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精选集-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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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路易丝小姐已经开始使我气馁了。我满以为工资是与功绩相称的，那么既然人们对我说她值得称赞，为什么付给她的钱那么少呢？只要有个职业，人们便是可敬的，自豪的，人们为劳动而感到幸福。那么她既然有机会一天工作八小时，为什么谈起自己的生活时直诉苦，好似得了不治之症呢？当我谈到她的苦衷时，外祖父便哈哈大笑，说是她长得太丑，没有哪个男人要她。我可不笑，难道有人生下来就注定倒霉吗？如果是这样，人们以前对我撒了谎。事实上，世界不是一切皆有秩序，而是表面的秩序掩盖着不可容忍的混乱。如果有人及时把这层表面的秩序挑开，我的苦恼早就烟消云散了。夏尔·施韦泽后来给我请了一些比较得体的教师，太得体了，以致我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十岁，我单独一人跟一个老头和两个女人待在一起。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辉煌的外表一戳就穿
我的为人，我的性格，我的名字都是成年人决定的。我学会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自己。我是一个孩子，就是说一个他们带着自己的悔恨所创造的怪物。即使他们不在我的跟前，他们依然在看着我，他们的目光和日光交织在一起，我每跑一步，每跳一下，都遵循着他们用目光所规定的模范孩子的标准，并继续由他们的目光来确定我的玩具和天地。在我漂亮而清澈的小脑袋里，在我的心灵深处，我的思想在转动，但无一不受到他们的牵制，连一点躲藏的地方也没有。然而在天真烂漫的外表下却融入了一种难以言传、没有固定形状和确切内容的信念。这种信念搅乱了一切。我成了一个伪善者。不学习别人演戏，自己怎么演得出来？我这个人，辉煌的外表一戳就穿，这是因为我生来有缺陷，我既不能完全理解又无时无刻不感到它的存在。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便求助于成年人。我要求他们确保我的价值，结果我在虚伪中越陷越深。既然必须讨人喜欢，我便做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不过维持不了一会儿。我到处装作天真烂漫和神气活现的闲散模样，窥伺着良机。每当我以为抓住了良机，便摆出一副姿态，但总觉得这种姿态靠不住，而这正是我想避免的。
外祖父在打盹儿，身上裹着花格子毛毯。我瞥见在他乱蓬蓬的胡子里藏着赤裸裸的粉红双唇，颇令人难堪。幸亏他的眼镜滑了下来，我赶紧跑过去捡。他惊醒了，把我抱在怀里，于是我们演出了一场动人的天伦之爱，但这已不再是我所追求的了。那么我欲求什么呢？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也许我想在他乱蓬蓬的胡子里做窝呢。我走进厨房，宣布我要拌生菜，于是我听见一片欢呼声，欣喜若狂的笑声：“不，小乖乖，不是这样！把你的小手捏得紧紧的。啊，对啦！玛丽，帮他一下！你们瞧瞧，他搅拌得多好啊！”我是一个做假的孩子，拎住生菜篮拌生菜只是做做样子，但我感到我的动作已变成了丰功伟绩。演喜剧使我避开了世界和大众，我只看到角色和小道具；我小丑般地博取成年人的欢心，怎么可能把他们的忧虑当回事呢？我真挚而急切地听凭他们摆布，以致对他们的意图毫不理会。对大众的需求我一无所知，对大众的希望我一窍不通，对大众的欢乐我漠不关心，却一味冷若冰霜地诱惑他们。他们是我的观众，一排脚灯把我和他们隔开，使我孤傲至极，但这种孤傲很快变成了焦虑。
糟糕的是，我怀疑成年人在跟我演戏。他们对我说的话似糖果般的甜蜜，而他们之间说话时则完全用另一种语调。不过有时他们也打破神圣的默契。譬如，我撅着嘴装出最可爱的样子。这是我拿手的动作，但他们用真嗓门儿对我说：“一边玩去吧，小乖乖，我们在谈话呢。”还有几次我觉得他们在利用我。譬如，母亲带我去卢森堡公园，跟家里闹翻了的爱弥尔舅舅突然出现在我们跟前。他神情忧郁地望着他妹妹，冷冰冰地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你，而是想看看小宝贝。”他说，我是家中惟一纯洁的人，只有我没有故意伤害过他，没有听信闲言碎语谴责过他。我笑了，很不好意思自己有那么大的威力，居然能在这位郁郁寡欢的人心田里点燃起爱的火焰。但很快兄妹俩议论开他们的正经事，互相一一列举自己的冤屈。爱弥尔抱怨夏尔，安娜—玛丽为夏尔辩护，但不时作些让步；后来他们谈起路易丝。我待在他们的铁椅子中间，被他们遗忘了。
外祖父是一位左派老人，他却以自己的行为给我传授右派的格言：真情实况和无稽之谈是一码事；扮演激情就能感受激情；人是有礼仪的生物。如果我当时已经到了懂这些格言的年龄，随时都可能加以接受。人们让我相信，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演滑稽剧，互相引逗发笑。我乐意当喜剧演员，但要求当喜剧的主要角色。然而在关键时刻，我却无影无踪了。我发现我在喜剧中扮演的是一个“假主角”。我有台词，也经常出场，但没有“自己的”戏。一言以蔽之，我陪成年人排练台词。夏尔恭维我，为的是逃戏。一言以蔽之，我陪成年人排练台词。夏尔恭维我，为的是逃避他的死神。我欢蹦乱跳，使路易丝感到赌气有理，而使安娜—玛丽感到处于卑贱地位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我的话，她的父母照样会很好地收养她，她也用不着对妈咪战战兢兢；没有我的话，路易丝照样能发牢骚；没有我的话，夏尔照样可以对着阿尔卑斯山脉的塞万峰，对着流星，对着别人的孩子赞叹不已。我只是他们不和或和好的偶然因素，其深刻的原因在别处：在马孔，在贡斯巴赫，在蒂维埃，在一颗生垢的年迈的心里，在我出生以前遥远的过去。我为他们体现家庭的团结和原有的矛盾，他们运用我非凡的童年使他们各得其所。我十分苦恼，因为他们的礼仪使我确信，没有无故存在的事物，事必有因，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在宇宙中人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当我确信这一点时，我自己存在的理由则站不住脚了。我突然发现我无足轻重，为自己如此不合情理地出现在这个有秩序的世界上感到羞耻。
我父亲本来可以给我打下几个永不磨灭的烙印，可以把他的性格变成我的道德准则，把他的无知变成我的知识，把他的积怨变成我的自尊，把他的癖好变成我的法律，使我一辈子带着他的影响。这位可敬的过客本应该给我灌输自尊，有了自尊，我便可以确立生活的权利。生我者本可以决定我的未来：如果我一生下来就决定让我将来进综合理工学院，那么我便一世有保障，无忧无虑。即使让—巴蒂斯特·萨特知道我的归宿，他也已经把这个秘密带到西天去了。我母亲只记得他说过：“我的儿子将来不要进海军。”由于没有更明确的指示，从我开始，没有人知道我来到世上干什么。如果我父亲给我留下了财产，我的童年就会大变样，我就不写作了，会变成另一种人。地产和房产给年轻的继承人照出他自己稳定的形象。他走在他的砾石路上，触到他的阳台的菱形窗玻璃，仿佛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他自己，他把财产的稳定不动变成他灵魂的长存不朽。几天前，在一家饭馆里，老板的儿子、七岁的小男孩，对女出纳嚷嚷：“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就是主人。”好一个大丈夫！在他这个年龄，我不是任何人的主人，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我稍微胡闹一下，母亲便轻声在我耳边说：“当心点！我们可不在自己家啊！”我们从来都不在自己家，住在勒戈夫街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我母亲改嫁后依然是这样。我并不感到痛苦，因为人家把一切的一切都借给了我，使我始终悬在空中。这个世界的财富反映着所有者的本质，而我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什么也不是：我既不稳定又不持久。我不是父业未来的继承人，钢铁生产不需要我。总而言之，我没有灵魂。
倘若我跟我的躯体相处融洽，那就十全十美了。然而，躯体与我，我们结成了奇特的一对。穷苦人家的孩子不问自己是谁，他的身体受到贫困和疾病的折磨，得不到合理解释的境遇反倒证明他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因为饥饿和随时可能死亡的危险确立了他生存的权利：他为不死而活着。而我，我既不富也不穷，既不能自认为是天生的幸运儿，也不能把我的种种欲望看成是生活的需求。我只是尽消耗食物的义务而已。上苍有时（难得）恩赐我好胃口（不厌食）。我没精打采地呼吸着，懒懒散散地消化着，随随便便地排泄着。我生活着，因为我已经开始生活了。我的躯体，这个好吃懒做的伙伴，从来没有粗暴和野蛮的表现，只有过一连串轻微的不舒适，是一种娇气。但这正是成年人所希望的。那个时代，一个高贵的家庭至少必须有一个娇滴滴的孩子，我正好是这样的孩子，因为我生下来就想着要死。人们观察我，给我摸脉，给我量体温，强迫我伸出舌头。“你不觉得他脸色不太好吗？”“这是灯光照的缘故。”“我向你肯定他瘦了！”“不，爸爸，我们昨天还给他称过体重呐。”在他们讯问的眼光下，我感到我变成了一件东西，一盆花。末了，他们把我塞到被窝里，里面热得使我呼吸都感到困难。我把躯体和身上不舒服混为一谈，两者之间，我不知道哪一个叫人讨厌。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西蒙诺先生
西蒙诺先生是我外祖父的合作者，每星期四跟我们一起吃中午饭。我很羡慕这个四十来岁的人。他有姑娘般的面颊，小胡子油亮油亮的，头发染得很漂亮。为了不使谈话冷场，安娜—玛丽问他是否喜欢巴赫，是否喜欢海和山，是否觉得故乡难忘，他总是不慌不忙地先思考一下，在内心的情趣花坛里寻找一番。等找到所要求的答案之后，就用很客观的声调向我母亲叙述，一边向她点头致意。多么幸运的人啊！我想，每天早晨他醒来的时候，准是满心喜悦，犹如站在高山之巅清点着属于他的山峰、山脊和山谷，然后舒坦地伸伸懒腰说道：“这正是我，完完全全的西蒙诺先生。”当然，别人问我时，我也很能高谈阔论一番我的爱好，甚至讲得有声有色，使人确信无疑。但我孤独一人的时候，就束手无策了，根本认不准我到底爱好什么。我的爱好需要确定，需要推动，需要注入生气。我甚至没有把握到底喜欢烤牛里脊还是喜欢烤小牛肉。要是我也有突出的面貌，有悬崖峭壁般的率直品行，我愿意奉献一切。皮卡尔夫人非常得体地用时髦的词汇谈起我的外祖父，她说：“夏尔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或者说：“他是不可多得的。”听到此话，我感到自己毫无希望了。卢森堡公园的小石子，西蒙诺先生，栗子树，卡尔妈咪，都是有生命的存在，我却不是。我既无惯性，又无深度，更无不可捉摸性。我是白纸一张，永远是透明的。自从我听说西蒙诺先生，这个硬如铁板的塑像式人物，居然还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一位时，我妒火中烧，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这天是节日，实用语言学院里人很多，在奥埃尔煤气灯晃动的火光下，我母亲演奏肖邦的乐曲，人们不时鼓掌。大家奉我外祖父的命令，一律讲法语，他们讲法语时调子慢腾腾，喉音很重，夹着过时的优雅词句，带着清唱剧夸张的口气。人们搂抱我，我从一个人的手里飞到另一个人的手里，脚不着地。这时外祖父坐在最高荣誉的席位上庄严宣布：“今天这里缺少一个人物，他就是西蒙诺。”我心里受到极大的震动，紧紧贴在一个德国女小说家的怀里，又从她的怀里脱身出来，躲到一个角落里。顿时仿佛客人们消失了。我看到在一片嘈杂声中屹立着一根擎天柱：西蒙诺先生，无血无肉的西蒙诺先生。他的缺席奇迹般地美化了他。全院师生远未到齐。有些学生病了，有的人借故不来，但这些人不来无关紧要，不足挂齿。惟独西蒙诺先生不在要大书特书。只要提到他的名字，这间坐满了人的屋子犹如挨了一刀，出现了一个空缺。我惊叹至极，一个人居然有既定的地位，他的地位。大家的等待形成了一个无形的东西，一个看不见的肚子，突然之间，他好像能从这个肚子里再生出来。不过，要是他真的在一片欢呼声中从地底下钻了出来，甚至夫人们纷纷拜倒在他面前，吻他的手，我也许会从醉醺醺中清醒过来：肉体的出现总是多余的。作为童男，其本身必定是纯而又纯的，保持着一尘不染的透明性。既然命中注定我每时每刻处在某些人中间，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并且知道自己是多余的，我多么想使所有其他地方的人都想念我，如同水、面包、空气那样使他们感到不可缺少。
这个愿望每天都挂在我的嘴上。夏尔·施韦泽认定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必要的，以便掩饰内心的焦虑。他活着的时候我觉察不到他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焦虑，只是现在才有所感受。他的同行们个个顶天立地。在这些顶住天的阿特拉斯巨神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提坦巨人之一，曾反抗主神宙斯，攻打奥林匹斯山，失败后被罚在世界极西处用头、手顶住天。中，有语法学家，语史学家，语言学家，例如里昂—冈先生和《教育学杂志》的主编。外祖父谈起他们时总用教训人的口吻使我们明白他们的重要性：“里昂—冈很称职，法兰西学院应有他的一席地位。”或者，“舒雷尔老了，但希望不要傻头傻脑地让他退休，否则学院的损失将不可估量。”这些老人都是无法替代的。他们要是死亡，欧洲将服丧，甚至可能回到野蛮时代，而我周围都是这些老人。我心想，如果能听到一个奇迹般的声音宣布：“这个小萨特很称职，如果他死了，法国的损失将不可估量。”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的儿童，视瞬息为永恒，就是说无所事事，而我却想马上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阿特拉斯巨神，永生永世的阿特拉斯。我甚至不肯设想也许经过努力才可以变成阿特拉斯。我把它看成是我的权利。我需要有一个高级法院，下一道法令恢复我的权利。但到哪儿去找法官呢？我的家庭法官们由于他们蹩脚的表演已经身败名裂了，我拒绝他们的审判。但我找不着别的法官。
我是一条惊慌而发呆的害虫，无法无天，既无理智又无目标。我躲进了家庭喜剧里，在里面转圈，奔跑，从一场骗局转到另一场骗局。我闭眼不看自己不争气的躯体，闭口不谈软弱无力的知心话。我转啊转，如同陀螺转到一个障碍物上，停住了。我这个惊恐失色的小喜剧演员变成了一只呆头呆脑的小动物。母亲的好友们对她说我郁郁寡欢，发现我有时呆着出神。母亲把我抱在怀里，笑着对我说：“你一向高高兴兴，唱唱笑笑的！有什么不满意啊？你要什么有什么呀！”她说的是。一个被宠爱的孩子是不忧愁的。但他像国王一样无聊，像狗一样无聊。
我是一条狗，打哈欠，流眼泪，感觉到泪水滚滚而下。我是一棵树，风攀住我的枝杈，轻轻摇曳着。我是一只苍蝇，沿着一块窗玻璃往上爬，滚了下来，又往上爬。我有时感到蹉跎的时光抚摸着我，但更经常的是，我感到时光停滞不动。胆战心惊的时光凝滞了，把我吞没，不过时光虽则凝滞，还有一息尚存。有些人把这种死气沉沉的时光一扫而尽，有些人用新鲜的时光代替之，但一样的徒劳无功。然而，这种厌倦却被称为幸福。我母亲老对我说，我是小男孩中最幸福的。确确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