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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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更富有写实精神和社会主义倾向，更注重中文作品，选稿原则也比较开明。杨逵与叶陶用心血生命来培植这块文学园地，他们分工协作，配合得十分默契。以叶陶爽朗、健谈的性格，她更多的主“外”，跑出去接洽杂志的印刷、发行等事务；而杨逵则常在家中写稿、编辑，同时兼顾煮饭、洗衣、照顾孩子等家务。这种夫妻角色的“互换”，又被朋友们戏称为“叶陶兄”、“杨贵嫂”。　
　　从创刊号到1937年6月15日，《台湾新文学》一共发行十五期（其中第一卷第十号被查禁），另出版附属刊物《台湾新文学月报》两期。从第一卷第八号（1936年9月发行）至第二卷第四号（1937年5月发行）这七期，由于杨逵夫妇操劳过度、双双病倒，编辑工作改由王诗琅临时负责。《台湾新文学》发行到第十期时，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刊物《台湾文艺》已告停刊。这时的文坛上，只剩下《台湾新文学》独自担负起推动台湾新文学工作的使命。　
　　1936年9月2日，日本政府派出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取代台湾文官总督，恢复了军人兼任总督的体制。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内阁上台，完成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为了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废除所有的中文杂志报刊。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湾新民报》、《台湾新文学》等报刊，或被迫废除汉文版，或被迫停刊。　
　　创办《台湾新文学》之际，也是杨逵文学创作及文艺评论写得最多的时候。从小说《水牛》、《模范村》、《顽童伐鬼记》、《蕃仔鸡》……到多处发表的随笔、评论、杂文，杨逵的创作生命力蓬勃而出。作家杨逵的登坛，与赖和等人一同开创了台湾30年代的新文学运动；杨逵编辑生涯的展开，为台湾新文学园地培植了创作的有生力量；而《台湾新文学》的被迫停刊，不仅是杨逵与叶陶遭遇的沉重打击，也象征了30年代台湾文学黄金时代的结束。　
第一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上）　　
六、首阳农园的抗争“隐士”　　
　　杨逵的一生中，从事过五花八门的职业。从送报伕、清道伕、挑土工、小贩、苦力、工人，到园丁、编辑、作家，其中以园艺为时最久，可以说大半生都在做园丁。而每一种职业的变迁背后，都有着杨逵生命历程的足迹和时代风雨的投影。1937年至1945年期间，杨逵在贫病交加和殖民统治高压的环境中，是以他对首阳农园的艰难开拓和创建，完成了一个园丁/“隐士”曲折抗争的时代形象。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并把台湾当作南进的基地和跳板。为了达到他们称霸亚洲、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野心，日本殖民当局把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纳入了“战时体制”，拼命掠夺台湾的物质资源，以支撑其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则更加厉行暴政，疯狂地推行“皇民化运动”。　
　　“所谓皇民化，就是以八纮一宇的团体精神，对新附领土台湾的土地居民，从物与心两方面，彻底去除从前的思想信仰与物质等状态，而成为完完全全的皇国土地与居民。”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52页。如果说，这之前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推行的“同化政策是意指成为日本人。则‘皇民化’的意思是‘成为忠良的日本人’。但日本统治者所企望之的‘皇民化’的实态，不是台湾人做为日本人活，而是做为日本人死。因此，‘做为忠良的日本人’的意思是指发现‘做为日本人死’的道理，并为它奋进”。（尾崎秀树：《战时的台湾文学》，见王晓波编《台湾殖民地的伤痕》，（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年8月版，第212页。）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主要通过各种思想宣传与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弭台湾人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大力灌输日本臣民思想。为了推行所谓皇民化“国语”运动，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正式下令废止在台发行报纸的汉文栏，所有杂志禁止使用中文，台语广播停止，台湾民众被剥夺了使用母语的权利。而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国语”讲习所，则从1937年的四千三百六十七所，跃升到1939年的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六所。接踵而来的，是强迫台湾人改换日本姓名，烧毁祖先牌位、废弃中国寺庙，并大力建造日本神社，禁止中国年节风俗，禁演台湾戏剧等等，范围相当广泛。第二阶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运动”时期，其主旨在于彻底落实日本皇民思想，强调挺身实践，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1941年4月，台湾总督府下令成立“皇民奉公会”以后，还于全台各地纷纷成立各种外围组织，诸如“奉公壮年团”、“皇民挺身队”、“商业奉公团”、“报国挺身队”、“奉公挺身队”等等；并通过志愿兵制度、义勇报国队等形式，把台湾人驱赶到战场上去充当炮灰。　
　　在“皇民化运动”的狂潮中，不仅2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的台湾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遭到禁绝的命运，30年代前半期刚刚走向高潮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也陷入困境，进步知识文化界的命运被压制或封杀。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通过对汉文栏目的废弃，直接剥夺了台湾作家的文艺生存园地和母语言说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迫作家成立“文学奉公团”、“挺身演剧队”等各种组织，企图把作家纳入御用写作的道路上来。遭遇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作家们失去了创作的空间，文学活动也急遽减少。老作家王诗琅在战后回忆此时的台湾文学界，曾这样说道：　
　　　
　　中日事变爆发，随着日人侵华战争的扩大，台湾也跟著实施战时体制，思想统制日见加强。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过去的文学理念已无法再事写作，况且很多的文艺工作者相继到中国大陆去，就是留在台湾的，也都把笔暂时搁起，静观时局的演变。王诗琅：《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原载《台湾文艺》1卷3期，1944年6月；收入《台湾新文学重建的问题》（王诗琅选集第五卷），（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34页。　
　　　
　　对于作家杨逵而言，战时环境氛围的高压和个人遭遇的艰难，使他重新陷入了困境。七七事变前夜，为了拯救濒临危机的《台湾新文学》命运，杨逵于1937年6月再渡东瀛，以谋求日本进步文学界的支持。他四处奔波努力，会见了《日本学艺新闻》、《星座》、《文艺首都》等杂志的负责人，建议设置台湾新文学专栏，为《台湾新文学》提供合刊发行的合作前景，以便在台湾报刊中文专栏被废弃的危机形势下，保存一份台湾文学的种子。这种建议获得日本进步文学刊物界的同意和支持，杨逵又看到了希望的前景。　
　　然而，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杨逵所谋求到的希望前景终归破灭。杨逵到日本不足一个月，日本军国主义就发动了侵华战争，并加强了对国内文化界的压迫和控制，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一次，因为日本天皇的出行，沿途地区皆被日本警察加以突袭检查。此时住在本乡小旅社的杨逵，由于是黑名单上的人物，遂被拘捕押往警察局。多亏原来与杨逵相识的《大势新闻》主笔的极力保释，方得脱脸。恢复自由后的杨逵隐居于鹤见温泉，以摆脱日本警察的追踪。这期间，他将自己原来的《田园小景——摘自素描簿》这篇小说扩充为《模范村》，经《文艺首都》主编保高德藏之推荐，送往改造社的《文艺》编辑部发表。　
　　9月返台，杨逵一路被日本特务跟踪回来；10月20日得悉报载，日本开明知识分子被捕百余人，杨逵与日本进步刊物合作的计划完全落空，《模范村》也因文化界大检举被退稿。在“皇民化运动”的封杀下，《台湾新文学》被迫停刊，杨逵夫妇的心血与投资化为泡影；从东京返台就患了肺病的杨逵，债台高筑，贫病交加，遭遇了一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　
　　即使面临如此困境，一生特立独行的杨逵也不屑于同日本殖民当局妥协，去充当御用作家。杨逵说：　
　　　
　　七七事变后，整个台湾的文化运动几乎被“皇民化”运动淹没了，于是我只有放弃一切，全力垦殖首阳农场（取自首阳山典故，自勉宁饿死也不为敌伪说话），一直坚持了八年。杨逵：《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原载《联合报》1982年8月1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8页。　
　　　
　　首阳农园的创建，颇为周折。当时，因为不忍心让三个孩子挨饿，杨逵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向米店赊欠，以至于欠债二十元。在日本警察的唆使下，米店老板竟将多年主顾的杨逵告上了法庭。这时，朋友健次因建议杨逵种花，并在火葬场后面，为他代租了一块两百坪的土地。这片土地在今天台中市五权路附近的旧时火葬场旁边。当时人们都称这火葬场为“烧死番仔”，因为它是专为日本人用的。然而，要开辟这块土地，租金就需要三十元。一贫如洗的杨逵，四处奔波借贷，却连连碰壁。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平素喜爱文学、早有结识杨逵愿望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彦，在友人的陪伴下前来拜访。目睹杨逵家徒四壁的困境，入田春彦当即拿出一百元救助。杨逵盛情难却，心中百感交集。平日里总被日本警察跟踪、骚扰，今日竟然有如此奇遇！杨逵与入田春彦，也由此成为肝胆相照的生死至交。　
　　靠了这笔钱，杨逵还清了米店、杂货店的债务，用剩下的钱付了土地租金，最后连一把一块多钱的锄头也买不起，只好向人家借用。这时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晚间敲门，原来是东京时的老同学林怀古。林君当晚邀请杨逵上酒家喝酒，杨逵因为心情郁闷，喝得酩酊大醉。隔天早晨，林君再度造访，说要观赏杨逵的花园，但看到的却是杨逵用借来锄头开垦了一半的荒园。林君感慨万分，便捐了二十元来相助。杨逵用这笔钱买来水壶、锄头和种子，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播下花种，心中充满了对朋友们的感激之情。以首阳山的故事而命名，杨逵由此开创了“首阳农园”。　
　　遭逢乱世，面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强权，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选择。一些人跟随日本去做驯服的“皇民”，也有个别作家充当了“皇民文学”的御用工具；但更多的人则以自己的方式选择了疏离或反抗的态度。　
　　杨逵于乱世中当了花农，走上隐居的归途，这本身就是对日本殖民当局强令台湾人民“归顺”和“趋同”的一种无言的反抗。而将新开垦的农场命名为“首阳农园”，无疑是表明心志，彰显精神，它充分体现了杨逵不与日本殖民者妥协的民族气节，从中也可看到中国人文传统和爱国精神在台湾岛上的血脉流传。古人有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宁愿饿死首阳山的壮举，今人则见杨逵开荒园以种花、避乱世则明志的人格风范。　
　　在“皇民化运动”的喧嚣中，一些缺乏民族志气的人，也不时劝说杨逵何不立定志向，为“国家”效力？每逢此时，杨逵便苦笑答道：　
　　　
　　我哪里有此种才能？我自己认为该做的是，向蔬菜与花朵浇水、施肥，让它的嫩芽长高。如果蔬菜与花朵遭到虫害，就将害虫一只一只地捏死，若长出杂草就要除掉，这就是适合我的志向了。当然，这些工作只能在我稍微能自由活动的首阳农园里做。杨逵：《首阳园杂记》，原载《台湾新闻》1937年3月30日至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86页。　
　　　
　　在这段不同寻常的日子里，杨逵常常意味深长地引吟东方朔的《嗟伯夷》，并以此作为支撑自己的精神动力：　
　　　
　　穷隐处兮窟穴自藏　
　　与其随佞而得志　
　　不若从孤竹于首阳　
　　　
　　杨逵虽然归隐，但他并非遗世而独立，而是在冷眼看乱世的同时，保持了一种内在的人生进取精神。杨逵执着守望的是伯夷叔齐的精神，并不是要仿效他们心甘情愿地饿死；他认为，“虽然同是首阳山，但是有觉悟、肯奋斗、求生存的人未必就会饿死，我想起了被我们祖先赶进山里头的同胞们，他们就是仍然生存着，并且保持了比平地人更为健壮的身体”。（同上，第497页。）虽然避乱世于首阳农园，杨逵却始终在等待机会传达自己的人生奋争；他一心一意建设的首阳农园，并非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而是标志着他对健康大地的拥抱，对活生生世界的创造。　
　　从文化斗士到归农园丁，在这种非文化生活方式的转换面前，一方面，杨逵是以清醒而达观的眼光，将其视作春夏秋冬的周期性循环交替，以现实的态度坦然面对现实。另一方面，杨逵所眼见的文坛悲剧，令他哀伤震惊。这一时期，在政治高压和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相继自杀或病逝的台湾作家，就有一打以上，而且多在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著名诗人杨华，因为“治安维持法违犯被疑事件”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身患肺病，穷困潦倒。在杨华最困顿的日子里，杨逵曾于1936年5月4日的《台湾新文学》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出紧急呼吁：“优秀白话诗人杨华，因过度的诗作和为生活苦斗，约于两月前病倒在床，曾依靠私塾教师收入为生，今已断绝，陷入苦境，期待诸君捐款救援，以助其元气，病倒于屏东市一七六贫民窟。”这个紧急呼吁发出不到一个月，杨华最终于1936年5月30日悬梁自尽，年仅三十岁。文友们的英年早逝，让身患肺病的杨逵百感交集，痛心扼腕，也更坚定了他拥抱健康大地，以生命的坚持来抗争黑暗现实的决心。当他一面吐血一面拿着锄头垦荒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杨逵说：“不管怎样：我还不想死，总想多活几天，使我的身体变成耐得住西北风。耐得住大台风吹打般的强壮。这是目前惟一的希望。”杨逵：《首阳园杂记》，原载《台湾新闻》1938年3月30日至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96页。　
　　杨逵于乱世中选择了归农，每天早出晚归，栉风沐雨，一寸一寸地新翻泥土，一颗一颗地撒下生命的种子。当时杨逵也看了许多种花的书，多是日文的。但台岛的风土毕竟与日本不同，靠书本经验去种植，始终长不出好花来。因为缺乏实际种植经验，不熟悉风土、气候、季节的耕作规律，第一年几无收成。于是杨逵带着叶陶四处走动，参观别人的花园，借鉴花农的经验，也订购一些相关的园艺书籍，期待来年的花园丰收。叶陶由此向别的花园取花来卖，开始了卖花婆的生涯。她从前从事抗日活动，四处演讲，知名度高，认识的人也多。靠了朋友们的帮助和照顾，卖花的生意得以维持。更没想到的是，终日与泥土为伍，田野里空气新鲜，又兼体力劳动，杨逵的体重竟然增加了二三斤，面目黧黑，苍白尽失，肺病渐渐不治而愈。杨逵常跟人开玩笑，说他是以一根锄头治好了肺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