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精选集-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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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公道，请别见笑，我是假骑士，丰功伟绩净是假的，变来变去，最后自己也厌烦了。正好这时我获准幻想，并让幻想变成现实。因为我的使命是真实的、不容怀疑的，大主子已拍胸脯担保了嘛。我这个假想的小子变成了真正的侠客，其功绩就是真正的书籍。我是人们所需要的啊！人们等待着我的著作。但尽管我很卖力，第一卷要等到一九三五年才问世。将近一九三○年人们开始不耐烦了，他们凑在一块儿议论：“他倒不着忙！咱们喂了他二十五年，什么结果也没有！难道到老死还看不到他写的书吗？”其实我在一九一三年已经回答他们了：“嗳！让我慢慢写嘛！”但是说得十分客气。我看得出——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他们需要我援救。这种需要使我具备使之满足的手段，我竭力在自己心灵深处发现这种普遍的等待。发掘我生命的源泉，寻找我存在的理由。有时我简直以为就要成功了，但没多久，又听其自然了。管他呢，反正这种自欺欺人的感悟够我受用的了。安下心之后，我观看外部世界：或许在某些地方我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了。不，还没有，为时尚早。我是人们望眼欲穿的对象，尚未脱颖而出罢了，乐得再隐姓埋名一阵子。有时候外祖母带我去图书阅览室，我看到苗条的夫人们从一个书柜移向另一个书柜，若有所思，因找不到合她们口味的作者而表现出嗔怪的神情。合她们口味的作者无处可寻，因为就是我，即在她们裙边磨蹭的小鬼，她们却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成了军事独裁的化身
我因淘气而发笑，因感动而哭泣。短暂的童年消磨在假想中，而假想出来的兴趣和主意也随即消逝了。人们想摸我的底，结果碰了钉子：我是作家，有如夏尔·施韦泽是外祖父，天生而永恒的。不过有时兴奋之余，不免产生不安。卡尔替我担保的天资，我不肯承认是偶然获得的。于是设法搞一份委任状，但因缺乏鼓励和正式请求，我不能忘记是自己给自己授的委任状。我出身于一个完全过时的世界，在刚脱胎成为我，即我自以为是别人眼中的那个“别人”的时候，我正视自己的命运，清楚地看到我的命运不是别的，正是自由，正是我自己所确定的自由，看上去却像是外部力量强加给我的。总之，我既不完全迷糊，也不完全觉醒，我游移不定。这种摇摆引起一个老问题：如何兼收并蓄米歇尔·斯特罗戈夫的坚信和帕达扬的侠义。我身为骑士，却从未接受过王公大臣的命令。那么是否需要有命令才能当作家呢？这类苦恼一向持续不了多久，我夹在两种对立的神秘学说中间，但对两者的矛盾应付裕如。上天的礼物和自己的产物融于我一身，这对我非常合适。在我兴高采烈的日子里，一切来自于我。我凭着自己的力量，从虚无中冒出来，给人类带来盼望已久的读物；我是百依百顺的孩子，至死不变，但只顺从我自己。在我愁眉苦脸的时刻，感到我的飘忽游离庸俗得令人作呕，只能强调上天降我以大任，才能使自己冷静下来。我吁请人类对我的生命负责，这时我只不过是某种集体需求的产物。大部分时间，我精心协调内心的平衡，既不排斥振奋人心的自由，也不忽视顺理成章的必然。
帕达扬和斯特罗戈夫可以和睦相处，危险在别处。有人让我目击一场令人不快的较量，从此我不得不谨慎从事，对此泽瓦科应负主要责任，我可没有怀疑过他呀，他到底是想找我的麻烦还是提请我注意？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在马德里郊外一所小客栈里，我目不转睛地瞧着帕达扬，这位老兄举杯自酌，好不闲适。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个饮酒人，此人只能是塞万提斯。他们两人结识，互相敬重，企图携手协力。高兴至极的塞万提斯向他的新朋友透露写书的想法，至此，书的主人公尚未成形。感谢上帝，帕达扬出现在他眼前，可以给他当模特儿啦。我勃然大怒，差一点把书扔掉：多么没有分寸啊！我是作家兼骑士，人家把我劈成两半，每一半成了一个整人，两方相遇，各方不再具备对方的特点。帕达扬不愚笨，但根本写不出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也会打架，但让他单枪匹马打败二十个大兵却办不到。他们的友谊本身说明他们的局限。前者想：“这个学究有点虚弱，但不缺乏勇气。”后者想：“咳！这个兵痞还会动脑筋呢。”再说，我可不乐意我的英雄做愁容骑士的模特儿。我演电影那阵子，有人送我一部《堂吉诃德》的删节本，没有念五十页就丢下了，因为作者公然嘲笑我的丰功伟绩。而现在泽瓦科把自己出卖了……相信谁好呢？实际上，我是荡妇、娼妓。我心里，我卑怯的心里喜欢冒险家胜过知识分子。我为只能当塞万提斯而感到羞愧。为阻止自己泄露真情，我在自己的头脑里和在自己的言语中实行恐怖统治，追踪具有英雄气概的字眼和行为，驱逐游侠骑士，不断设想文人的模样、他们经历的危险、他们鞭笞坏人的锐利笔锋。我阅读《帕达扬和福丝塔》、《悲惨世界》、《历代传说》雨果的第十本诗集（1859），也是他规模最大的史诗选本，几乎集中了他对人类历史的看法。，为冉阿让雨果代表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悲伤，为埃维拉德斯《历代传说》中的人物。哭泣，但掩卷之后，便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找我真正的部下去了。西维奥·贝科科西维奥·贝科科（1789—1854），意大利作家。因参加烧炭党而被判死刑，后缓刑，坐牢九年。他写的《监狱回忆录》使他享有受侮辱的爱国者的盛誉。，终身监禁；安德烈·谢尼埃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因反对大革命的过激措施而上断头台。，上断头台；埃蒂安纳·多莱埃蒂安纳·多莱（1509—1546），法国人文主义者和印刷师，因不顺从教会而被绞死。，活活烧死；拜伦拜伦（1788—1824），英国大诗人，因参加希腊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解放斗争而死于希腊。，为希腊捐躯。我以镇静而热烈的情绪，千方百计改变我的天职，让它披上我旧时的梦想。为此目的我不惜任何代价：混淆概念，歪曲词义；我退出凡尘，生怕碰到坏人和与人较量。我的心灵原先一片空白，现在处于持久的总动员状态：我成了军事独裁的化身。
我的不安还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磨炼我的天才，当然再好没有，但有什么用处呢？人们需要我：为的是什么？我不幸自忖我的作用和命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顿时，我感到一切都落空了：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想当英雄就是英雄。没有这回事儿。光有勇气和天资是不行的，还得有七头蛇典出希腊神话。七头蛇生有七个头，斩去后仍会生出，后为赫拉克勒斯所杀。这里说到七头蛇和龙，是指英雄需有用武之地。和龙，而我又从未见过。伏尔泰和卢梭当年披甲奋战，是因为当时还有暴君肆虐。雨果在盖纳西岛无情地抨击巴丹盖，外祖父教会我痛恨巴丹盖。但我认为我的痛恨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个皇帝四十年前就死了。对当代史，夏尔闭口不谈，这个德雷福斯派从不跟我提起德雷福斯。多么遗憾！要不然我可以大演特演左拉左拉是为德雷福斯平冤狱的主将。：我受斥走出法庭，登上马车的踏板，一个转身，打断一批狂热者的腰。不，不，我找到一个可怕的字眼，把他们吓退了。之后，我当然不肯逃亡英国，我宁愿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巴黎街头游荡，乐滋滋地重新变成格里塞利迪斯，丝毫没想到先贤祠里已留出我的位置。
我记得，外祖母每天收到《晨报》和《精粹日报》。我得知大盗的存在后，跟所有教养有素的人一样，大加谴责。但这批人面兽心的家伙跟我不相干，大无畏的莱皮纳路易·莱皮纳（1846—1933），第三共和国期间任警察局长。足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有时报上说工人发怒了，接着工厂倒闭，资本不翼而飞，我不甚了了。再说，我不知道外祖父是怎么想的。他不折不扣地履行选民的义务。每当他走出选举人秘密写票室，满面春风，显得有点自命不凡，我们家的妇人逗他：“喂，跟我们说说你投谁的票啦！”他冷冷地回答：“这是男人的事情！”当时妇女没有选举权。但在后来选举共和国新总统时，他一时失口，说出己见。他瞧不起总统候选人庞斯，气冲冲嚷道：“他是卖香烟的！”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愿意法国的最高职务由另一个跟他地位相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担任，此人叫普万卡雷雷蒙·普万卡雷（1860—1934），于一九一三年当选为法国总统。。今天我母亲证实他投激进派的票，而且当时她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看中公务员的政党毫不奇怪，再说激进派已名存实亡。夏尔投票给一个主张变革的党，实际上选举的是一个维持秩序的党也就心满意足了。总之，照他说来，法国的政治颇为健全。
我为此感到伤心，因为我已经全副武装，以备保护人类避免可怕的危险，可是大家都劝我放心，说人类日臻完善。外祖父一向教我尊重资产阶级民主，让我为之执笔作战。但在法利埃阿尔芒·法利埃（1841—1931），普万卡雷的前任总统。当总统期间，农民已经有了选举权，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有幸生活在共和国时代的共和党人能干些什么呢？无事可干，要不然教教希腊文，写写奥里亚克的名胜古迹。我又回到了起点，这个无冲突的社会使作家失业，我再一次感到窒息。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夏尔使我摆脱困境
依然是夏尔使我摆脱困境，当然他自己并未察觉。两年前，为了对我进行人文主义的启蒙教育，他给我讲过一些思想，之后只字不提了，生怕促使我过激，但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这些思想悄悄地抬头，其主要精神在我身上扎根，渐渐使作家兼骑士转变成作家兼殉道者。我前面说过，夏尔虽然不愿当牧师，却继承了父亲遗志，保留了牧师精神，把文化奉为神明。从这种混合物产生的圣灵，即无限的本质，照耀着文学与艺术，古代语言与实用语言以及直接教学法。这种教学法的采用犹如白鸽子，给施韦泽一家带来吉祥，吉祥的鸽子星期天随着教堂管风琴乐队的音乐而飞翔，平日上课时如福星高照在我外祖父的脑门上。卡尔所说的话在我脑子里汇总起来形成一篇论文：世界受邪恶蹂躏，惟一的解救是自灭于人间，像落水者在海底仰望星空一样瞻仰不可能实现的理念。由于这差使很难办到且带有危险，人们便把它委托给一批专家。学士圣人以天下为己任，扭转乾坤拯救人类。大大小小的世俗猛士们可以尽情互相残杀或苟且偷生，反正有作家和艺术家替他们思考美与善。使人类摆脱野蛮状态，只需两个条件：其一，严加保管已故学士圣人的圣物：油画、书籍、塑像；其二，至少剩下一个学士圣人继承苦差、炮制未来的圣物。
这些无聊的胡诌，我生吞活剥，当然不甚了了，二十岁的时候还信以为真呢。由于这些胡诌，我在很长的时间里把艺术作品看做超验的成果，以为每个作品的产生都有益于世人。我发掘出这种极端的信仰后，摄为己有，装潢我平庸的天职。先前，仇恨和刻薄跟我无缘，跟外祖父缘分也不深，而这时我已兼收并蓄，福楼拜、龚古尔、戈蒂耶的旧怨积恨使我中毒了。他们对人抽象的恨以爱的幌子灌输到我身上，使我感染上新的自负。我成了清洁派清洁派，又称卡特里派，十二三世纪流行于西欧的基督教异端教派，该派信奉新摩尼教二元论，宣传善恶二元论，视物质世界为恶。，混淆了文学和经文，把文学视为人的一种牺牲。据我判断，我的同胞们只要求我用笔赎救他们，他们为先天不足而痛苦。要是没有圣人代他们祈祷，他们将永世不得翻身；每天早晨我之所以睁得开眼睛，跑到窗口看到街上来往的先生太太还活着，那是因为有一个人在家干活，从黄昏到黎明孜孜不倦地撰写一页页不朽的篇章，使我们赖以多活一天。每当夜幕降临，他重新埋头工作，今晚，明晚，一直到耗尽心血死去。我应接这个班，也要用我神秘的祭品，即我的作品，保护人类不滚入万丈深渊，此时军人悄悄让位于文人：我这个悲惨的帕西法帕西法是瓦格纳三幕五场歌剧《帕西法》的主人公。这部作品肯定了善胜恶的力量，艺术家的牺牲使人类获得再生。萨特对此加以讽刺。，把自己当做赎罪的祭献品。我发现尚泰克莱法国诗人和剧作家爱德蒙·罗斯唐的《尚泰克莱》是一出情节剧，主角是一只公鸡，名叫尚泰克莱。此剧在作者死后才搬上舞台。之日，心上就起了一个结，一个怨结，过了三十年才解开。这只公鸡尽管挨打、受伤、流血，但依然设法保护住一窝家禽。他嘹亮的鸣啼足以吓退雄鹰，而卑鄙的芸芸众生对他冷嘲热讽之后极力奉承；鹰消失之后，诗人重整旗鼓，美激发他的灵感，大大增强他的力量，于是乎他扑向对手，把对手打倒在地。我痛哭起来，格里塞利迪斯、高乃依、帕达扬原来是同一个人，那么尚泰克莱便是我了。在我看来，一切都显得简单了：写作就是给诗神的绶带锦上添花，为后人树立榜样，保护人民不伤害自己和抵御敌人，以隆重的弥撒祈求上天保佑人民。我从来没有想到写作可以供人家阅读。
我们要么为同胞写作，要么为上帝写作。而我决心为上帝写作，目的在于解救同胞。我要的是感恩者而不是读者。目中无人败坏了我的侠肝义胆。在我保护孤女的那阵子，已经嫌她们碍我的手脚，不让她们露面了。成为作家后，我的方法没有改变，在拯救人类之前，我先把人类的眼睛蒙上，然后才转身刺杀敏捷的小黑兵——文字。当我的新孤女斗胆解开蒙眼带时，我已离去甚远。一个孤胆英雄救了她，她却没有及时发现国家图书馆的一个书架上光彩夺目地陈列着一本崭新的书，书上印着我的名字。
我申诉减轻罪行，减罪的情节有三：
首先，我通过一个显而易见的幻觉，实际上提出的问题有关我自身的生存权利。我想像中的人类期待艺术家发善心超度他们，人们不难从中看到，这不过是一个备受宠爱、在他栖身的高处百无聊赖的孩子产生的念头。我接受圣人拯救百姓这个可恶的神话，因为归根结底百姓就是我自己。我自称是受百姓拥护的救星，其实私下里为我自己得救。巧哉，耶稣会士也是这么说的。
其次，我时年九岁，独生子，没有伙伴。我想像不出我的离群索居会有尽头。应当承认我是一个根本不为人知的作者。我重新开始写作，我的新小说因缺乏新内容，跟旧小说如出一辙，但谁都没有察觉，甚至连我自己在内，因为我讨厌重读自己的作品。我的笔飞奔疾驰，经常写得手腕发痛，然后把涂写完的本子丢在地板上。忘得一干二净，本子也不翼而飞了。正因为如此，我写东西从来就是虎头蛇尾：既然故事的开头没有了，何必再讲它的结尾呢。再说，即使卡尔肯对这些篇章看上一眼，他决不会是我眼里的读者，而是至高无上的判官，怕他说我一钱不值。写作成了我的黑活儿，毫无归宿，因此写作本身成了目的：我为写作而写作。但并不后悔。要是我写的东西供人阅读，就会千方百计讨人喜欢，从而再当别人的心肝宝贝。我转入地下后，反倒真实了。
最后，文人的理想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