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1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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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息的顽强。虽然离了婚，还有许多情人和候补情人，而且不仅人间有，阴间还有一位，还能读他生前没有发出的情书。我觉得这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人生若只如初见”极好！“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意思比美国电视剧《欲望城市》中的台词“汉堡的第一口最好吃”高雅。不过美国人的文化素养较差，有时比较粗俗，却也不失几分野趣。
　　
　　“江山代有才人出”
　　
　　不错，丁丁无论如何不算一流的作家。但谁又是呢？群体的萎靡必然导致作家个人的无奈。周梅森曾经写过一些话题比较沉重但故事性很强的小说，如《大捷》和《军歌》等。现在周先生已经改行专写更流行的反腐小说了，写的很是流畅，满足了我们窥测权贵生活的好奇心理。这些小说很好卖，但远比不上周先生当初的力著：《重轭》《孤乘》，还有《国殇》，那些讲述国人近代的苦难，鞭挞了国人劣根性的故事。尽管周先生转型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还是比较成功的，有的作家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比如，《有了快感你就喊》这样的书名也出来了。看了这样的书名我就想，一代作家已经江郎才尽了。
　　我们总是要试图对生命做新的尝试——能否有所突破、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则另当别论。即便对生命本身不能有所突破，我们对生活的诠释也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就需要新故事、新作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肉体与精神的悖论
■　曾纪鑫
　　完成反映荆楚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楚庄纪事》，我就考虑下一部长篇的创作内容了。
　　自18岁那年离开位于湘鄂交界之处的闭塞乡村进入喧嚣的城市谋生，二十多年来，我与故乡的空间距离虽远了，但心灵却长久地盘旋、停驻在那片魂牵梦萦的蔚蓝天空。繁忙与疲惫的间隙中，我总是回望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关注她那艰难而缓慢的发展与变化；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返回故乡住个三五天，于生命的源头寻找继续前行的信心、勇气与力量。
　　创作长篇新作《风流的驼哥》，是生活的原型触动了我的灵感。我的故乡的确生活着这么一位个子矮小、后背鼓凸前胸凹陷的驼哥。他从小就学得剃头手艺，每次回到故乡，我总能见到他那手拎剃头箱子走村串巷的身影。普通农民于生活的重压下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少有笑颜，而驼哥却是一副嘻嘻哈哈知天乐命的样子，他很会说笑话，也特别能讲故事，显得幽默、开朗而达观。当我偶尔听说他与村里一位相当漂亮的嫂子“有一腿”时，大吃一惊，就他那副瞧着有点恶心的“尊容”，那位在农村可谓相当出众的妇女，怎能与他勾勾搭搭呢？后来我再次返乡时，竟又发现他与另一名有夫之妇明目张胆地搞在一起。那个村妇晚上去驼哥家，白天则回自己家。这种情况如果换上别人，早就无法见容于社会了。可也许因为驼哥是个残疾人，乡亲们只是拿这作为茶余饭后的开心笑谈，并无半点实质性的干涉之举。
　　“驼哥现象”引起了我的兴趣与思考。一天晚上，我来到驼哥那间土砖搭就破败不堪的小屋，以朋友的身份对他进行了一次特别的“采访”。一番掏心掏肺的谈话，我知道了驼哥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他的内心世界超乎我的想象。在我们眼里，驼哥是一个残疾人，外表显得滑稽可笑；可是在他的眼里，所有物事却是颠倒过来的，可悲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正常人”。当我尽可能地试着以驼哥的身份、阅历、视角来打量自己周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于是，我决定写一部以驼哥为原型反映残疾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并从驼哥的视角展开描写。这种第一人称的叙写方式，可以很好地还原驼哥那种情之所至嬉笑怒骂，嘲笑“道德”、“神圣”的神态。
　　虽然驼哥是一个身体上的残疾人，但从法律的角度而言，他是一个正常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任何豁免权；而在心理方面，他又是一个畸型人。驼哥身体有着先天的残疾，头脑与别人却并无两样，聪颖还要超过许多普通人。他在一个缺少理解、同情与关爱的环境中长大，长期的心理压抑导致心理变态，严重的变态就是畸型。特别是当驼哥的性需求遭受一连串打击，正常的欲望只有通过七弯八拐的渠道宣泄时，他就不得不经历社会道德的质疑与拷问，驼哥与包括师妹在内的十多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这些女人看中的都是他口袋里的钱。“于是，我就在一种没有付出的付出中，没有得到的得到中滑稽地拥有一些没有感情与激情的女人肉体，以补偿我与生俱来无法克服、难以改变的生理缺陷。”驼哥在小说中如是坦言。利用金钱获得生理与心理的满足是驼哥的悲哀与堕落，也是“女人们”的堕落与悲哀。
　　残疾与愚蠢、伟岸与聪慧搭配是人们的心理定势，这样说，驼哥的肉体与精神是严重错位的。这种错位带出了一系列荒诞可笑的人与事，在驼哥眼里，社会一如他的个人情形，肉体与精神处于错位之中：一方面是金钱至上权欲泛滥肉欲横行，另一方面则是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价值混乱、理想匮乏。一个身体弯曲的残疾人，行走在一个弯曲的时代，会是一种怎样结局？对与错、正常与反常、顺畅与滞涩，叫人怎样认识，如何分辨？
　　人物原型与时代背景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基调与风格，我最终选择的是“黑色幽默”形式。将痛苦与欢笑、残忍与柔情、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并列在一起。当然，我不可能生搬硬套这一西方曾经流行的文学流派的创作手法，比如像美国的黑色幽默小说那样将现实生活的片断与虚构荒诞的幻想相互拼接，叙事非线性、非逻辑性，故意给阅读造成障碍。我的“黑色幽默”符合大众欣赏口味，单线结构，情节曲折，讲究可读性，试图使读者在俯视畸形、丑陋，因优越感而发出笑声之后，也能思考沉重的生活与无法承受的苦难，进而与承受着苦难的灵魂有所交流。
　　有人一见小说标题《风流的驼哥》，便狭隘地将“风流”二字仅仅局限于不正当的男女放荡情事。其实，“风流”有着更为宽泛的内涵，风采、风光、风韵、英俊、杰出，以及独特的功绩，不拘一格的创见等，都可纳入风流的范畴。一部具有黑色幽默风格的小说，书名要考虑风格的一致。驼哥的“风流”应从反讽、嘲谑的角度理解，这个残疾人无论怎么挣扎，收获得更多的也是失意与沉重、忧伤与悲哀。
　　通过“驼哥”这一载体，我说出了许许多多自己的“话语”。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虽为虚构，但离不开现实的土壤，总是有意无意间将社会秘史、遗传基因、心灵密码编入其中。我以驼哥真实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增加了大量新的情节内容，如背诵毛主席语录、当放牛娃、创作歌词、承包抛荒地、开设美容美发店、喂养黄狗等，虽为虚构，却是驼哥生存语境下的真实写照。我的创作追求，是想严格遵循生活的逻辑，演绎驼哥合乎情理的人生历程，描写他的生活史与奋斗史，展示和见证社会发展变化的轨迹。
　　（《风流的驼哥》，曾纪鑫著，花城出版社2005年1月版，18．00元）


江湖侠骨恐无多
■　叶子南
　　早就想写江湖与侠客，却不知怎么下笔。江湖浩大，侠客众多，从何说起呢？然而，有一天我看电视连续剧《倚天屠龙记》，忽然找到了说侠的切入点。
　　剧中的游侠张翠山面临一个左右为难的选择，江湖上各路英雄逼他说出金毛狮王的下落。一边是人数众多的武林中的“主流”，要他交出一个恶魔，可以说索求有理。另一边是罪行累累的恶魔，早已失去了道义，理所应当得到惩处。张翠山的选择本来并不困难，可偏偏他和金毛狮王曾是义结金兰的兄弟。交出金毛背叛了“民意”，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生命。在翠山拔剑自刎，夫人随即自杀后，一个壮烈的场面展示在我们面前，顷刻间我在壮士的血泊中悟出了侠客的定义，也看到了现代人最缺少的精神气概。
　　人们也许会说，张翠山死得不值，因为他保护的是个坏人。如果被保护者是身处穷途末路的英雄，壮士才死得其所。这种对价值的权衡，对是非的掂量，对震撼天地的义举，便在人们的瞻前顾后中消失了。
　　在我看来，侠之所以为侠，主要在于他损己利人，重交轻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朋友，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侠不用我们的衡量准则，侠不做世俗的价值判断。因此解读侠的举止，也不能用常人的标准。一位失势的政治家重病在身，他当年的一个下属顶着政治压力，执意前去探望，在我看来就是侠义之举，因为在主流中乘风直上的人是不愿意干这种不划算的事的。其实，这无关那位政治家立场的对错，原本也只是流露一下仁心而已，可雷霆万钧的压力，反倒使风雨中的来访者显出铮铮侠骨。只有当个人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侠的光芒才会放射，顺境中多的是“静默三分钟，各自念拳经”一类的惺惺作态。
　　有人会说我的观点太狭窄，认为侠应该走在更为广阔的“阳关大道”上。他们要为侠的头上带一些光环，让侠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牵挂苍生的福祉，心系社会的安危，甚至为众多的侠客分等级，排座次，有较为低级的江湖豪客，有济人困厄的普通侠士，有为国为民的高级侠客。我不反对侠承担天下的责任，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类象征符号，已成主流话语，口号一出，应者如云，簇拥的队伍相当拥挤，加之它们往往是政治家经营的概念，常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将之引人侠的精神世界，把它作为侠的行为准则，终将会扼杀侠的灵魂。不错，金庸笔下的侠确实担起过保卫家国的责任，但那不是侠义精神的核心所在，侠的行为往往在作出复杂的社会价值判断前，已由一种更为朴实的道德选择所决定。侠义行为的驱动力不是这种崇高的目标。侠有自己的标准。当侠的是非观与主流并行不悖时，侠便愿意与主流携手共进，侠的头上也会有冠冕。但侠却并不在意这种荣誉，更不“恋栈”，因为他知道，侠的行为大体上是和主流相悖的，他所代表的精神也总是和社会流俗背道而驰，因此侠便与只有依附主流才能得志的儒格格不入。儒的理性使其更注重结果，因此就很难在必须损己利人的关头挺身而出。儒会在掂量轻重的理性抉择中，心安理得地吟一句“留得青山在”，而侠却会为了某种精神的追求，义无反顾地舍身取义。常在主流中周旋的儒和总在江湖上游走的侠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说儒是现实主义者，那么侠就是理想主义者。
　　江湖与侠客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浪漫地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寻找侠的足迹定会令人失望。侠的消失与现代社会的兴起有关。当西方现代的强风吹进东方古老的社会时，江湖便开始干涸。于是，横刀立马的豪客终于敌不过一颗飞来的子弹，应声倒在理性、法律、科学、技术主宰的世界里。侠士已死，但侠的幽灵却依然会在现代社会中游荡。
　　侠在今天更以道德与精神的面貌出现，能为沉闷的理性社会提供一泓令人振奋的清泉。现代人仍然需要侠，既然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那就从虚拟的世界里去找吧。于是我们在看电视时为侠的举动拍案叫绝，在读小说时为侠的失败潸然泪下。因为，侠肝义胆不一定体现在刀光剑影之中，它可以是一声怒吼，一行热泪，一双温暖的手，因为，现代的侠客仍要冒着失去个人利益的危险去表达那种朴实的情感，而利益的诱惑仍然而且可能更难抗拒。
　　假若心中存有侠义，人们就不会为了私利在“文革”中去揭发父兄，就不会为了升官与女友分手，也不会为了钱财在商场里去诋毁朋友。这又令我联想到电视剧《玉观音》。剧中身为公安的女主角在经过思想斗争后，决定告发她曾在婚外交往过的男友，因为他是一名毒品走私犯。可是女主角原本没有可将他定罪的证据，后来得到的证据恰恰是那位男友在保护她的利益时暴露的。我没有勇气来否定女主角的决定，她毕竟是忠于职守，出于公心才这么做的。但我也同样没有勇气向人推荐这种行为。我不敢作出价值判断，却只能自问，假如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人，我愿意生活在那里吗？好在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中的女主角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她没有在皇上面前出卖皇后，尽管皇后所为显然是不义的。
　　我故意回避是非判断，不去分辨被揭发者的对错，因为个人的行为常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得到不同的裁决。渣滓洞中的囚犯后来成了共和国的缔造者，却又沦为“文革”中走资源，最后又被认定为社会改革的先行者。多少今日的英雄都有过千夫所指的“劣迹”，身世沉浮的经历。很多错误与罪行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裁决的，都可能在惩处的轻重，甚至罪行的性质上因时而异，所以除非罪犯构成“在即的危险”，否则就不能将这一特殊类型揭发者心头的压力释放掉，他们必须内疚。将因为从一个更为深层的角度看，这样的英雄与罪犯，两者真的有联系。这当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但我知道，一个都是揭发者的社会是很难稳定和谐的。
　　现代社会是被科技、法律、经贸这三驾马车牵着走的社会，数字化的管理不宜情感参与。这样的社会与道德为本的传统社会有本质的差别。要在现代社会中弘扬侠的精神不容易。但侠就像沙漠中的植物，会倔强地生存下去，因为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人们更渴望厚义薄利的典范。我们多么希望仍能看到一两个张翠山，不只是在屏幕上，更是在生活里。


想读一部贬官流放史
■　李国涛
　　对历朝历代当政掌权者的风光看够了，我想读被贬谪者的生活状态。我指的大部分是文化人里的被贬谪者，因为以前的文化人多是官僚层中的人。我喜欢看他们倒霉晦气时的神态、心理、生活、思考种种。那时，他们是不是变得低三下四，或垂头丧气，或满腹牢骚，或痛不欲生？那是很有趣的。贬谪在封建时代乃是常有事。所谓贬谪，常是把官员调动到边远之地，或蛮荒之境，叫做流放或充军。官职也大大降低，受制于地方小吏。各朝代的办法不同，但大体如此。从屈原以来，韩、柳、苏、黄以至清代的纪昀、吴兆骞，还有林则徐，都被贬谪过，到东北，到西北，到海南。他们被贬谪之后常有好作品出来，就是没有作品，也有人品，供后人看。我很喜欢知道各朝各代，对官员的贬谪制度，以及被贬者的生活状况，这些事，在当时是悲惨，后人看来，却是极富文化意义的。我希望有学者写一部贬官制度史和贬官生活考。
　　前两年读过黄庭坚的《宜州家乘》（收入《日记四种》，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篇幅不大，很快就读完了。作者是大诗人，大书法家，而且在这两方面都与苏东坡齐名并称，那日记自然好读。据说后来他这部日记落到后一朝的皇帝手里，皇帝一直放在案头玩赏。请想呀，那么好的书法，那么好的文字，真是“人见人爱”。为什么这日记叫家乘？家乘是家史之意，也许他以为这就是他们家家史的一部分吧。宜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