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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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难、救饥荒。”
台中演出结束后，为了安排麦浪歌咏队在台南的巡回演出，杨逵先期去了台南，多方疏通关系，从演出场所到住宿地点，一一落实下来。整个旅行演出的过程中，他都在不辞劳苦地奔走联络，义务担当麦浪歌咏队的“先行军”。2月15日，杨逵在《中华日报》“海风”栏目发表《介绍“麦浪歌咏队”》一文，向台南文化界推荐即日起开始在当地展开的麦浪歌咏表演。文章开门见山，首先推崇麦浪歌咏队“从人民中间来，到人民中间去”的道路，不但是正确的路，也是新文艺应该遵循的路。接着，他深刻发掘了这种演出的时代意义：
“麦浪歌咏队”这一次的表演是把全国各地（如西藏，新疆，东北，山西，河南等地）的民歌民舞介绍给我们的，当然不是创作，可是这正如播种的人们一样，为开拓台湾人民文化是很有意义的，由这个鼓励很久很久被大家忘记了真正的人民思想与感情的纯真，朴素与活泼的表现，形已使大家重新关心起来了……
这是人民文化的开拓，只有坚忍耐劳耕耘，播种，光明才能来临。 杨逵：《介绍 “麦浪歌咏队”》，原载《中华日报》“海风”栏目第39期，1949年2月15日。
从这篇文章发表之日起，麦浪歌咏队一连三天在台南的南部大戏院演出四场，引发民众热烈反响，台南市文化界也为之举行了欢迎会。杨逵通过麦浪歌咏队的演出活动，不仅更加坚定了提倡文艺大众化、重建台湾文学的理念，而且对民间文学的力量有了深刻认知，这让他在麦浪歌咏队巡回演出之前即已开始进行的母语歌谣收集和写作的尝试，拥有了一种新的前景。
然而，麦浪歌咏队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精神和文艺大众化路线，很快被国民党政权所扼杀。1949年3月20日晚上，台湾大学法学院和台湾师范大学两名学生，同骑一辆自行车路过台北大安桥附近时，被中山路派出所警察以“违犯交通规则”理由抓去修理，学生们很快聚集在派出所进行交涉抗议。3月21日，台大与台师大的学生们高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到警察局示威；3月29日，学生们在台大法学院操场举行了庆祝青年节的营火晚会，麦浪歌咏队的演出，让全场群情振奋，争取自由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4月6日清晨，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台大及台师大，拘捕了二百多名学生，后有百余名被释放，十九名接受审判，其中包括麦浪歌咏队队员陈钱潮、王耀华、王惠民、蓝世豪等人。这就是震惊台湾的“四六事件”。当天，平时与学生们有过往来、常去台湾师范大学参加座谈演讲的杨逵，以及由他担任副刊编辑的《台湾力行报》的社长、工友，还有《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主编歌雷，台中办事处主任钟平山等人，均遭逮捕。
事实上，杨逵被捕的更直接原因，还在于他起草了《和平宣言》。40年代后期，《台湾力行报》、《台湾新生报》、《和平日报》的副刊编辑等文化人经常往来，举办文学座谈会时，常常推举杨逵担任主席。杨逵曾这样谈及《和平宣言》的由来：
民国三十八年，我同一些外省籍文化人士常常讨论：二二八事变所造成的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鸿沟，应该填平起来。我于是写了一篇《和平宣言》，主张先从台湾文化界做起，把当时台湾的文化界，不论省籍，用“台湾文化联谊会”的组织，开始彼此的理解，沟通与交谊，先由文化界展开民族团结，一步步弥补二二八事变所造成的民族创伤。
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8页。
在文化界朋友的提议下，杨逵起草了《和平宣言》，当时油印二十份，寄给关心的朋友，他们多是外省人。这时，前来台湾《台湾新生报》访问的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在《台湾新生报》副刊主编歌雷那里看到《和平宣言》的草稿后，颇感兴趣，即以《台湾人关心大局盼不受战乱波及台中部文化界联谊会宣言》为题，在1949年1月2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这篇新闻报道。
这期间，共产党已进入北平，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条件再启国共和谈。《和平宣言》发表当日，国共和谈重新开始。但是国民党派去和谈的代表张治中、邵力子一去不复返，内战形势发生急剧逆转。此时，陈诚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台湾省主席，赴任途中经过上海时，曾有记者向他问起《和平宣言》的问题。待陈诚抵达台湾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被触怒的陈诚已经扬言台中有共产党第五纵队，并宣称要把这种人送去填海。闻此消息，杨逵心中已有警觉；但是，以一篇《和平宣言》成为“叛乱罪”的惟一罪证，这是杨逵始料不及的。1949年4月6日的大规模逮捕活动，实际上是当局借机控制言论自由、清除左翼人士的一种阴谋。
杨逵的《和平宣言》，是在内战形势全面逆转的形势下而提出来的。文章开宗明义：
陈诚主席在就任当日的记者招待会宣布，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这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但是人民的意志是什么呢？需要从人心坎找出的，不能凭主观决定。据吾人所悉，现在国内战乱已经临到和平的重要关头，台湾虽然比较任何省份安定，没有战，原文此处为空字。没有乱，但谁都在关心着这局面的发展。究其原因，就是深恐战乱蔓延到这块干净土，使其不被卷入战乱，好好的保持元气，从事复兴。我们相信台湾可能成为一个和平建设的示范区，可是和平建设不是轻易可以获致的，须要大家协力推进。
杨逵：《和平宣言》，原载《大公报》1949年1月2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5页。
这里所说的人民的意志，即是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内民众对于这种民族前途，皆心向往之。1949年1月8日，台湾省参议会曾通过临时动议，分别致电蒋介石与毛泽东，呼吁停止内战，争取和平。
参见薛元化主编：《台湾历史年表，终战篇I（1945…1965）》；李永炽监修，（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72页。
围绕怎样让台湾实现“和平建设的示范区”的目标，杨逵提出建言。针对当时外国势力插手两岸事务的国际性阴谋，以及1949年元旦之前，美国与台独联盟廖文毅等有关台湾独立或联合国托管的主张；也基于二二八事件引发的现实教训，杨逵明确提出：
第一，请社会各方面一致协力消灭所谓独立以及托管的一切企图，避免类似“二二八”事件的重演。第二，请政府从速准备还政于民，确切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第三，请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政治性的捕人，保证各党派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公开活动，共谋和平建设，不要逼他们走上梁山。第四，增加生产，合理分配，打破经济上不平的畸形现象。第五，遵照国父遗教，由下而上实施地方自治。
杨逵：《和平宣言》，原载《大公报》1949年1月2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5页。
由此看来，这篇不满七百八十字的《和平宣言》，大约有三个要点：一是希望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尤其不可把内战蔓延到台湾岛上；二是希望台湾实行民主建设，释放政治犯，以避免二二八事件的重演；三是消灭所谓台湾独立及托管的一切企图，维护祖国统一。
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杨逵仍然高瞻远瞩、情真意切地呼吁“以台湾文化界的理性的结合、人民的爱国热情”，“泯灭省内省外无谓的隔阂”，呼吁民主自由、和平建设的台湾示范区的理想，这一切足以见其社会主义理念之赤诚。
然而，谁也无法想象的是，杨逵竟因为一篇《和平宣言》而被捕，并在长达两年的监狱关押中等待判刑。就在杨逵这次被捕的三四个月以后，基隆中学发生“光明报事件”。
《光明报》是中共在台湾的地下报纸，手写油印本，二二八事件以后由吕赫若躲藏在台北编印。作家钟理和的同父异母哥哥钟浩东因印刷《光明报》被捕，同时也抓了林正亨。林正亨在严刑拷打中乱供叶陶是《光明报》台中负责人，于是叶陶再度被捕，与杨逵一同关在军法处监狱。由于缺乏证据，叶陶终于被释放。杨逵夫妇双双坐牢时，长子资崩只有十七岁。资崩既要独立照料下面四个弟妹，又要想方设法跑到监狱去看望父母，小小年纪，吃尽了苦头。
杨逵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家中屡屡被搜查和抄家。据杨逵次子杨建回忆，二二八事件之前，大陆来的左翼文人扬风曾经找过杨逵，并把一只装满书籍的大皮箱存放杨家，以后就没有了音讯。杨逵被捕后，警备司令总部每隔几个月就来搜查一次。1950年那一次，一共来了三个人搜查，一下子就拿走了九百多本书，都是扬风带来的书，其中多是鲁迅、郁达夫等大陆作家的著作。
在岁月的煎熬中，从阳明山警务招待所持续五六天之久的轮番疲劳审问，到转送军法处长达数月的囚禁，在经历了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侦讯、诱供和审问之后，按照军法审判，杨逵最终以“叛乱罪”被判处十二年徒刑，而此时杨逵辗转监狱已经两年。当时法官对杨逵的判决作了如下的结论：“不满现实就是左倾，你会反抗日本统治，就会反抗我们的政府！”如此以来，杨逵为填平二二八事件造成的省籍鸿沟而铺路搭桥的《和平宣言》，就成为“叛乱罪”的所谓证据。法官宣读判决书后，还特地问杨逵：你本人有什么意见吗？可当杨逵刚要开口时，对方一声怒喝，取消了他的申诉权。
1950年5月10日的《中央日报》，其中一则新闻标题为《三个叛乱罪犯判决，杨逵处徒刑十二年，钟平山陈军各十年》。新闻内容如下：
杨逵，四十五岁，台中市人，业著作家；钟平山，四十一岁，山东益都人，《新生报》台中办事处主任；陈军，又名陈峰，二十三岁，福建福清人，系台中农学院学生。三人均因叛乱罪，于昨日经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判决，爰杨逵在日本大学读书时，曾研究共产主义理论，自称为共产主义理想者，三十八年元月初旬，共匪在北平鼓吹局部和平时，以台湾中部文化界联谊会名义，撰拟《和平宣言》，谓“希望不要再重武装来刺激台湾民心，造成戒惧局面，把此比较安定的干净土以战乱而毁灭”等语响应之，并先将原稿转交于台中《新生报》分社主任即被告钟平山阅览，经同意后，寄发台北市各文化人士，转寄上海《大公报》发表。被告陈军，系台湾省立台中农学院先修班学生，先后于三十七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二次以“中国共产党华南区队部”名义，撰写诋毁政府宣扬共产主义之反动文告《告全国知识青年书》，张贴于台中农学院，均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案经前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察觉，电饬台中市警察局将该被告等一并扣押，解案审辩，经讯杨逵等三人，供证明确，乃各依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科刑，除杨逵处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年外，钟平山、陈军各处徒刑十年，各褫夺公权五年，并呈奉国防部核准发监执行。
转引自王晓波：《被颠倒的台湾历史》，（台北）帕米尔书店1986年11月版，第2—3页。
透过这则新闻可知，杨逵的被捕入狱，的确是与《和平宣言》直接相关。白色恐怖年代里，那种“宁可错杀一百，决不放过一人”的政治高压气息，从字里行间，满溢而出。
因为一篇七百多字的《和平宣言》，竟然换来十二年的监狱生涯，杨逵事后曾自嘲他领过全世界最高的稿酬，平均一个字换得五天的牢饭钱。由于呼吁和平而招来牢狱之灾，这对当时独裁、专制的社会政治现实，无疑是莫大的讽刺。它所言说的，不仅是一位台湾作家不幸的人生命运，也是那个时代沉重的悲哀。
第二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下）
三、绿岛铁窗的无罪囚徒
1951年5月17日，在辗转审讯中已经度过了两年牢狱生活的杨逵，在这一天被押送绿岛监狱，开始了另外十年的囚徒生涯。这时，杨逵已经四十六岁。
绿岛，在走过戒严岁月的大多数台湾人的记忆里，这个名字是同禁忌与恐惧、惩罚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构成了许多政治犯惨痛的生命历史，也成为现代台湾政治、社会乃至文学的一种特殊议题和历史见证。
绿岛，又称鸡心岛，位于台东县东南方的太平洋中，是全省第四大离岛，面积约十七平方公里。它距台东十九海里，与兰屿相隔四十海里，从台湾岛到这里，以今天的航海时速，要乘坐两个多小时的轮船。绿岛四周为裙状珊瑚礁群围绕，再加上临海高峭的台地崖，经海水侵蚀，岩石嵯峨雄伟。过去这个岛上，住着稀稀落落的十几家渔户，常年靠打鱼为生，他们与外界惟一的联系方式就是渔船。绿岛旧称“火烧岛”，一种说法是讲渔民出海捕鱼，必在山顶燃火为号，来为船只返航引导，因而得名火烧岛。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在这个遥远又荒凉、炎热又冰冷的小岛上，每逢冬春季节，西北风呼啸而来，卷起海面上的层层巨浪，变成无数雨点，猛烈吹打着一草一木，让备受盐分侵袭的岛屿绿色迅速枯黄，远远望去，像是野火烧过，寸草不留，人们又称之为“火烧岛”。日据时期，这里曾是政治犯和重大流氓犯的流放地，素以荒凉萧索而著称。
台湾光复后，火烧岛草木渐生，逐渐恢复漫山遍野的绿色，从1949年7月15日起，台湾当局将其更名为“绿岛”。1951年，当局开始扩大绿岛监狱规模，设立新生训导处，其主要工作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故称之为“新生”。新生训导处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管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又辖两个分队，此外还有一支女生分队。在冤案丛生的戒严时代，绿岛监狱中经常听到的话，就是“宁可冤枉一百个，决不放过一个”。五六十年代的高峰时期，绿岛曾经关押过一万多名政治犯。从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到进入中年的持不同政见者，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
与世隔绝的绿岛，构成了成分颇为复杂的政治犯集中营。这里有国民党部队在步登岛俘虏的百余名解放军官兵，新生训导处设立之前他们就被关押在绿岛；有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诸如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捕的老政治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死亡，被抛进了大海；有50年代“清肃运动”中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他们几乎要把牢底坐穿，诸如1950年5月被捕的思想犯林书扬、李金木等人，他们系狱绿岛竟然长达三十四年！尽管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当局曾发布“刑事犯罪分子减刑二分之一。政治犯罪分子减刑三分之一。无期徒刑减为二十五年”的“大赦令”，但直到社会民主人士为长期监禁的无期徒刑政治犯公开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