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精选集-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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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那么说未免过分。不过我可以说，在我读到的关于我的论述中——当然我没有全部阅读，我读的勉强够十分之一——总的来说我什么也没有学到。
要么我遇到对我的思想的一个忠实的介绍，这是最好的情况；要么我对人家提出的异议不能给予任何重视，因为这些异议都是建立在对我想说的东西明显不了解的基础上的——对我来说这种不了解是明显的。
——无论如何，有一个人长期以来持之以恒地和你的思想交锋，这是你的老同学雷蒙·阿隆。
——说到这儿，我太了解阿隆的思想了。我太知道他往哪里去。至于我自己，我早就超过他的观点了。他在写关于我的文章的时候，实际上阐述的是他自己的思想，对于我的思想他没有带来任何东西。我读过他最近写的那本对《辩证理性批判》提出异议的书。他提出一些问题，从他的立场出发他完全有权利这么做，不过他提的问题与我绝对没有关系。依我看，他歪曲我的思想以便能更好地提出异议。
——阿隆说你除了用辱骂，没有以别的方式来反驳他的论点。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不无辛酸，很是伤心……
——我一生中很少辱骂他，硬要那么说的话，我在一九六八年辱骂过他，因为我觉得他当时的立场叫人无法忍受。这位聪明、博学的教授竟然如此看待六八年五月事件，这说明他的智慧和学识有局限：他不理解那时候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未必是一个辱骂他的理由。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人们总是低于自己的水平
——不。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以这种方式来表示他把自己置身于六八年五月预告的那个社会之外，也表示我同意把他排除在外。在这以前，他是一位教授，对他的思想我可以不赞成，但是他讲授的思想学生们可以加以讨论。这一切，我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是完全接受的。但是，当我看到他对上过他的课、对整个教育制度提出争议的学生们的想法的时候，我想他一点不了解他的学生们。我攻击的是教授，是对学生抱敌意的教授，而不是《费加罗报》的社论作者。作为写社论的，他想说什么都行。
——一般说，你不乐意与人讨论思想……
——我写书，思想都在书里头，人家只消写出别的书来回答我的思想。
——但是你没有回答梅洛—蓬蒂、莱维—施特劳斯莱维—施特劳斯（1908—），法国人类学家。和雷蒙·阿隆，他们都写过文章表示不同意你的见解。
——没有回答他们，回答又有什么用？我想说的我都说了，他们表达了与我不同的观点。谁不同意他们写的关于我的文章，谁都可以直说。不需要我去说。这倒不是出于蔑视。比如说我绝不蔑视莱维—施特劳斯——相反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类学家——但是他关于《辩证理性批判》写的那些话，我以为是荒唐的，不过我不必跟他说，说了又有什么用？
——单单交流思想呢？
——我讨厌知识分子之间讨论思想，人们总是低于自己的水平，总说一些傻话。
——你从未在向一个交谈者表述你的思想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思想？
——从未。我可以在我的思想尚未定型的时候向西蒙娜·德·波伏瓦表述它。我还没有写《存在与虚无》的时候，就向她阐述了这本书的主要论点。那是在“滑稽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线无战事，人称“滑稽战争”。时期。我所有的想法还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都对她阐述过。
——因为她的哲学知识达到与你同样的水平？
——不仅因为这个，还因为惟有她对于我自己、对于我想做的事情的认识达到与我同等的水平。因此她是最理想的对话者，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这是个独一无二的恩赐。可能有许多作家，男的或者女的，得到过某个非常聪明的人的爱护和帮助。比如乔治·爱略特，她的第二个丈夫给她很多帮助。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与我之间独一无二的事情，是这种对等的关系。
——可以说你们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
——确实如此。这个说法完全合适。以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批评意见可能使我高兴或不高兴，不过这些批评都不是真正重要的。自从《恶心》以来，一直是这种情况。
——毕竟也有过你不接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批评，起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是吗？
——这种时候太多了！我们甚至相互辱骂……不过我知道最后还是她有理。这不是说我接受她所有的批评，但我接受大部分。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宁可要存在主义者
——你对她的严厉程度与她对你的严厉程度相等？
——绝对相等。最大限度的严厉。当人们有幸爱着他们批评的那个男人或女人的时候，人们做的批评如果不是很严厉就没有意思了。
——按你说，你惟一的对话者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但是你学生时代与尼赞或者阿隆的辩论总会留下一些东西吧……
——并非真是这样。我与阿隆或者波利采有过许多次辩论，不过这没有起什么作用。与尼赞的辩论起过一点作用。只不过使我们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他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了，就是说他信奉了一种当我们订交的时候他还没有接受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引起的牵连比他意识到的要丰富复杂得多。这样一来我就面临一个我不甚了解、我还知之甚少的思想——我读过《资本论》，但是没有读懂，就是说我读完以后没有发生改变——这个思想变得碍事，简直该死，它扮着鬼脸，爱捉弄人，因为有另一个人，另一个我所爱的人，拿这个思想既当做严肃的真理，又当做跟我开的玩笑。
我感到马克思主义对我提出争议，因为这是一个朋友的思想，因为这个思想横在我们的友谊中间。至少一直到战争爆发，马克思主义仍是某种妨碍我的东西，它让我不好受，它为我指出我并非认识一切，差远了，还得学习。但是我没能学会它。有个时期，我在勒阿弗尔读过一些马克思本人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我没记下什么，我看不出这些著作有什么意义。
到了德国占领时期，当我参加一个有共产党人在内的抵抗组织的时候，这就开始成为问题了。后来，在战后，我为写一部伦理学做了满满十来本笔记：这些笔记的内容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一场辩论。我很遗憾把笔记本都丢失了。
——你今天还像你在一九五七年说过的那样，坚持存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主性？
——是的，完全如此。
——也就是说你接受存在主义者的标签？
——这个名词很没意思。而且你知道不是我自己选上它的：人家硬把它贴在我身上，我就接受了。但是现在谁也不管我叫“存在主义者”了，除非在教科书里，在那里它什么也说明不了。
——反正是个标签，你更喜欢“存在主义者”的标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
——如果非有个标签不可，我宁可要存在主义者。
——存在主义没有经历掌权的考验。今天许多人说，马克思主义在变成一个政权——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便显示了它作为权力思想的深刻本质。你怎么看？
——这是对的，因为我想，虽然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偏离了方向，它本身毕竟还是存在于苏联制度中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被二十世纪的一种独裁制度用来作掩护的一种十九世纪德国或英国哲学。我想马克思主义正是处于苏联制度的核心，它没有被这个制度篡改本质。
——但是你也认为苏联制度是个彻底失败。这难道不抵消你一九五七年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我想马克思主义有些主要方面是站得住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苏联人吸取的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权力成分。作为权力哲学，我想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已经充分表演过了。我认为，像我在《造反有理》里曾说过的那样，今天需要的是另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应该顾及马克思主义，以便能超越它，扬弃它，重新捡起它，把它包容在自己身上。为了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必要条件。
我以为自己与今天其他许多从事思考的人一起为这个超越指出了道路。我现在很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我年事已高，无能为力了。我的全部希望是有别的人接替我的工作。比如说我希望彼埃尔·维克多去做这项他愿意完成的既是知识分子的又是活动家的工作。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人们不需要让别人钦佩
——你在彼埃尔·维克多身上看到这项工作取得成功的最大可能？
——是的。在所有我认识的人里头，惟有他在这方面使我完全满意。
——你赏识他的，似乎是他的抱负的彻底性。你在吉亚柯梅蒂吉亚柯梅蒂（1901—1966），瑞士画家、雕刻家。身上赏识的也是这一点？
——是的，也是这一点。尼赞没有同样彻底的抱负。党使他不能走到底。如果他没有死，可能他会达到同样彻底的程度，既然照他的说法，党出卖了他。
——实际上，你给予完全器重的人都是一些，用十九世纪的话来说，怀有“对绝对之渴求”的人？
——是的，当然。我器重那些要求一切的人。我自己也要求一切。自然人们不会达到一切，但是必须要求一切。
——在你的同时代人中间，你有没有对别的人也同样予以完全的器重？比如你在一九六○年曾公开声明你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器重和友谊。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当我们抗议囚禁巴第亚的时候，他不理睬我们。他对我们很粗暴，我们对他没有那么粗暴，因为我在心底对于我过去认识的那个人还有点友情。我喜欢过他，这种事不常见，我曾经很喜欢他。
——还有别的人吗？
——毛。我给予毛以完全的器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我不太理解“文化大革命”，并非我反对它，一点也不，而是因为我弄不清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在事实上也是不清楚的。
我的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我在它的历史的一个瞬间，在一九五五年，去过这个国家。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很乐意现在重新见到它，我想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
——钦佩是不是一种为你熟悉的感情？
——不，我谁也不钦佩，我也不喜欢人家钦佩我。人们不需要让别人钦佩：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重要的是他们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你跟我说过你钦佩雨果……
——不怎么样。我说不清对雨果到底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他身上有许多东西应受到责备，另一些东西却是非常美的。这种感情混杂不清，为了摆脱困境我就说我钦佩他。不过，实际上，我并不钦佩他甚于钦佩别的人。不，钦佩这种感情意味着人们不如他们钦佩的那个人。而你知道，按照我的看法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用不着钦佩。器重，这才是人们可以要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的真正的感情。
——甚于爱？
——不，爱与器重，这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方面，是与别人的同一个关系。这不等于说器重是为爱所绝对必需的，也不是说爱是为器重所绝对必需的。但是当人们具备两者的时候，人们就有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真正态度。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当主观被完全发现的时候我们将能达到这个境界。
——但是你怎样对自己解释你在友谊上有始无终，而在爱情关系上却始终不渝？
——我并非在友谊上有始无终。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对我来说友谊不如爱情那么重要，你为什么说我有始无终？
——我想到加缪，举例说吧。
——但是我从未反对过他。我反对的是他寄给《现代》的那篇文章，他在那篇文章里管我叫“社长先生”，对弗朗西斯·詹松的文章见一九五二年八月《现代》第八十二期。——原注提出一些荒谬绝伦的看法。他可以反驳詹松，但是不应该以那种方式——使我发火的是他那篇文章。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与女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以后你们决裂了，这没有使你感到难受吗？
——没有，没有真正感到难受。那时候我们见面的次数已经少得多了，最后几年里，我们每次见面他都要骂我一顿——我做了这桩事，我做了那件事，我写了几句他不喜欢的话，总之他把我臭骂一通。还没有到决裂的地步，不过已经不那么愉快了。加缪变得很厉害。一开始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大作家，他是个活宝，我们在一块儿很开心：他讲话不避粗野的字眼儿，我也和他一样，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女人的下流话，他妻子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听了装出大为反感的样子。两三年间，我与他的关系真的很好。我们在知识领域不能谈得很深，因为他容易受惊；实际上他有一面是阿尔及利亚的小流氓，很无赖，很逗乐。他可能是最后一个好朋友。
——有许多人后来脱离你的生活圈子，这里头主要是男人。
——也有许多女人后来脱离我的生活圈子。有的由于死亡，另一些人则别有原因。不过，总的来说，我不认为自己在友谊上比别人更没有常性。比如我与博斯特的关系几乎同我与海狸的关系一样老。我们过去称之为“自家人”的那些人，我现在几乎还和他们都见面……比如布庸布庸，萨特的朋友，办《现代》杂志的伙伴。，他是三十五年的朋友……
然而我与吉亚柯梅蒂的关系却有个奇怪的结局；是个误会，我不太明白究竟，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他也是，他死前不久曾以某种方式转过来反对我，我以为这是他那方面的误会。
——许多人奇怪你竟然长期用约翰·考这样一个人当秘书，因为约翰·考后来变成这个样子。
——听着，约翰·考的演变与我毫无关系。
——回过来谈女人吧……
——我与女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因为狭义的性关系更容易使主观和客观一起被给予。与一个女人的关系，即便你不和她睡觉，也比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