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1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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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意义上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理论／国际理论／本国理论”。而且由于天下理论中天下一家的无外原则，也就超越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敌友模式，是一种化敌为友消除冲突的政治理论。
　　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追问，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中国？中国在哪里？近十年来，中国学术与思想又一次走出西方，在知识生产上呈现出原创性的倾向，涌现了吴思的“血酬定律”，秦晖的“黄宗羲定律”等一批根植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学术思考。在《哲学的中国表达》一文中，赵汀阳先生探讨了怎样推出关于人类共同永恒问题或人类当下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怎样使中国哲学成为参加讨论哲学各种重要问题的一种必须被考虑的思路的问题，他认为要达成两个目标：其一，使中国的某些概念进入世界通用的思想概念体系；其二，使中国思想所发现的一些独特问题进入世界公认的思想问题体系。（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天下理论正是这样的努力结果。《天下体系》原是作者用英文为西方学术会议而写的主题论文，收入《帝国与和平》一书，又回译成中文发表。它不是那种向西方介绍中国一类的评介性学术，而是希望用中国概念解决世界问题。
　　天下理论是立足于中国的，是一种中国立场，是一种中国想象，它的生长有赖于“中国的世界”的生长，就如同哈贝马斯的世界公民社会立足于欧洲，有赖于“欧洲的世界”的生长。“世界”是国家的需要。天下理论明确地表达了中国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的意志：世界，听我说话。“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所能够贡献的积极意义是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有别于世界历史上各种帝国的大国。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此中反映出天下理论洋溢着一种作为中国人身份的豪情，与“伟大复兴论”、“负责任的大国论”、“和平崛起论”合拍。天下理论是自觉地宣告与“激进主义／民族主义”话语和“后殖民／文化批判话语”不同调的，它与官方意识形态互为表里，拉不开距离。《天下体系》的理想不但想要纠正世界，它更想要纠正中国。在书中赵汀阳先生说：“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的批评者把中国自身描述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存在，尽管其中许多批评的确指出了某些方面的社会真相，揭了社会和历史的老底、但那些完全负面的批判无疑加重了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它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打击了人们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自信心，从而助长了社会的集体性堕落、集体性腐败和集体性的道德沦丧，这可以概括为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集体性不负责任。令人绝望的是，很少有人去反思那些‘揭老底’的批判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损失，很少有人去想到那些‘揭老底’的批判与社会精神崩溃之间看不见的关系，很少有人去思考关于真相的知识必须同时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他举鲁迅为例，认为鲁迅对中
国的批判不能够指出中国的希望是什么样的，不能够指出中国有什么样的优越性，不能够指出中国的可能贡献，也就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赵文的这种批评令人不解，如果丧失了批判性，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学术的发展还有什么可能，同样，如果丧失了批判性，中国的现代化也就难以展开。有批判才有超越与发展的可能。
　　也许正因为赵先生的这种现实立场，造成天下理论对中国历史缺乏批判性的继承，缺乏内省，和孔子一样陷入对周王朝的美好想象。比如赵汀阳先生认为西方式的帝国概念是政治上非法的霸道大国，而中国的帝国概念是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王道帝国。该帝国的义务是建立世界之治，而不是支配，其世界性统治的合法性在于最大化全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最大化自己人民的利益。比如认为家／国／天下这个政治文化单位体系从整体上说是家的隐喻，而家庭也是一个理想化的先验概念，应该最有利于发展人之间五条件的互相关心和谐和互相责任。他的这种想象的美好古中国，基本上不考虑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集权专制的历史真实。早在《论可能生活》中，赵先生就令人发懵地认为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蕴涵了“善善恶恶”的公正结构，认为这个结构具有先验的合法性，是任何制度的合法性的先验证明。这也正是天下理论胎里带来的两点不足之症，其一，是剥离了历史的抽象，“就历史的情景或历史发生学而言，天下理论所直接设想的是一个天下／帝国，但就其理论的深层意义来说，它蕴涵着关于世界的饱满概念和世界制度的先验概念，即作为天下体系的世界制度。”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这个天子可不是理念，他是敲剥天下以奉一人之欲的独裁者；古代的天下体系是在小国寡民低生产力水平状态和专制政治下形成的。赵先生对于天下体系开出的三千多年的专制帝国历史这个事实是无法回避的，该书不只如上所述美化理论上的王道，还以实践对理论的偏离来消解王道的专制性，认为由于中国古代帝国仅仅部分地而且是非常有限地实践了天下理想，因而这一不完美的实践结果形成了专制帝国，而没有形成一个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榜样。天下体系的第二点不足是没有实践的支撑，也缺少实践的可能，无法在政治制度上具体化。对此，《天下体系》退回到哲学，“中国的政治哲学有助于为当今世界的混乱局面提供一种寻找解决方法的方法论——当然只是方法论而不是具体方案，因为具体方案永远只能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创造”，“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仅限于天下理论的哲学问题，至于未来可能的世界制度模式，则是非常复杂的实践问题，远非哲学所能预告”——这样断绝了与实践的通道，越发地乌托邦化，而无论哪一种乌托邦总是引发人们的警惕。谁来监管乌托邦？如果乌托邦之上还需要乌托邦，那就取消了乌托邦。因此，天下理论甫一面世就显得弱不禁风。
　　说到底世界理论是一个国家的诉求，天下理论的脆弱在于中国的世界性还不够。那么为什么不能基于亚洲立场？亚洲精神？亚洲共同体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及其所谓亚洲主义而打人死牢讳莫如深。二十世纪下半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引发的所谓新儒家的思想共同体的吹嘘，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土崩瓦解无声无息。在亚洲，伊拉克战争，独岛之争，保钓运动，日本军国主义不散的阴云，巴以冲突，朝核问题，基地组织……亚洲布满雷区。但亚洲仍然在努力，东盟等区域组织一直很活跃，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中日韩三国合编东亚史的出版所表现出的民间对历史共识的寻求，这些都表明亚洲共同体还可以想象。但目前只能立足于中国，立足于“中国的重生”。中国开放以来日益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的世界性也越来越显著。人权政治、欧洲立宪、全球化等世界政治的新发展也在影响着中国。在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之外，中国能不能创造出第三条路？天下理论能不能开出这样的第三条道路？还有待我们观察。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世界性在增长，世界利益、世界公意在增长，世界越来越像一个世界，世界的历史在形成。它依然是赵汀阳先生所说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一个没有世界制度的世界，只好称之为地球，地球从来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按照《天下体系》一再提及的博弈论，民族／国家之间不可能选择双赢，但会保持互相不吃亏的均衡），哪怕天地不仁，坏到生灵涂炭坐以待毙的绝望，但世界依然在生长，在前行。世界广阔，永远生动而丰富，从来不单一。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赵汀阳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版，22．80元；《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36．00元；《后民族结构》，哈贝马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8．00元）


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　朱　正
　　本刊创办之初，耀邦同志为杂志题写了刊名，这是对我们工作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本刊同仁一直引以为荣。今年11月20日是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本刊也已创办二十周年，我们刊发下面两篇文章，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耀邦同志与一些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或许学习更勤奋，读书更多，还真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立身行事，可说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假如每一个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活着的时候，都像耀邦一样关心国家和人民的祸福，都不顾一身安危去担负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马克思主义也就会有更高的声望，更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了。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人们常常在大人物的悼词中看到的，只觉得这不过表明一下死者身份的等级，没有个性化的色彩。对于耀邦，我宁愿称他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这可不是每—个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配得到的称号。
　　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执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不言而喻，这就是把知识分子看作一种有待争取，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异己的力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个接着一个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镇反，肃反，反右，直到“文革”，知识分子都是重要斗争对象。到最后，知识分子被统称为臭老九。其中知名度高的，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此外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许多都被戴上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三反分子，五一六分子，现管分子……光是右派分子一项，中央文件中所公布的数字是552877人。加上其他各项，总人数当在百万以上。大批知识分子处在不见天日的水深火热之中。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才开始有所转变。为知识分子出力最大的，是耀邦。
　　1977年12月10日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就立即着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历史性的工作。他遇到的阻力、抵制和干扰是不小的。为了驳倒“两个凡是”这种提法，耀邦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不管”，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表明了他过人的胆识。
　　1978年10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几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耀邦对知识分子的了解、关心和信任。文件指出：对知识分子队伍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在现有知识分子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绝大多数，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过时。文件不但提出要继续做好复查和平反、昭雪冤假错案的工作，还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在耀邦的主持和推动之下，几十年间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像六十一人叛徒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反右派斗争案……等等等等，就这样都逐一得到了平反。具体个案，戴煌写了一本《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已经是许多人都读过的名著了。
　　我本人也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受益者。当时年幼无知，带着满脑子的幻想“参加革命”。没想到到了思想改造运动中就被开除了团籍，肃反运动中又当上了“老虎”，后来更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了公职，送去劳动教养了几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又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刑满释放，成了“现管分子”。由居民委员会管制，成了政治贱民。是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才使横加在我身上的种种恶名逐一除去，还了我一个清白之身。
　　1982年我在北京遇见了李锐先生。长沙解放时我参加报纸工作，他是我们报社的社长，这时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老社长听我谈起几十年的经历，感慨甚多，要我把这些写给他。我写去了，他即加按语在中央组织部的刊物《组工通信》刊出，另外的党内刊物也有转载的。耀邦在党内刊物上看到我写的这封信，即作了批示，他是从我的“个案”推想到了另外还有不少知识分子的类似问题，批示大意是说：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些冤假错案，应该主动去解决，不要等人家找上门来才去解决。当时他这批示还颇有一点影响，我大约收到十来封不相识者的来信，诉说自己的冤屈，希望我帮助他解决落实政策的问题。其实我哪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别人呢？我能够做的，只不过是把这些信件转给有关领导机关，请求酌情处理。是在耀邦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气候之下，我转出的这些申诉信，大约也有一两封起到了作用，这是当事人写信告诉我的。
　　耀邦重视和信任知识分子，关心其工作条件，我还可以举一件我所知道的小事。那是听刘雪苇先生说的，他说他给耀邦写了封信，谈他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他对出版社工作方式的想法。耀邦在这信上所作的批示对他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大意是说出版社的业务应该由总编辑作主，别人不要去干预。雪苇很兴奋地把这一批示告诉了我，我听了也很觉兴奋，因为那时我正在一个地方小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正深为一些不相干的干扰所苦。
　　1989年4月15日中午，我和几个朋友在长沙又一村餐馆小聚，座上有李冰村兄、数学家侯振挺兄和北京来的于浩成兄，一共六七个人吧。大家漫无中心地随意闲谈。正说着，一位新闻界的朋友走过来，告诉我们耀邦当天逝世的噩耗。我们都震惊了。接着的谈话中都是表示对他的敬意和怀念，并决定发一唁电。我简单写了几句，由在座的各位签了名，发给中央办公厅转耀邦家属，也不知道仙的家属收到没有。在这份唁电中，我们就是称他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
　　今年隆重纪念他的诞生九十周年，我也稍稍有了点宽慰之感。我也深信，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必定越来越光彩。


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
■　章立凡
　　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或许是建设和谐社会工程的组成部分。
　　耀邦在世时致力于社会的“平等、宽厚、宽容”，追求社会和谐，但也为推进和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他逝世十六年以来，人们更是日益感到，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需要和谐了。
　　有朋友建议我写一点文字，纪念这位至今仍令人无法忘怀的伟大人物。我回答说：纪念的方式多种多样，何必要用文字呢？很多的话是无法用文字发表的，纪念要有评价，谁又有资格来对他作出历史的定评呢？
　　耀邦逝世时有讣告和长达4000字的悼词作为评价，十六年来却很少被媒体提及，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李锐先生诗云：“活在人心便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