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精选集-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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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能做的全部事情是将就我的现状，对之做通盘的考虑，衡量各种可能性并且尽量利用它们。当然，最使我感到不方便的，是我失去视力。在这件事情上，我请教过的医生们都认为无法挽救。这叫人恼火，因为我感受到的东西足以使我产生写作的愿望。这种愿望并非始终存在而是随机触发的。
——你感到无所事事吗？
——是的。我散散步，听人家给我读报，收听广播，有时候看点电视。这确实是无所事事的人才干的事情。我生活的惟一目的是写作。过去我预先想好了再动手去写，不过主要的时间是写作过程占据的时间。我现在仍旧在思索，但是，因为我已不可能写作，思维的实在活动已以某种方式被取缔了。
从此以后不允许我去做的，正是今天许多年轻人轻视的事情：在文体上下工夫。不妨说文体是表达一个想法或一种现实的文学手段。讲究文体就必须反复修改，有时候要改上五六次。我连修改一次都办不到，因为我不能复读我写下的东西。因此，我所写的或者我所说的必定停留在最初的状态。另一个人可以复读我写的或说的话，实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改动，但是这一切和我自己动笔重写，实在不能相比。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说话和写作巨大的区别
——你不能使用录音机，口述，听自己的录音，再录下你要做的改动吗？
——我以为说话和写作有巨大的区别。人们可以复读自己写下来的东西，不过读的时候或快或慢；换句话说，你并不预先规定你将在某一句话上停留多久，因为你可能一下子觉察不到这句话里有不妥之处：这可能是话本身不妥，也可能是这句话与前面或后面的句子，或者与整段整章的文字的关系没有摆好。
这一切就要求你看待你的文章有点像一本天书，要求你依次在这里那里改动几个字，然后你又推翻原来的改动，另起炉灶，接着你又变动下文隔得很远的地方的某一成分，如此等等。倘若我听录音，听的时间的长短是由磁带的转速而不是由我的需要规定的。因此录音机给我的时间不是有富余就是不够用。
——你试过没有？
——我将要试验，我将要老老实实地去试验，不过我确信这不会使我满意的。由于我的过去，我的教养，由于我迄今为止的主要活动，我首先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现在叫我改弦易辙已经太晚了。假如我四十岁上失明，情况可能不一样。我也许会学会其他表达技术，例如使用录音机，我知道有些作者是用录音机的。但是我不认为，对我来说，录音机不能提供写作给过我的东西。
在我身上，智力活动仍和过去一样，就是说对思考保有一种审查能力。因此我在反省的时候能对我的思考结果加以改正，不过这一改正活动是严格的主观性的。我再说一遍，如我所理解的文体工夫必定要求写作。
今天许多年轻人毫不留心文体，他们认为人们想说什么就应该直截了当说出来，这就够了。对我来说，文体首先是用一句话说出三个或四个意思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排斥简洁，恰恰相反，有些简单的句子首先带着它的直接含义，同时还包含着在深层相互配合的不同涵义。如果人们不能使语言表达这种多义性，那么大可不必去写作。
文学与比方说和科学报告的区别，正在于文学不是单义的：语言艺术家有一种本事，他巧妙地遣词造句，结果他用的词的意义随着他为它们安排的照明强度和赋予它们的分量的不同而变化，它们表示一件东西，又一件东西，还有一件东西，每次都在不同的层次上。
——你的哲学手稿是一气呵成的，几乎文不加点；相反你的文学手稿却是用心推敲，十分精练的。为什么有这个差别？
——这是对象的差别。在哲学上，每句话都只应该有一个意思。比如说我在《文字生涯》这本书里力求让每句话都带有多种相互重叠的意思，这番工夫用在哲学著作上就糟糕了。如果我要解释自为和自在萨特早期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以两个基本概念为出发点：“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万物处于静止、不变、浑成、充实状态，归入“自在”的范畴；人有意识、可变、脆弱，归入“自为”的范畴。，这可能是很困难的，我可以利用不同的比喻，不同的论证以达到这个目的，不过我必须局限于使用一些应该能够合拢的观念：完整的意义并不处在这个层次上，它可以而且应该处在整部作品的层次上。我确实不想说，哲学和科学报告一样是单义的。
文学始终以某种方式与亲历打交道，在文学上，我说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被我说的话完全表达出来。同一个现实可以用实际上无穷无尽的方式来表达。需要整本书才能指明每句话要求的阅读类型，指明这个阅读类型要求使用什么语调，需要不需要高声朗诵。
一句如同人们经常在斯丹达尔笔下遇到的那种纯客观类型的句子必定会舍弃许多东西，但是这句话却在它身上容纳了所有其他东西，因而包括一个整体含义。作者脑子里应该始终想着这个整体含义才能传达所有这些东西。因此文体工夫与其用于锤字炼句，毋宁用于始终在脑子里设想整个场景，整章情节，乃至整本书。如果你心目中有这个整体，你会写出好句子来。如果你没有这个整体，你的句子不是不协调就是无所为而为。
这个工夫或大或小，或费力或轻松，视作者而异。不过，一般说，用一句话来表达四句话的意思总比用一句话来表达一句话的意思要困难一些。比如“我思故我在”这样一句话可以在各个方向引起无穷尽的后果，但是作为句子，它有时有笛卡儿给予它的意思。然而，当斯丹达尔写道：“……只要还望得见维立叶尔城教堂的钟楼，于连总不断地回过头去看”，他在简单地告诉我们他的人物在做什么事情的同时，也把于连感受到的，以及德·瑞那夫人感受到的等等，都告诉我们了。
因此，很显然，找到一句能顶好几句的话比起找到一句例如“我思故我在”那样的话更为困难。笛卡儿那句话，我猜他是一下子找到的，就在他想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
——你曾责备自己在《存在与虚无》中使用了文学味太足的提法，如“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人作为“自为”的存在，由于他有意识，便“与自身不相符合”，他“是他不是的那个东西，又不是他是的那个东西”。他羡慕“与自身相符合”的“自在”的存在，但又不愿放弃意识。换句话说，他想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但这只有上帝才做得到。《存在与虚无》全书以这段话告终：“因此人的激情与基督的激情相反，因为人之所以作为人丧失自己是为了上帝能够诞生。但是上帝的观念是矛盾的，于是我们徒然丧失自己：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这个公式就过分凄怆。
——是的，如同大部分哲学家做过的那样，我错误地在一篇本应该毫无例外地使用技术性语汇，就是说使用单义词的文章里，使用了文学性的句子。在你引证的那个公式里，显然是“激情”和“无用的”这两个词的歧义歪曲了原话的意思，引起一些误解。哲学有一套技术语汇，必须使用这套语汇，必要的时候更新这套语汇。如果人们提出新的概念，技术性句子的集合才能创造整体意思，而这个整体意思是一个有多种层次的意思。然而在小说里，提供整体的是每句话的多种意思的重叠，从最明了、最直接的意识到最深刻、最复杂的意思。通过在文体上下工夫从而在意思上下工夫，这正是我现在不再能做的工作，因为我再也不能修改自己的文章了。
——再也不能读书，这对你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障碍？
——眼前还不是。我不再能亲自了解任何一本现在出版的、可能会使我感兴趣的书。不过有人对我提到这些书或者读给我听，我大体上对当前的出版物有所了解。西蒙娜·德·波伏瓦读许多书给我听，各种著作都有，我们在一起把这些书都读完了。
然而我从前有浏览我收到的书籍和杂志的习惯，现在不再能这么做，这是个损失。但是对我目前准备的历史节目来说，如果我想了解某一部著作，比方说社会学或历史著作，我用自己的眼睛去读或者我让西蒙娜·德·波伏瓦读给我听，结果是一样的。相反，如果我不仅要吸收一些知识，并且要批评它们，要审查它们是否彼此一致，要知道这本书在结构上是否遵循它自己的原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光听人家读就不够了。那时候我就必须要求西蒙娜·德·波伏瓦反复读上好几遍，要求她即便不是每句话都做一个停顿，至少每段话做一个停顿。
西蒙娜·德·波伏瓦朗读和说话的速度极快。我让她用她习惯的速度去读，使我自己设法去适应她的朗读节奏。当然这要求我做某种努力。然后，每读完一章我们就交换意见。问题在于，当人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读的时候，这个反省批判成分是始终在脑子里的，而在高声朗读的时候，这个成分就不那么清楚了。那个时候占主导地位的只不过是为理解而做的努力，批判成分退居背后。只有当我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切磋我们的看法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从脑子里抽取出被朗读掩盖了的东西。
——像这样依赖别人，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难受？
——是的，虽说难受这个词太过分了，既然，我再说一遍，眼前对我来说还没有什么可难受的。不管怎么说，我对依赖别人总有点不愉快。我有独自写作、阅读的习惯，我今天仍旧相信，真正的脑力劳动要求孤独。我不是说某些脑力劳动——甚至有一些书——不能由几个人合作。但是真正的劳动，能同时导致一部写成的著作和一些哲学思考的劳动，我不认为可以由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在目前情况下，用我们习惯的思想方法面对一个对象去揭露一个思想必然需要孤独。
——你不以为这一点是你特有的吗？
——我曾经参加过集体工作，比如我在高等师范学院念书的时候。这以后，在勒阿弗尔，我曾和别的教员一起搞过一个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我忘了我们在这里面说了些什么，想必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我所有的书，除了《造反有理》和我当年与大卫·卢塞和钱拉·罗桑塔尔合作的《政治谈话录》，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我询问你自己的事情，这样做是否使你感到不便？
——不，为什么会感到不便呢？我认为每个人在记者面前都应该可以把自身最深藏的东西讲出来。按照我的看法，人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变坏，原因在于每个人都对别人保留某些隐蔽的、秘密的东西，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做保留，但是对于当时他正与之说话的人有所保留。
我以为任何时候都应该用透明性来替代秘密，我不难设想这样一天，那时候两个人之间将彼此没有秘密，因为他们将对任何人都没有秘密，因为主观生活和客观生活一样都将被完全提供、给予。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交付我们的身体如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但我们却掩盖我们的思想，因为对我来说，身体和意识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透明性的主要阻碍——恶
——是不是惟独对于那些我们在事实上交出我们的身体的人，我们才完全交出我们的思想？
——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交给大家，通过目光、通过接触：这可以在任何性关系之外发生。你把你的身体交给我，我把我的交给你：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都作为身体而存在。但是作为意识、作为观念，我们并非以同样方式存在，虽然观念是身体的一些变化形态。
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为了别人而存在，作为身体、作为永远可以被剥光衣服的身体而存在——即使人们从来不会这样做——那么观念对于别人来说应该好像是来自身体的。言语是用舌头在嘴里划出来的，所有的观念都应该以这个样子出现，即使最模糊的、最飘忽的、最难把握的观念也应该这样。换句话说，不应该有这种秘密状态、这种秘密性，某几个世纪曾经认为这是男人和女人的荣誉所在，我认为这样做是愚蠢的。
——对你来说，什么是对于这个透明性的主要阻碍？
——这首先是恶。我指的是在不同原则启发下做出的行为可能导致我不赞同的结果。这个恶使得所有各种思想的传送变得困难，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在多大程度上从与我相同的原则出发来形成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原则当然可以得到澄清、讨论、确立；但是我不能与随便什么人讨论随便什么问题。我可以和你讨论随便什么，但是我不能与我的邻居或者穿过马路的行人也这样做——逼急了，他宁可打一架也不跟我讨论到底。
因此，事实上有一种来源于不信任、无知和恐惧的矜持心理，这种心理使我每时每刻都不能信任别人，或者使我过分信任。我个人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向我碰到的人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但是我努力做到尽可能的透明，因为我认为我们身上的这个阴暗区域同时既对我们自己也对别人都是阴暗的，我们只有在力图对其他人做到襟怀坦白的时候才能为我们自己照亮这个阴暗区域。
——你是不是首先在写作中寻求这个透明性？
——不是首先，而是同时。你倒是可以说我在写作中朝这个方向走得最远。不过还有每天的谈话，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别的人，与你，既然我们今天在一起。在谈话中我努力做到尽可能地襟怀坦白和真实，以便能够把我的主观性全部交付出来，或者尽力把它全部交付出来。事实上我没有把我的主观性交给你，我没有把它交给任何人，因为还剩下一些东西即便对我自身也拒绝被讲出来，我可以对自己讲出这些东西，但是它们不允许我对别人把它们讲出来。
——你指的是无意识？
——完全不是。我指的是我知道的东西。总有一种处于边缘状态的东西没有被说出来，也不愿意被说出来，但是它愿意被知道，被我知道。你知道人们不能把什么都说出来。但是我想以后，就是说我死以后，也可能在你死以后，人们将会越来越多地谈论他们自己，这将带来一个巨大的变革，我想这个变革并且是与一场真正的革命相联系的。
一个人必须完整地为他的邻人而存在，而他的邻人也必须完整地为他而存在，这样就能建立真正的社会协调。这在今天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以为当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与感情关系发生变化之后，这就能实现。要改变这些关系首先要消灭物质匮乏，我以为，如同我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的那样，物质匮乏是人与人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