页，加利马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不幸，萨特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方式越来越接近斯大林主义，从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虽然写下无数的文字，但很明显，他的文学创作灵感和源泉几近枯竭。后来萨特醒悟过来之后也承认，在四年的同路人期间，讲了假话，违心颂扬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承认惟一的创作《涅克拉索夫》是“一部半拉失败的戏剧”，尽管动机是好的。《涅克拉索夫》（1955）本应该标志着作者深深涉及社会现实，不再采用传奇，而单刀直入社会政治，直抒胸臆。但结果他居然违背自己提出的介入文学理论，越过自己划定的创作底线，搞成一部政治剧，除讨好苏共法共外，遭到各方的谴责和辱骂。剧本主题是，涅克拉索夫是个骗子，冒充一个叛逃的苏联部长，在地区选举前夕，利用报界透露耸人听闻的秘密。作者胆敢触及最敏感的问题，甚至触犯禁忌，尤其是讽刺挖苦西方反共媒体，当然引起公愤：《费加罗报》挑衅性指责萨特是“暗藏的共产党人”，其他各大报，诸如《法兰西晚报》、《快报》、《巴黎竞赛报》、《震旦报》群起而攻之，整个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