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1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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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区分了“失败”与“失败感”，大多数失败者无论甘心还是不甘心，最终被纳入了强权者的秩序，成为溜须拍马大军中的一员，只有鲁迅等少数在失败中自觉的人将“失败者”当作自己的精神身份，在绝望中进行着“韧的战斗”以完成一种担当。在一个黯淡生存背景下，体制内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戕害之上的。为了追求外在功利不择手段，极尽投机之能事，抛弃了怕与爱，逾越了道德和良知的底线。人们之所以不为失败者鼓掌的习惯，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中的多数人是体制的寄生者，只能借助体制的力量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也是失败者的声音令人震颤，而世俗的胜利者则言辞无力、内心匮乏的原因所在。个人标准的残缺和内心尺度的迷失造成了作为集体理念的成败观的扭曲。执著的失败者是隐蔽的思考者和追问者，也是落入时代窠臼的受难者，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的处世智慧来寻求超脱与逍遥。离任出走与波兰政府决裂的米沃什正是这样一位流亡的失败者，崔卫平这样评价：“他知道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全部的脆弱、彷徨、迷茫和缺少勇气。他从来没有用任何借口予以推卸。他甚至承担了自己不应该承担的！”这个荒谬的世界总是让失败者承担道义，让无权者承载良知，这似乎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失败者总是更少了一些伪饰，而对弱者更多了一份热情。对于失败者而言，在苦难面前保持一种坚硬正直的品质大的精神败绩就是承认并安于自身的孱弱，这意味着可能性的丧失。
对于失败者而言，情绪化的报复、功利性的“东山再起”，都是一种肤浅、庸俗的选择。在困境和磨难中所保留下的个性和品质是最为珍贵的。像索尔仁尼琴、卡夫卡、昆德拉、鲁迅等从事“一个人抵抗奴役的事业”的精神战士，用一生的坚韧和决绝所捍卫的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与时代作对、与“平庸无奇的恶”周旋的方式实现了对人类生活最终极的关怀。与那些盛气凌人、指手画脚的霸权话语的拥有者相反，他们是沉默的，带着一种凝重而深邃的笑容，这是一种无声的欢乐，是一种摆脱了谎言出身的快意。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言：“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啊，在正义之前，失败者是幸福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正义之前》，崔卫平著，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版，19．00元）
战国时期有才华但短视的仕人
■ 田兆元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策士及其各类人士纵论国事与时势的言论辑录，反映出战国时期特有的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史料。
《战国策》一书原名很多，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之称，且篇次错乱混杂。西汉时刘向校图书，将其加以整理，因其国别，略按时序以编次，去其重复，得三十三篇，计十二国策。刘向认为，战国时期，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名《战国策》，遂定其新名。所以《战国策》的名称是刘向取的，不是一开始就叫的书名。东汉时高诱为之作注时已只剩二十卷，书已残缺不全。至北宋，高诱注本已只有十一篇，原文和注释均散失不少。曾巩遍访士大夫之家，尽求诸本，据说三十三篇又全部搜集齐备了，于是校补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新本子。到了南宋，在曾巩本的基础上，出现了两个新的《战国策》本子，一为姚宏续注本，所谓姚本；一为鲍彪重新定次的新注本，所谓鲍本。前者是一个集注本，在高诱注本以外，还有孙固、孙觉、钱藻、曾巩、刘敞、苏颂、集贤院和晁以道诸本的内容加以集校，自己再续注于后。后者则不依高诱而自为注解，并将“西周策”调整到“东周策”之前。元代则有吴师道在鲍本基础上的补注本，简称鲍吴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书中有大量的《战国策》文献残篇，其中有今本所无者，证明古本《战国策》实际上是十分丰富的。文物出版社将其整理为《战国纵横家书》出版，其命名较好地反映了该书的内容特征。今人缪文远等人对《战国策》有较深入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姚本为基础的整理本是较好的一种通行本。
《战国策》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和中山十二国策，史家将其与《国语》一道称为国别体史书，是研究战国社会的基本材料之一。《战国策》主要反映三家分晋以后至秦统一前的这段历史的特有的社会风貌，那就是策士作为社会的主角登上了历史舞台。翻开《战国策》，我们就可以发现，是策士出面解决社会与政治危机的。他们从容不迫，游说各诸侯国国王或封君之主，带兵将领，三寸不烂之舌能敌百万大军，实非虚谈。那么这些过去在君王看来不足与言谈，此后又沦为附庸的文士为什么在战国时期获得如此辉煌的地位与成就呢？
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历史谜案。文人士子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大都对政治保有热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说服君王接受自己的主张以影响社会。但是，像孔子孟子等都是不成功的。孔子周游列国，辛辛苦苦，最后无功而返。孟子对梁惠王可以说是循循善诱，努力启发他去实现王道仁政。但这些想法还是落空了。孔孟的主张不能说不高明，我们从汉以后国家将其奉为基本国策和治国之道即可证明。然而，战国七雄，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是实施儒家孔孟之道的。那么，他们的主张何以被时政所拒绝呢？这其间原因很多，其中，稳定一统的周代国家政权衰微是儒学不得其用的根本原因。儒学的基本政治组织背景是周代礼制国家，它是对周代礼制的恢复建设努力过程中形成的学派。它的实施，需要一个稳定的相对一统的政治形势。儒家的礼义仁政是一种治国长策，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见效的，而诸侯各国相互攻伐，需要的是及时有效的解危救亡之术，迅速的富国强兵之策。如果说春秋时期还有霸王扶持天子，全天下还有一个主题：尊王攘夷，那末战国时候就不再尊王了。诸侯国所要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自己怎么去做号令诸王的霸主，一个则是自己怎么在危机中保存自己。儒生周游列国没有实现调动侯王的目的，此时策士们做到了，文士们第一次尝到了调动驱使侯王的快乐。
春秋时诸侯争霸，主要依赖实力和威望，必须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大国，方有称霸天下的可能。小国不可以争霸，宋国争霸，大家都认为不行。而战国时期不一样，每个国家都感到自己可以当一次头，带领大家去把谁讨伐一把。春秋霸王有准天子色彩，盟会以后，霸主有保护诸国的责任；而战国时期的盟会是建立一个临时利益共同体，领头的是召集人。这样的头，赵国作过，楚国作过，秦国也作过，连中山这样的小国也想作。这些小的侯国通过这种方式一是自保，另外，当一次合纵长或者召集人也是一种价值实现。战国的召集人与春秋不同，春秋是霸王一声令下，其他诸侯惟命是从。而战国时要调动其他诸侯，需要使者去游说，能说通就行，说不通事情则办不成。那么，事情的成败就与游说息息相关了。策士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他们是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生存和发展急需的一个社会角色。不管是弱国还是强国，策士都为政治生活所必需。由于关系到生存与发展，策士由边缘走向了中心。
各国这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与开明，大多虚位待贤，厚待策士。各国的相位是开放的，不管来自于哪个诸侯国，不管出身于哪个阶层，真正是唯才是举。策士不仅仅是充当说客，一旦国王被说动，马上就会得到卿相之位，获荣华富贵，参与诸侯国家事物的决策，或者主宰诸侯国的命运。苏秦和张仪都出身贫寒，然而他们或在赵，或在秦，都是地位高崇，并为其他诸侯国所器重。各国国王大都很谦虚，都称寡人无知，先生教我，愿以国从等。这些说法，有的是客套，是当时特有的谦词，但不少还真是真心的。因为这时的诸侯国有危机感，弄不好土地就被削走了，甚至就被人灭国了。这在春秋，尤其是在春秋早期和中期，是不大可能的。那时，灭国不是一件道德的事。大国不是灭掉小国，而是要保护小国。所以，有人作霸主对小国来说是件好事。战国就完全不一样，一战过后，如果被灭，便成为大国的郡县，祭祖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诸侯国的危机是空前的，他们急于招集各类人才为王国服务，机遇就这样降到策士们的头上。
策士们与诸侯国王讨论的主要是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合纵与连横是两种基本形态。所以，策士中最耀眼的主角是苏秦和张仪，同时还有一大批富有才华的策士群体。苏秦合纵，联合东方各国对付秦国的东侵；张仪连横，以秦为主，联合数国对付其他。但是，诸侯国之间也远远不只是这两种形态。东方诸侯的联合也有针对东方大国的。策士有两种基本游说倾向，一种是吹，说对方怎么怎么厉害，多么多么强大，只要联合谁谁谁，就会称霸天下云云；一种是吓，说对方怎么怎么渺小，多么多么脆弱，假如不联合谁谁谁，就会亡国灭种云云。除此以外，也还有许多较为客观的分析，但大多急功近利，有强烈的针对性。在错综复杂的时局面前，要解决现实危机，非有出乎寻常的智慧不可。所以，策士的游说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分析，大多想象大胆，设计缜密，引古鉴今，发人深省。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方案设计方面，策士们表现出一流的智慧。他们的游说技能及其不循常规的问题解决思路，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他们面临危急时的自我解救，以及穷厄时刻的奋起，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奋勇前进的精神，给人们以巨大鼓励。如苏秦的悬梁刺股，成为勤奋的典范，世世代代都在鼓励着人们去为理想而奋斗。策士们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正面的有价值的遗产。
对多数策士来说，他们的个人利益诉求很高，取卿相富贵是其行为的根本目的，他们的社会价值是在个人价值实现过程中连带出现的。他们不顾及传统的价值规范，朝秦暮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为势利之士，这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
端。但是，这也并非所有策士的写照。一些策士也十分努力维护自我人格的尊严，如鲁仲连提出的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最高原则，几千年来一直受人尊崇。所以，策士成分是多元的，这不仅仅表现在价值取向，而且表现在服务对象以及服务的方式上。他们有的在周天子的蕞尔土地上奔忙，有的在强大的诸侯国国王面前游说，有的为封君出谋划策，有的则为卿相将领排厄解困。游说是他们的主要行为手段，但他们不仅仅只有口头功夫，有的能够杀身成仁，谋刺暴君，有的则习计会，为封君管家理财，甚至鸡鸣狗盗，身怀各种绝技。总之，策士是那个时代一批最有才华，影响最大的阶层。
那个时代有太多太多的魅力，也留给后人太多太多的感慨。那是一个没有长策的时代，也是缺少道德规范，诚信失落的时代，那时，欺诈与武力是胜利的法宝。这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不是件好事。所以，后来秦王朝依赖诈力夺取了天下，可仅仅存活十余年，他们在战国时期的价值选择，对王朝建立以后的命运是有深远影响的。而对于策士，他们有那样的绝世才华，而命运却掌握在他人手中，只能选择依附他人才能实现其价值。苏秦、张仪，为诸侯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但最终命运悲惨。秦王朝的儒生更是被坑埋于地而成为千古奇冤！一个没有独立性的阶层，它的出路在哪里呢？他们多数是强权价值的鼓吹者，是不是他们参与掀起的浊浪最终也把自己吞没了呢？战国策士们的智慧值得欣赏，他们的命运更值得反思。对此，刘向编撰《战国策》时有篇书录写得非常好，本书录于卷前，请读者参看。
由于《战国策》是以策士游说为中心的一部史书，所以，本书的编选便打破了原书以国别分类的编纂形式，直接以策士为中心重新编辑，以体现该书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在众多的《战国策》选本中的一项新的尝试。事实上，原书以国别编撰，由于必须以策士为核心，所以一国之策也往往有多国之事，所编不尽科学。我们这样重新编排，读者不仅可以把握《战国策》所表现的中心，也能对战国社会的重要角色——策士群体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成为一部真正的战国纵横家书。
本书所选策士大致以出场时间为序，又注重不同事类的相对集中。其首篇选严率，不仅因为他是《战国策》第一篇第一个出场的策士，更因为他直接面对的是周君的传国九鼎被秦人索取，清楚地表现了战国时期，天子权威彻底瓦解的现实，而解除周君暂时危机的不是武官悍将，而是策士。接着编排合纵和连横两大派系的策士。据有的专家考证，可能在历史上张仪先苏秦出，但《战国策》不仅将二者并为同一时代，而且将张仪表现为成功后于苏秦者，我们还是尊重《战国策》的这种选择，先苏氏兄弟，次张仪，并一批相秦者；继而编排六国策士为国内政外交的策划。其中，我们把封君的门客作为策士之一类穿插其间，以见战国策士的丰富层面。最后以荆轲作结尾，不仅是时代相对晚近，也因为此时策士的游说已经进入尾声，由于七雄较量，秦国逐渐浮出水面，完全可以以用武力短时解决问题；策土言论也无关紧要，策土由说客变为侠客，荆轲悲壮的死去正象征着策士时代的终结。
本书的编撰方式是一种探索，是否合理，诚请专家和读者批判指正。
（《战国策选评》，田兆元、孟祥荣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6月版，15．00元）
“人生若只如初见”
■ 朱伟一
我顽固地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外语不好的人不会是一流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可以用法语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