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1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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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逝世时有讣告和长达4000字的悼词作为评价，十六年来却很少被媒体提及，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李锐先生诗云：“活在人心便永恒”，耀邦仍鲜活地生存在人们的心中，历史还无法盖棺。因此，我能谈的只有一点感想。
记得当年追悼耀邦的时候，悼词中的历史头衔成为颇费踌躇之事。有的老同志主张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最终没有授予这个头衔，仅在悼词的第二段用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不太通顺的话。
马克思在评价自己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学者而非教主，他的伟大就在于——关注问题重于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需要和谐。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次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耀邦请他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社会，不就是社会的和谐吗？
胡耀邦主政期间，虽然“阶级斗争为纲”余韵犹存，有些人仍以此作为打人的棍子，但被耀邦尽力制止了。这一时期是百年中国社会少有的相对和谐时期，在结束了十年内乱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之后，人们以相对宽松的心情和蓬勃向上的朝气，重新憧憬共和国创立时和睦相处、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那时无须提倡，社会自有一种和谐气象！
耀邦刚逝世时，他的长子德平先生在一个座谈会上，请大家以“祥和”的心情进行悼念。虽不幸事与愿违，但我永远记住了这个词。后来李瑞环先生主持宣传工作时，也提倡社会的祥和。从胡德平呼唤祥和时起，到今天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十六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回想耀邦时期的和谐，也令人深思为什么“和谐”成了如今需要特别追求的政治目标。
问题又在于需要告别历史。
建设和谐社会要有规则，否则游戏就玩得不和谐，这个规则就是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提倡过的民主宪政。蒋介石违背国父遗教，长期搞一党“训政”，坚持个人独裁，结果被主张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中共推翻，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当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即源于此。
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新领导人以后，颁布了一部宪法，却没有领导中国走向和谐社会，而是坚持斗争哲学，最终将人民拖入一场空前的历史浩劫，令宪法蒙尘。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的，无须我多说。
胡耀邦以顺口溜形式说出的停批邓、平冤案、抓生产这三条，是针对当时社会三大主要矛盾提出的：一是对重大政治事件作出公正评价，二是对大量冤、假、错案作出乎反，三是发展生产力。这三条对于恢复社会公正，重建民主法制，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后来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最终以执政党决议的方式，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告别“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阶段，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以执政党决议形式做出的政治抉择，尚不等同于宪政意义上的全民意志，仍然需要法理的支撑。为彻底变人治为法治，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早在八十年代就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执政党在宪法的规范内执政。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仍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后果，在胡耀邦逝世十六年来日益凸显。由于权力不受监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某些既得利益者竟将“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旗帜，变成了公仆擅权。这是对社会公正的颠覆。腐败发展到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危险的程度，成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重读胡耀邦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不禁联想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他说：“我们党成立六十多年来，主要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干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旧世界，推翻三座大山，一件是建设新世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当年数千万先烈流血奋斗牺牲，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振兴中华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不是否定人道主义的社会。如今，理想与现实出现了悖论：历史巨创的阴影，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辉煌的“政绩工程”背后，闪动着各种群体事件的画面和众多上访者的身影；经济指数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层出不穷的“矿难”和种种安全事故。胡耀邦在二十九年前要解决的三大社会矛盾，又在新的层面重新浮现。人心大顺、大喜、乐开花的和谐社会，我们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
历史每重复一次，代价就增长一倍。以中国“民智未开”为由拒绝民主宪政的说法，已经鼓噪百年，在某些人心目中，百姓永远是蒙昧的低能儿，需要训导责罚，才能苟活下去。在经历了先进文化多年的教育之后，身处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民众的觉悟总该有所提高，不该学习了一百年仍是蒙童。
对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言，空洞的历史头衔并不重要。蒙冤逝世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之所以需要总结，是因为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人民会用行动书写历史。
历史的十字路口有一块路标，上面写着：“告别历史，或被历史告别。”要赢得未来，必须告别历史。但是——“历史，想对你说告别不容易。”
巴金的一封佚信
■ 文洁若
2005年10月6日，我清理旧物时，发现了巴金于1993年9月14日写给萧乾的一封信。萧乾在附记中写道：
1993年9月初我给巴金去一信，说我小时因参加过CY，因而被捕过，40年代刚到英国曾因参加英共活动而为英特务来家造访警告过。三十年代唱国际歌“没有什么救世主”，唱苏联的《祖国进行曲》“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然而四十年（代）初读了几本有关苏共及斯大林的书，方知原来CY当政之后不但有救世主，而且更专制残酷，我害怕了。我在《往事三瞥》中写49年我由港往京之前的三天处于犹豫中，即透露了此意。
这是巴金的复信。
萧乾记
1993年9月17日
巴金的其他来信，萧乾全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家里留了一份该馆提供的复印件。不知何故，上述这封信被遗留下来了。我新近撰写的《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中，“附录一”收有巴金致萧乾信64封，将来重排，应把这一封补上。至于巴金1993年9月14日来信中所提“两信都收到”（萧乾在“附记”中则说是“1993年9月初我给巴金去一封”），家中所存萧乾致巴金信（共61封）中也没有包括。1993年度只有分别写于11月25日（第116封）和12月12日（第117封）的二封。
惊悉巴老仙逝，现将原信和萧乾“附记”，连同复制件一并发表，以飨读者，藉此对讲真话的巴老寄予深切的悼念及敬意。下面是此信全文：
炳乾：两信都收到。我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写字实在吃力，动一下就感到很累。但是对你的情况我还是十分关心，至于过去的一些事情，一些想法，我还不曾忘记。
我活到九十，自己也想不到。既然给我了时间，我就应当用它来清理我的思想。我最讨厌某些歪理，居然要把作家赶到市场去，居然鼓吹拜金主义，要大学教授去摆地摊，到底谁否定知识？否定人材？我也不想改造自己了。我想起三十年代我们在上海编报编书搞出版的情况。我一点精力也没有了。现在我只能说你的想法不错，我动不了笔，愿你奋笔前进罢，多写几本好书，你一定办得到。
祝
好！
问候洁若
芾甘
九三年九月十四日
大江健三郎悼念巴金唁函
■ 许金龙译
巴金先生逝世以后，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闻讯立刻发来唁函，悼念这位伟大的亚洲作家。国内资深的日本文学翻译家许金龙先生是大江健三郎先生唁函的收件人，他翻译了这篇唁函，并为本刊读者撰写了精彩的译注。
编者
从今天早晨的报纸上惊悉巴金先生去世的噩耗，在感到深深悲哀的同时，对巴金先生再度产生了巨大的敬意。我以为，《家》《春》《秋》是亚洲最为宏大的三部曲。目前，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三部曲，越发感受到先生的伟大。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对照这个典范来反观自身。
我还感受到另一个悲哀，那就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政治家不断背叛广大中国人民的善意，我为日本政治家的这种卑劣行径感到羞耻。
大江健三郎（印鉴）
2005年10月18日
译注：唁函中提到的“自己的三部曲”，是指大江先生近年相继发表的《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再见吧，我的书啊！》。
巴金是大江先生景仰的作家。在2000年9月28日的北京演讲中，大江先生说：“我觉得，尽管中国的文学者们在种种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代的进程中，却总是为了巨大的连续性而不懈地付出艰辛的努力。那么，这个巨大的连续性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使命感，是要在中国建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进行文学活动，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进行工作的经验依然充满活力。”
时间上溯到1960年，那一年，25岁的大江先生初登文坛不久，即随野间宏率领的日本作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拜会了郭沫若、许广平、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当时正值日本公众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高潮，中国文化界人士对这一运动的理解和支持，令代表团成员们感到非常欣慰。大江先生在中国《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特约文章中，代表日本人民发誓：“永远不背叛中国人民的友谊。”这句四十五年前的庄严誓词，与唁函中特别提到的“日本的政治家不断背叛广大中国人民的善意”，恰成对照。
值得指出的是：大江先生的唁函，在形容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径时，使用了日文汉字“卑小”一词；译者根据中文表达习惯，将其译为“卑劣”，但这一译法实不足以传达原文的丰富意涵。大江先生笔底锤炼出的“卑小”一词，除了“卑劣”的意思以外，还有“玩小聪明”“机关算尽”等含义。在当今日本，存在着很多像大江先生这样，对日本政治家的“卑小”行径感到“羞耻”的善良人士，他们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
巴金著作早期版本
■ 秦 杰
从192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到1999年2月续写《怀念振铎》一文，巴金一生中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寒夜》《憩园》等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创造的丰碑。期望从巴金的创作中寻求复杂的“文本意义”的研究者或许会失望，因为巴金其实是单纯的，从《灭亡》到《随想录》一以贯之的单纯，他始终是一个五四知识分子，始终以青年时代确立的理想来拥抱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即使百岁也依然青春。
我仅是巴金小说的爱好者。少年时被《家》《春》《秋》的激流在心头溅起的小小浪花早已归于平静，只有《寒夜》那冰凉的寂寞尚隐约萦回在心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国土时，巴金毅然投身抗日队伍，在上海编辑出版《烽火》，擎起文化界抗日大旗。他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坚持了14年之久，为培养文学新人甘当阶梯。1952年，巴金赴朝鲜前线，创作短篇小说《团圆》，后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我更愿意记住这样一位巴金，而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被涂成金色，受人尊敬的世纪老人和文学大师。
集艺术价值、文献价值、收藏价值于一身的巴金著作初版本，大多斑驳泛黄、饱经岁月风尘，成为重要的出版史料，具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从收藏角度看，现在一些早期初版本已经难得一见，往往成为价值连城的孤品。名人著作首发的序言和后记，通常是信手写来，仓促而成的小简，自由畅快，言简意赅，往往数十字、百字即成一篇。这种情趣直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神来之笔，既含语言艺术，又有史料价值。巴金先生认为随着作家的生活环境及时代的变化，其思想等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应允许作家改动自己的作品，他自己很多作品都有过不少改动，这种改动在1949年前就出现了。收藏作品的每种版本，不仅可能会形成一个单独的书刊收藏专题系列，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思想史研究价值。
特立独行的哈罗德．品特
■ 横 槊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宣布日期比往年晚了将近一个星期，一时间不禁引起多方猜测。10月13日，悬念终于揭晓，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因其“在剧作中揭示了日常胡言乱语背后的窘境，强行进入压抑的封闭房间”而获得此项大奖。这多少也让国内研究世界文学的学者们松了一口气——与去年耶利内克获奖爆出的大冷门相反，国人对品特的关注一直没有中断。虽然对他的作品译介较少，且只是零星地收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荒诞派戏剧集》等合集里；但其作品在国内的上演次数却非其他当代英国剧作家所能望其项背。早在1990年，孟京辉即导演了他的名作《送菜升降机》；1995年，他的另一部作品《情人》在上海上演，有过连演45场、场场爆满的记录。这足以证明品特剧作的巨大感染力，今番获奖可谓实至名归。
1930年10月10日，品特生于伦敦东区的一个葡萄牙裔犹太裁缝之家。幼年时代适逢反犹浪潮席卷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少年时代又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埋下了毕生的心灵烙印。十八岁时，品特因拒绝服兵役而险些被判入狱，多年以后，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那是在1948年，我坚决不去参军，因为我看到在二战结束前冷战就开始了。我知道原子弹对苏维埃已构成了威胁……我每次上法庭的时候都带着牙刷，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我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同年，品特考上了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但一年后即因不满那里的传统教学方法和师生的势利而自动退学，在小剧团里当演员，1957年赁借戏剧《房间》（The Room）开始其创作生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品特戏剧创作的黄金时期，《送菜升降机》（The Dumb Waiter，1957）、《生日晚会》（The Birthday Party，1958）、《看守人》（The Caretaker；1959）、《归家》（The Homeing，1964）等作品相继确立了他在英国剧坛的地位。七十年代以后，品特在《背叛》（Betrayal，1978）、《山的语言》（Mountain Language，1988）、《派对时光》（Party Time，1991）等剧作中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