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精选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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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席《苍蝇》首场演出，并发表演讲，大厅座无虚席，大受欢迎。因为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进程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具有民主的本质。掌声雷动。从此新起点开始，他强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揭露苏修反人权的罪行。一九七一年一月在巴黎互助保险大厅集会上演讲，声援在苏联受迫害的和不准移民出境的犹太人。十月再次呼吁给予苏联公民移民的权利。同年他甚至公开宣布与卡斯特罗和古巴政权决裂，因为古巴人权记录太差。


第一部分：序独一无二的人物—萨特

　　　　一九六八年初，谁都没想到持续十载的戴高乐鼎盛时代气数将尽。表面上法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总统正准备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不料五月初巴黎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接着爆发声势浩大的全国总罢工，有九百万人参加，一百二十万人上街，是二十世纪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民众自发运动。各色激进左派把学生和工人的诉求泛政治化，使局势更加复杂。萨特毫不犹豫支持学生运动，在宣言上签名，登在《世界报》上，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即爆发街垒战的前夕，意义重大。运动初期，萨特无疑是最受尊重最吸引人的，无论在报界、在街头、在集会，尤其在索邦大学梯形礼堂两次演讲，尤其把老同学阿隆当替罪羊的《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和《六八年五月的新思想》两篇文章。但除了精辟分析局势和召号推翻一切现行制度，他缺少新思维，指不出新方向。一九六九年二月，学生们对他不耐烦了：“萨特，讲简短些！”　　　　
　　　　几年来他确实落伍了，对上层建筑领域的新成果，诸如结构主义、文学形式主义、拉冈主义、阿尔杜塞主义，一概不感兴趣，没有任何批评和反应。而在拉丁区执牛耳的则是阿尔杜塞、拉冈、福柯、巴特、列维—斯特拉斯。这些新的西方学术名家对萨特都相当尊重，但都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他，对此他却不以为然。历史是无情的，随着他的死对头戴高乐一九六九年春公投失败后辞职隐退，萨特的威望也急剧下降。他非但没有悟彻，反而越来越偏执，越来越陷入极左派的泥淖。　　　　
　　　　可悲的是，在极左派的眼里，萨特是个过时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老思想家。这顶保护伞虽然浸透铜臭，但革命还是需要花钱的，再说遭到官方镇压时，这位官方见了让三分的糟老头还可以出面伸张正义，帮他们解围。果然，萨特尽管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当他发现极左刊物被没收，极左派头头被内务部长亲自下令逮捕，他就不再与极左派保持距离了。只要找上门来，他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答应他们可以利用他的名义和威望，把他当挡箭牌。比如，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机关报《人民事业》一九七○年两次被查封，先后两任主编被捕。四月十五日皮埃尔·维克多真实姓名为贝尼·勒维，二○○三年去世。去找萨特出任主编，他一口答应。后来萨特还担任过革命万岁机关报《一切》和另一个革命小将派机关报《我控诉》的主编，但他只参加一些象征性的政治活动，并慷慨解囊，为革命埋单。　　　　
　　　　这种现象引起他亲朋好友包括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警觉，甚至反对和阻拦，但萨特不听劝告。甚至为解决出生埃及的犹太人皮埃尔·维克多的长期居留证，萨特任命他为领薪秘书，亲自写信请德斯坦总统特许。法国总统通情达理，网开一面，答应请求。从一九七三年维克多担任秘书一直到萨特去世，长达十年。他伙同加维跟萨特长谈之后整理成书出版，题为《造反有理》（1974）。所得三万法郎全部捐给《解放报》。但以西蒙娜·德·波伏瓦为首的萨特挚友们几乎都讨厌维克多，有时闹得几乎反目成仇。每当闹得不可开交，都由萨特出面调停，当和事佬。　　　　
　　　　其间也发表了几篇值得参考的谈话：《关于家中的低能儿》、《西蒙娜·德·波伏瓦采访让—保尔·萨特》、《七十岁自画像》，作为研究萨特晚年的思想状况颇有用处，但也仅此而已。　　　　
　　　　总之，自诺贝尔奖金事件后，萨特真正的成就是他的巨著《家中的低能儿》，几乎消耗他最后十五年中一半的时间和精力。《家中的低能儿》是一部研究福楼拜的专著，但非常独特。首先它是一部传记，顾名思义，就是写福楼拜的历史。表现福楼拜人生的素材主要取之福楼拜著作和浩瀚的书信，因此需要想像，不是凭空想像，而是根据福楼拜写的东西所包含的内在联系和各种蛛丝马迹编织而成的真实，即真实的小说，所以萨特要求人们把他的这部专著当做小说来读。切入点则是福楼拜的童年，只有把形成他性格的童年解剖和分析透了，才可理解他失败的人生。进而由他失败的人生促使他把内心的怨恨倾泻到他的作品中，这才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所以，萨特用绝大部分篇幅写福楼拜的童年。居斯塔夫出身在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外科医生，专横跋扈，视科学和荣耀高于一切。他偏爱聪明的大儿子，明摆着的继承人。小儿子居斯塔夫愚蠢、孤僻、懒惰，是家中的低能儿，在父亲眼里是个没出息的东西。更不幸的是，母亲也专横冷漠，协助丈夫执行祖法家规。居斯塔夫无人关怀怜惜，无母爱可言。这给深受母爱的萨特带来极大的困难。作者不得不采用感情同化的手段钻到居斯塔夫的肚子里才能体会居斯塔夫对哥哥的嫉妒，但又因胆怯和力薄而无计可施，无法报复，只能处处陷入被动。久而久之，这就铸造了居斯塔夫·福楼拜消极被动的性格，从而注定他人生失败的命运。　　　　
　　　　居斯塔夫·福楼拜恨透了自己的消极被动，不敢爱，不敢向心爱的姑娘或夫人表示爱而失落到倾向同性恋，从而把对自己全部的恨发泄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物没有一个好的。最集中表现在包法利夫人身上，这位夫人几乎集所有女人缺点之大成，所以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正因为作者向自己笔下的人物倾注了全部的真实感情，所以作品才永垂不朽。总之，《家中的低能儿》是萨特晚年给世人留下的惟一的宝贵财富，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消化这部近四千页的巨著。　　　　
　　　　　　　　　
　　　　萨特“盖棺”已经二十四年，“定论”恐怕还需一个历史时期。但，如果说历史不会忘记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两大敌对的阵营以及两者之间的冷战，那么也不会忘记处在风口浪尖上长达三十多年的萨特以及萨特现象。当年德斯坦总统很想为萨特举行国葬，但深知他生前拒绝接受一切荣誉，只发表声明指出：“让—保尔·萨特的逝世使我觉得当代的一盏伟大的智慧明灯熄灭了。”引自法国总统吉斯卡·德斯坦在萨特逝世后发表的悼念声明，见于法新社一九八○年四月十六日电讯。西蒙娜·德·波伏瓦及萨特其他最亲近的人决定葬礼一切从简，严格只限他们几十个人参加。不料，蒙巴拿斯公墓里里外外聚集了五万多人，送葬队伍一整天井然肃静地缓缓地向萨特告别，完全不约而同自发而来，其中包括福柯等许许多多名人。这种萨特现象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如今已是信息时代，不可能再产生像萨特这样的人物了。历史不会忘记独一无二的人物。　　　　
　　　　　　　　　
　　　　2004年春节于巴黎小说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我从长达六年的睡眠中苏醒

　　　　塞利纳：《教堂》《教堂》，指法国作家塞利纳（1894—1961）的处女作——五幕喜剧《教堂》。出版者声明　　　　
　　　　这几本日记是在安托万·罗冈丹的文件中找到的，现在原封不动地予以刊登。　　　　
　　　　第一页没有标明日期，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写于日记以前数周，最晚是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初。　　　　
　　　　安托万·罗冈丹自中欧、北非、远东旅行归来后，此时已在布维尔居住三年，为的是完成对德·罗尔邦侯爵的历史研究。没有日期的一页　　　　
　　　　最好是逐日记录事件。写日记使我看得更清楚。别漏过细微差别和细枝末节，哪怕它们看上去无足轻重。千万别将它们分门别类。应该写我怎样看这张桌子、街道、人、我的那包香烟，因为它发生了变化。应该精确判定变化的广度和性质。　　　　
　　　　譬如说，这里有一个装墨水瓶的纸盒。我应该努力说出从前我如何看它，现在又如何……此处空白。——作者注它。那么，这是一个直角平行六边形，它突出在——蠢话，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别将空无吹成神奇，这一点可要注意。我想这正是写日记的危险：夸大一切，时时窥探，不断歪曲真实。另一方面，当然我能随时找到前天的感觉——对这个墨水瓶盒或其他任何物体的感觉。我必须时刻准备好，不然这个感觉就会再次从我指缝间溜走。不应该……此处有一字被擦掉（可能是“歪曲”或“制造”），另加一字，但不清楚。——作者注而应该小心谨慎地、详详细细地记下发生的一切。　　　　
　　　　当然，我现在无法写清楚星期六和前天的事，因为我离它们已经太远了。我能说的只是无论是在星期六还是前天，都没有发生任何通常所谓的大事。星期六，孩子们玩石子打水漂儿，我也想像他们那样往海面上扔石子，但我停住了，石子从我手中落下，我走开了，可能神情恍惚，以致孩子们在我背后哄笑。　　　　
　　　　这便是表象，而我身上发生的事未留下清楚的印迹。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它使我恶心，但我不知道自己注视的是海还是石子。石子是扁平的，整整一面是干的，另一面潮湿，沾满污泥，我张开手指捏住它的边沿，免得把手弄脏。　　　　
　　　　前天，事情就更复杂了，再加上一系列巧合和误会，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但我不会把这一切写在纸上来自娱。总之，我确实有过害怕或类似的感觉。如果我知道自己害怕什么，那我早就迈进一大步了。　　　　
　　　　奇怪的是，我毫不感到自己神经失常，而是确确实实看出自己神经健全。所有这些变化只涉及物体，至少这是我想证实的一点。　　　　
　　　　十点半钟当然是指晚上。下文与上文相隔很久。我们认为它最早写于第二天。——作者注　　　　
　　　　话说回来，也许那真是一次轻微的神经质发作。它没有留下任何迹象。上星期的古怪感觉今天看来十分可笑，我已经摆脱了它。今晚我很自在，舒舒服服地活在世上。这里是我的房间，它朝向东北，下面是残废者街和新火车站工地。从窗口望出去，在维克多—诺瓦尔大街的拐角，是铁路之家的红白火焰招牌。由巴黎来的火车刚刚到站，人们走出老火车站，在各条街上散开。我听见脚步声和说话声。不少人在等候最后一班有轨电车，他们正站在我的窗下，围着路灯，大概形成了愁苦的一小堆。他们还要等几分钟，有轨电车十点四十五分才来。但愿今夜没有生意人来投宿，因为我直想睡觉，早就困了。只要一夜，美美的一夜，所有那些事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十一点差一刻，不用害怕了。他们已经来了，除非今天是鲁昂那位先生来的日子。他每个星期都来，二楼的那间带浴盆的二号房间是专为他留着的。现在他随时可能来，因为他常去铁路之家喝杯啤酒，然后才来睡觉。他不喧闹，个子小小的，干干净净，戴着假发，蓄着黑黑的、打了蜡的小胡子。他来了。　　　　
　　　　当我听见他上楼时，心中轻轻一动，感到十分宽慰，如此井然有序的世界有什么叫我害怕的呢？我想我已经痊愈了。　　　　
　　　　挂着“屠宰场—大船坞”牌子的七路有轨电车来了，丁零当啷直响。它又开走了。现在它载满箱子和熟睡的儿童驶向大船坞，驶向工厂，驶向黑暗的东区。这是倒数第二班车，末班车在一小时以后才来。　　　　
　　　　我要上床了。我已经痊愈，我不想像小姑娘那样在一个崭新漂亮的本子上逐日记下我的感受。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写日记才有意义，那就是如果……没有日期的一页至此结束。——作者注日记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我遇到一件不平凡的事，我不能再怀疑了。它不是一般确切的或确凿的事实，而是像疾病一样来到我身上，偷偷地、一步一步地安顿下来，我感到自己有点古怪，有点别扭，仅此而已。它一旦进入就不再动弹，静静地待着，因此我才能说服自己我没事，这只是一场虚惊。但是现在它却发挥威力了。　　　　
　　　　我不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有利于作心理分析，我们这一行接触的只是概括性的情感，统称为野心、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对自己有些许认识的话，此刻正该加以应用了。　　　　
　　　　譬如，我的手有点新奇，它们以某种方式来握烟斗或餐叉，或者说餐叉正以某种姿势被握着，我不知道。刚才我正要走进房间时突然停住，因为我的手感觉到一个冷冷的东西，它具有某种个性，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张开手一看，只是门锁。今天早上在图书馆里，自学者指奥吉埃·普（Ogier　P。。。），日记中常提到他。他当过庶务文书。罗冈丹于一九三○年在布维尔图书馆与他相识。——作者注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竟然用了十秒钟才认出他来。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几乎不能算面孔。还有他那只手，像一条肥大的白蠕虫放在我手里。我立刻把它甩掉，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　　　　
　　　　街上也有许多暧昧的、拖长的声音。　　　　
　　　　看来这几个星期里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在哪里呢？它是抽象的，不寄寓于任何东西。莫非是我变了？如果我没有变，那么就是这个房间、这个城市、这个环境变了，二者必居其一。　　　　
　　　　　　　　　
　　　　我看是我变了，这是最简单的答案，也是最不愉快的。总之，我得承认，我被这些突然的变化所左右，因为我很少思考，于是一大堆微小变化在我身上积累起来，而我不加防范，终于有一天爆发了真正的革命，我的生活便具有了这种缺乏和谐和条理的面貌。例如我离开法国时，许多人说我是心血来潮。在国外旅居六年以后，我突然回国，仍然有人说我是心血来潮。我还记得在梅尔西埃这位法国官员办公室里的情景。他去年在佩特鲁事件后辞了职。梅尔西埃随一个考古代表团去孟加拉。我一直想去孟加拉，他便极力邀我同去。我现在想他为什么邀我去，大概是信不过波尔塔，想让我去监视他吧。当时我没有理由拒绝，即使预感到这个针对波尔塔的小阴谋，我更该高兴地接受邀请。总之，我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睛盯住绿台布上电话机旁的一尊高棉小雕像。我全身仿佛充满了淋巴液和温奶。梅尔西埃用天使般的耐心来掩饰少许的不快，他说：　　　　
　　　　“我需要得到正式决定。我知道您迟早会同意的，最好还是马上接受。”　　　　
　　　　他蓄着棕黑色的胡子，香喷喷的。他一晃脑袋，香气便扑鼻而来。接着，突然间，我从长达六年的睡眠中苏醒。　　　　
　　　　雕像显得可厌和愚蠢，我厌倦之极。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待在印度支那。我去那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和那些人谈话？为什么我的装束如此古怪？我的热情已经消逝。在好几年里它曾淹没我、裹胁我，此刻我感到自己空空如也。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在我面前晃晃悠悠地出现了一个庞大而乏味的思想，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