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精选集-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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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的时候，我对自己已有信心，一方面很有节制，另一方面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把失败看做死后胜利的条件。双目失明或双腿残废，或犯错误陷入歧途，总之在不断吃败仗之后，最后赢得战争。对出类拔萃的人物所进行的考验和由我负责任的失败，在我看来，两者没有区别。这就是说在我眼里，我的罪过实际上就是不幸事件，我愿意承担不幸意味着愿意承担错误。我简直不能得病，一有病痛，哪怕麻疹或鼻炎，就宣布自己有过错：我放松了警惕，忘记了穿大衣或戴围巾。我总愿意责备自己，不肯怨天尤人，这不是因为天性朴实，而是要靠自己安身立命。这种自命不凡并不排斥谦卑。我很乐意认为自己可能犯错误，因为我的失败证明我走在通向尽善的捷径上。我设法在自己的生命中捉摸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引力，能不断迫使我取得新的进步，哪怕我自己非常不情愿。
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在进步。再说人家也不让他们蒙在鼓里：“应该取得进步……在进步中……可靠地进步……不断地进步……”成人给我们讲法国历史，说第一共和国不太稳定，之后有第二共和国，然后是第三共和国，这是一个好的共和国，有二必有三嘛。当时激进党人的纲领表现出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财富不断充裕，由于才智出众的人和小产业主急剧增加，因而贫困化已消灭。我们这些小先生，生得适时，满意地发现我们个人的进步体现了全民族的进步。但想超过他们父辈的人却不多，大部分人只等待着长大成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停止长个儿，停止发育，那时他们四周的社会自然而然会变得更美好，更安逸。我们之中有些人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个时刻到来，但有些人带着恐惧的心理，还有些人带着遗憾的心情。至于我，在接受使命之前，在漫不经心中长大成人：将来能否跻身显要，我根本不在乎。外祖父觉得我个儿矮小，为此十分伤心。外祖母为了气他，对他说：“他准是萨特家的个儿。”外祖父装作没有听见，站到我跟前，目测我的身高，终于说：“他长高了。”但口气不坚定。我对他的不安和希望一概无动于衷。野草也长个儿嘛，足见人可以长高，但不失其野。我当时关注的问题是永垂不朽。当年岁增长之后，一切都变了，好好干已经不够，必须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干得更好。我只有一条原则：向上攀登。为了培养我的抱负并掩盖其过分，我求助于普遍的经验：我想在童年动摇不定的进步中看到我命运的初步成果。这种实实在在的进步，虽然微小和平常，却给了我感到自己往上升的幻觉。在公共场合，我公开接受同班级和同代人的观念：我们受益于既得的成绩，得益于已有的经验。过去丰富了现在。在单独一个时，我远远没有感到满足。我不能接受从外部获得的存在，不能接受通过惰性保持的存在，不能接受内心活动受前人活动的制约的说法。既然我是未来的人们所期待的对象，那我干脆跳跃前进，堂堂正正，一气呵成，每时每刻都是我的不断再生，我希望看到内心的情感迸发出火花。为什么非要过去来丰富我呢？过去对我没有作用，相反，是我自己从死灰中再生，用不断的创新把自己从虚无中解脱出来。我越再生越完好、越善于运用内心的惰性储存，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越接近死亡越看清死亡的真相。人们常对我说，过去推动着我们，但我深信未来吸引着我。要是我感到自己干活拖沓，或才能施展缓慢，我就会不高兴。我把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硬塞进心里，把它变成了内燃机。我让过去向现在低头，让现在向未来屈服；把平稳的进化论改变成间断的革命灾变说。几年前有人向我指出，我的戏剧和小说中的人物在危机时刻突然做出决定。眨眼之间，《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就转变了。自然如此，因为我按自己的形象塑造我的人物，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我的形象，而是按照我渴望成为的形象加以塑造。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成为背叛者
我成为背叛者，并坚持背叛。尽管我全心全意投入我的事业，尽管我对工作全力以赴，尽管我真心诚意结交友谊，尽管我发脾气时毫不掩饰，但我很快便否认自己。我知道这一点，也愿意这么做。正在激情高昂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背叛自己，高兴地预感到我未来的背叛。大致而言，我与常人一样履行我的诺言，我的友情和行为虽则始终不渝，但我容易感到新的冲动，比如观赏古迹、名画、风景。有一个时期我感到最后看到的总是最美的。我有时引起朋友们的不满：当我们一起回顾他们所珍视的事情时，我的言谈很不敬，或干脆很轻率，为的是使自己相信我对过去的事情已不屑一顾。由于我颇不喜欢自己，就寄希望于未来，结果更不喜欢自己，随着时间毫不容情地向前进，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差劲。昨天我干得不好，那是昨天的事；而今天我已经预感到明天我对自己严厉的评判。总之，不能挨得太近。我对自己的过去敬而远之。少年，中年，刚消逝的去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已属旧时代。新时代此时此刻宣告诞生，但决不固定下来，因为明年就要把它彻底埋葬。尤其是我的童年，我早已把它一笔勾销。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花费了许多时间才回忆起童年的大概轮廓。我三十岁的时候，有些朋友感到奇怪：“好像你既没有双亲又没有童年似的。”我傻乎乎，居然十分得意。不过，我十分喜欢和尊重某些人，尤其是妇女——对她们的志趣和欲望，对她们从前的事业，对消逝的节日，始终不渝地保持朴实忠诚的态度。我欣赏她们以不变应万变的意志，欣赏她们牢记一切的愿望，甚至到死她们还记得洋娃娃、乳牙、初恋。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到了暮年还非得找年轻时爱过而没有到手的老女人睡觉。还有一些人对已故的人怀恨在心，或者不肯承认二十年前犯的小过失，甚至耿耿于怀。而我，我从不积怨，出于好意承认一切；我善于做自我批评，条件是出于我自愿，不由别人强加。有人曾在一九三六年或一九四五年跟当时的我过不去，那和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我把这些都记在当时那个我的名下了。谁叫他太笨，不会让人家尊重。一天遇到一个老朋友，他说话带刺，对我心怀不满了十七年，事因是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我对他失礼了。我模模糊糊记得当年出于自卫作了反击，指责他太敏感、太胡搅蛮缠，总之对那件事我发表了个人见解。这次会面，我非常乐意听取他的想法，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责备自己当时出于虚荣心，表现自私，没有心肝，总之，乐意承认一无是处。我对自己头脑清醒感到欣喜。要知道这么心甘情愿承认错误，证明我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人家相信你的话吗？不，我的正直和毫无隐讳的坦白相反更加激怒申诉人。他揭穿了我，知道我在利用他。他怨恨的是我，活着的我，包括现在和过去，他深知我依然如故，而我却扔给他一具僵死的遗物，为的是乐于感到我自己像初生的孩子。到头来，我发火了，对这个鞭尸的狂怒者很不满意。反之，如果有人提醒我说在某个场合我表现不错，我一摆手就把此事忘了。人家以为我谦虚，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今天干得好一些，明天还要好得多。中年作家不喜欢人家过分肯定他们的处女作，而我敢说我最不喜欢这类赞扬。我最好的书是我正在写的书，然后才是最近出版的书，但我心里已经开始腻烦了。要是批评家今天觉得这本书不好，他们也许会使我不快，但六个月之后，我差不多会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论他们认为这本书如何贫乏和无价值，我毕竟要求他们把它放在比它更早写出的东西之上。我同意所有作品被全盘贬斥，只要把它按出版时间加以评论就行，惟有出版顺序能给我写好书的机会，明天写得更好，后天写得好上加好，最后以一部杰作告终。
自然我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事实上我们经常炒冷饭。但这一点我新近才觉悟到。我旧时的信念动摇了，不过还没有完全泯灭。我一生中有几个严厉的见证人，他们不放过我的任何小毛病，经常揪我的辫子，说我重蹈覆辙。他们直言相告，我相信他们言之有理，最后为之庆幸：昨天我多么盲目啊。我今天的进步就在于明白了我停滞不前。有时我自己成了原告的证人。例如，我想起两年前写过一页东西，可以供我使用，但找来找去找不着。心想这也好，我一时懒惰，想把一页旧货塞到新书里，现在既然找不着，干脆重写，今天写得肯定要好得多。等我写完后，却偶然发现了那页一时丢失的文字。实在令人惊讶：我两次写的，除了几个标点有差别外，无论内容和用词，一模一样。我犹豫了一下，终于把这页过时的东西扔进字纸篓，留下新写的文字。新写的似乎总比旧写的要高明。总而言之，我自我陶醉：幻想破灭之后，继续弄虚作假，尽管老朽昏庸，仍想享有登山运动员那种青春的活力。
十岁的时候，我还不了解我的怪癖和唠叨，怀疑是跟我不沾边的。我跳跳蹦蹦，嘁嘁喳喳，为街头的景象所吸引，不断脱颖新生，听得到旧壳一一脱落的声响。每当回到苏弗洛街，我每跨一步都感到在五彩缤纷的玻璃橱窗里倒映着我生活的节奏和规律，反映出我那对一切都不忠的任命。万物皆备于我。外祖母想配齐餐具，我陪她去陶瓷和玻璃制品商店。她指着一只盖上有红圆顶的大汤碗和一些印花盆子说，这些不太称她的心，她要的那种盆子上除有花外，还有沿花茎往上爬的小虫。老板娘生气了。她很清楚我外祖母要的货，曾经卖过，但三年来不生产了。而这些新近出的盆子质地精美，至于花上有没有小虫，无关紧要，花总是花呗，谁会吹毛求疵注意小虫呢？我外祖母不以为然，她坚持让人去看看有没有库存。去看库存当然可以，但要时间呀。老板娘一个人在店里，伙计刚下班走了。人家把我安置在一个角落里，叮嘱我什么也别碰。我被遗忘在那儿，不知所措地望着周围那些易碎的物品，那些布满灰尘的闪光的器皿，还有已故帕斯卡尔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学者，思想家和作家。的面具和画有法利埃尔总统法利埃尔（1841—1931），法国政治家；一九○六至一九一三年间任共和国总统。肖像的便壶。不管表面上如何，我只是个虚假的配角。有些作家正是这样把“不重要的角色”推到前台，而把主人公放在不显眼的地位，这叫做伏笔。但读者不上当，他先翻阅最后一章看看小说是否圆满结束，已经知道这个靠在壁炉上的苍白的小伙子肚子里装着三百五十页书，三百五十页爱情和历险的故事。其实我至少有五百页，我就是长篇故事的主人公，结尾圆满。这个故事，我早已停止对自己讲了，有什么用呢？无非使自己感到浪漫罢了。尴尬的老妇人，陶器上的花朵和整个商店被时间往后抛。黑裙子褪色了，声音模糊不清了，我可怜的外祖母，故事的第二部分肯定见不着她了。我则是故事的开始、中间和结尾，三者集中在一个小小的孩子身上，所以也可以说我是老小孩，死小孩，在此地默默无闻地被埋在比我还高的盆子堆里，在外面，在遥远的地方，则享受着声誉带来的无上哀荣，我是处在行程起点的原子，也是与终点撞击后反弹回来的振波。起点和终点集中于我，两面向我夹攻。我一手碰到我的坟墓，一手抓住我的摇篮。我感到自己生命短暂而辉煌，好似一个消失在黑暗中的闪电。
然而，无聊仍一直纠缠着我，时而不引人注目，时而使我反感，等无聊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便屈服于最致命的诱惑：俄耳甫斯操之过急，结果失去了欧律狄刻典出希腊神话传说，俄耳甫斯是善弹竖琴的歌手。他的妻子欧律狄刻死后，他追到阴间，获准把妻子带回人间，条件是在路上不许回顾。但俄耳甫斯急不可耐，当他接近地面时违约回首看妻子在不在，结果欧律狄刻又回到阴间。；我操之过急，结果常常晕头转向。我苦于无所事事，有时旧病复发，又疯狂起来，而恰恰这时应忘记疯狂，应暗中控制疯狂，并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外部事物。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想当即认清自己，一下子抓住纠缠我的全部东西。真倒霉！进步，乐天，令人愉快的背叛和秘而不宣的归宿，总之我自己创造的一切土崩瓦解了，惟有皮卡尔夫人的预言尚存。但尚存的预言对我有什么用处呢？这种权威性的判断空洞无物，旨在笼统地挽救我失去的分分秒秒。未来一下子变得干巴巴，剩下一个骨架子。我感到在这个骨架子里生存极为困难，但是我发现根本无法摆脱。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我一生以逃避开始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有一天在卢森堡公园，我坐在一张长凳上：安娜—玛丽要我坐在她身旁休息，我浑身是汗。那是跑得过多的缘故。这至少是事情的顺序。我无聊至极，竟狂妄地把顺序颠倒过来：我奔跑，为的是出一身大汗，好让我母亲有机会唤回我。一切行动的目的地是长凳，一切行动必须在长凳结束。长凳起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对此我不在乎，但整个过程的各个印象，我却记忆犹新，反正全部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我迟早会知道的，我的侄儿们将来也会知道的。我摆动两条不着地的小腿，看到一个人走过，他背着一只包裹，原来是一个驼子：这有用处。我得意地对自己重复道：“我坐着不动极为重要。”但无聊反而加剧了，我憋不住偷偷观察自己：我不想获得什么了不起的启示，只想捕捉我此时此刻的意义，体会其迫切性，享有一点未卜先知的机能，我认为缪塞和雨果便有这种机能。自然，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抽象地要求肯定自己的不可缺少性，顿悟自己的存在其实并无目的性，这两者并行不悖，既不打架，也不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