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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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北四先生的运气就好得多了。周学熙的父亲周馥与青岛的保皇派、宗社党过从甚密，甚至被日本间谍列入宗社党主要人物的名单之内。因此，周、袁两家虽是儿女亲家，但周家是断不会支持袁氏称帝的。洪宪帝制失败，周学熙幸免失身，又有段合肥当政，皖系一手遮天。亲不亲，故乡人，前途一片光明。
　　1916年8月，以皖系官僚为首，联合部分商绅，再次拟定以1000万元资本在直隶、山东、河南一带，建立20万锭大纱厂的玫瑰园计划。在12位主要发起人当中，有八位是官僚。
　　官僚们对投资实业，趋之若鹜，原因无非有二：
　　一方面，企业的利润增长，大大超过地租的收入。以华新公司来看，1916年9月正式注册时，资本额为1000万元，1919年1月正式投产，两月后赢利10万元，当年3月至次年2月共赢利137万元。年平均增长14。7％。而地租收入，在华北平原的年平均增长才1。7％左右（以天津附近的庙产沙田地租为例）。天壤之比，能不令人怦然心动？
　　另一方面，官僚们热心投资企业，也反映出他们对官场风云变幻的担忧。政局动荡，党派倾轧，一朝天子一朝臣。投资企业，不失为一条退路。
　　这种以北洋官家为靠山的企业，一度是民族工商业的主要成分。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天语纶音和官府的威权，在募集资本、专利特权、机器和原材料的收购、资金周转、税收、运输等方面取得较大的便利。
　　华新公司在天津招募分厂商股时，周学熙利用财政总长职权，从财政部拨出80万元订购纱锭2。5万枚的纺纱机。大大增强了股东们对公司的信心。
　　华新投产后，在短期内取得惊人效益，并陆续在青岛、唐山、卫辉开设了三家分厂。1919年，公司规模日益扩大，流动资金很多，周学熙又创办了专为本公司服务的中国实业银行，其董事全为名重朝野的大官僚。周学熙再次援引官府势力，迫令长芦、东纲和两淮的盐引必须投资。
　　在自由经济正悄然崛起之际，官家仍然谋求垄断实业，周学熙组织了货栈运输公司和永宁保险公司，创办了兴华棉业公司。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以官僚集团为靠山的华北棉纺业垄断体制。
　　直到1922年，在周学熙的王国里，控制着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前后16年，由他创办和投资的企业，多达　15家，资本总额高达1600多万元。而实业银行的建立，标志着这一庞大的垄断体制，已基本告成，这就是著名的“启新－华新财团”。
　　从1920年代开始，政治上的不稳定，暴露出官家实业的弱点。北洋集团日渐式微，朝令夕改、五日京兆的现象，比比皆是，工商业受其拖累，完美的大厦开始裂痕频现了。
　　不管人们是否觉察到这一点，但他们已经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周学熙首先被排挤出实业银行，他的指令不再是一呼百应。他于1924年创办类似康采恩式的联合企业总管机关“实业总汇”，仅一年时间就垮台了。他终于被自己一手创造的体系所遗弃。
　　晚年北四先生主持一个研究性质的实业学会。除了在孤独的内心保持着无用的优越感和聊以自慰的回忆之外，早茶晚酒饭后烟，已再无所作为了。
　　华新公司于1931年解体，各地分厂自立门户，独立经营。
　　第五章还政于清
　　【壹】段祺瑞成为新的北方领袖，他以北洋正统自居，决心把自认为代表南方的总统黎元洪逐出公府。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成三大派系：直系、皖系、奉系。
　　它们都是以军队为基础的政治派系。它们并不是政党，既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总部、分部一类组织系统，它们基本上是以籍贯划分的利益集团，靠金钱、地盘、职位、权力，以及私人感情，把一伙同乡、同族、同门、同袍的军人、官僚、政客扯到一起，抱成一团。
　　以地域划分势力，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是皖系的首领，也是最有希望继承袁世凯遗产的人，他确实具有某种异禀和卓超的才智。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安徽与湖北一样，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湖北地跨南北，而安徽则介于东部与北方之间。故在这两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过渡性的文化特色。周学熙在实业界虽然一言九鼎，但他说的话，用右耳听是一口官话，用左耳听却是四夷鸟语。段祺瑞的面目也同样模糊，他杀起南方的共和派来毫不手软，但北方的帝制派搞复辟时，他又成了再造共和的伟人。
　　副总统黎元洪当初之所以能够和袁世凯比肩而坐，带有南北一家的象征意义。黎也是军人，但不属于北洋集团。他私下也许觉得这种身份更好，当他面对南方人时，他是北方的代表；而当他面对北方人时，又好像代表着南方的势力。
　　虽然人们并不承认这一点。这事实上是他能够置身于政治舞台中心的悲剧性原因之一：他刚好站在南北两大势力的夹缝之间。
　　对南方抱有怀疑和厌恶心理的段祺瑞，从来不掩饰对黎元洪的蔑视。以前袁正黎副，尚可勉强接受，但谁也没有想到袁世凯死得那么快，竟让南方人空手捡个热煎堆，他们便寝馈难安了。段祺瑞希望弄出些事端来，好让总统尝尝和代表十几个省区的北洋集团抗衡的滋味。
　　黎元洪的性格，属于外柔内刚，在面对威胁的时侯，往往忍声吞气，有“黎菩萨”的外号。就是因为这样，北洋集团才暂时容纳了他。
　　黎元洪
　　终于有一天，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段祺瑞下决心把黎菩萨赶出总统府。他采取了一项危险的行动，这项行动所引起一连串灾难性反应，一直持续到整个北洋集团覆灭为止。
　　1917年2月4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分别拜会了黎元洪和段祺瑞。他刚刚接到国内来的消息，美国政府已经和德皇政府绝交了。他的首要任务是说服中国“按照美国政府的建议赞同美国的行动”。与此同时，日本的公使也在马不停蹄地活动。尽管各自的用意不同，但美国和日本都很热心地要把中国拖进一场莫名其妙打了三年的欧洲战争中去。
　　黎元洪对此兴趣不大。他向芮恩施提出一大堆质疑：“当前战况如何？交战各方的力量对比如何？”黎元洪的忧虑并非毫无道理。中国一旦卷入这种国际争端之中，国内的政治均势就会打破，马上就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
　　与总统相反，段祺瑞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和芮恩施深入讨论了欧洲各强的军事形势，他最关心的是在战争中他将获得什么好处。“战争结束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芮恩施含糊地回答，“对德绝交，中国就可在战后议和的桌上取得独立的地位。”［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中国是一个长期自我封闭的国家，甚至当世界已经跨入20世纪以后，它依然企图保持封闭自足的超脱立场，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非常尴尬，它既不可能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局外人，也没办法以一个自由政府的姿态独立地参加世界政治活动。
　　当中国对国际事务表现出热情时，往往是国内遇到了棘手的难题，需要藉着参与国际事务，转移国内的视线，舒缓来自内部的压力。
　　在这一方面，日本更能理解中国政客的心理，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积极地为两国政府牵线，进行暗盘交易。
　　为了拉中国政府下水，日本已答应提供3000万日元的借款，作为参战和建军之用。但这笔钱是否真的用在对德战争上呢？西原龟三推心置腹地对段祺瑞说：“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与日本推诚合作，利用这五六年的时间整顿国政，充实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摆脱多年来欧美列强的压迫，日中两国同心合力确立东亚永久和平。”
　　段氏还未等翻译说完这段话，便站起来大声说：“明白了，我也深有此感，一定照此进行。”［日］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号。
　　这正是黎元洪所担心的事情。本来，参战与否，总统并不在乎，但如果北洋集团藉此扩充军力，最后用于国内的南北战争，那就后患无穷。
　　在内阁会议上，各部总长对向德提交抗议和绝交，一口赞成。段祺瑞和外交总长伍廷芳博士到总统府报告内阁意见。黎元洪顾虑重重，他拒绝在绝交案上盖印。段祺瑞勃然大怒，连夜去了天津。这是官僚们用罢工的手段来压迫总统屈服。
　　黎元洪马上就屈服了。
　　4月10日，国会开会讨论对德绝交案，大多数议员都赞成中国参战，投票结果很顺利地通过了。
　　然而，一片反对之声从南方卷地而来。孙文猛烈抨击政府失策。代表南方利益的国会议员，也在各种场合指责政府行事过于草率。他们和总统一样，担心北洋集团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实力。
　　这股强大的震波，甚至一直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担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博士——一位只有29岁的年轻外交官——正在争取一笔500万美元的贷款。他遇到了意外的困难，国内纷纷谴责这笔贷款被北洋集团用于和国内反对派打仗。
　　顾维钧颇感郁闷，但他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南方反对参战，显然主要不在于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北方有借口，来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类型的援助，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用以进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对势力。”《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　1983年版。
　　黎元洪不胜懊悔，他决心不再让步。当段祺瑞提议即时对德国宣战时，他一口拒绝了。段祺瑞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主张的人，他几乎立即就通知各省督军晋京，这意味着他要用军人来干预中央政治了。
　　督军与清代的巡抚、元代的中书省，一脉相承，辛亥革命后的起义省份，成立军政府，一律用“都督”名称。袁世凯死后，南北双方为了这个名字，你争我闹，最后改称“督军”。督军是一省的土霸王、土皇帝，和黑社会的龙头大哥无异。陈独秀在1918年为这些人下了一个定义：“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军阀”，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用词虽然刻薄，但大体没错，督军与土匪的区别，只是一个领了合法经营牌照，一个是无牌经营而已。有了督军，中央陆军、参谋两部，都可以裁撤了，因为没有督军同意，它们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
　　4月25日，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吉林、直隶、山西、山东八省督军，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个区的都统、安徽省长都来到了北京。黎元洪几乎每天都接到有关地方军阀到京的消息，他目瞪口呆了。这个庞大的“督军团”，使首都空气变得骤然紧张。
　　督军们不少在倒了台的旧王朝担任过一定的官职，除山西督军阎锡山曾留学日本之外，其余均足不出国门，他们出身于贩夫走卒、市井流氓、绿林好汉，和江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年连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也是上海青帮的大字辈大老。他们深信，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让他们为所欲为。
　　4月29日，督军们在国务院开会，段祺瑞拿出一块白缎，上书“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大字，请督军们签名。这个场面可笑复可悲，督军们当真以为他们的签字会比法律更有效力。
　　伍廷芳
　　伍廷芳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作为一名法学家，他马上果断地和军方分手了。他曾经试图阻止军人们的胡作非为，但没有用，他是对牛弹琴。
　　在一次督军团会议上，陆军部的高级官员直截了当地说：“不赶走黎元洪是没有办法的了！”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大惊失色：“这是非常举动，本人不敢与闻。”文人比武官更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叫嚣的严重性，而且张国淦又是黎元洪的同乡。这种危险使张国淦和伍廷芳一齐递交了辞呈。
　　这时，狂热的督军们不合时宜地对粤籍财政总长陈锦涛发起攻击。据说一名商人曾向财政部行贿开办炼钢厂，被陈锦涛揭发。该商人反告陈利用职权令商人借垫私人股本，并威逼商人写字据证明总长并未受贿。
　　军人们借题发挥，把陈锦涛赶了下台。另一名西南派阁员交通总长许世英也因贿案被罢免。堂堂中华民国的内阁，罢的罢，辞的辞，在5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只剩下段祺瑞和海军、农商、司法三部总长出席。
　　在外面等候消息的督军们，早已不耐烦，他们公然闯进去捣乱国务会议，总长们气得瞠目结舌。眼前的情景，有如戏班开锣，军官们粗鲁地坐到了会议桌上，用手拍着桌子，大喊大叫。在这种情形之下，总长们的最后武器只有沉默。　　
　　身为国家元首，段祺瑞对代议制度，实际上既不了解，也无好感。5月2日，他把未经内阁通过的对德宣战案送交国会讨论，并非尊重国会，而是他根本不相信国会敢跟他作对。
　　当天晚上，他和芮恩施晤谈，在谈到国会开会的事情时，段祺瑞傲慢地说：“如果国会顽固不化的话，我就把它解散。”
　　芮恩施大吃一惊，他提醒对方，如果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无视国会，肯定将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造成恶劣印象。
　　段祺瑞的回答十分简单明了：“日本人向我保证，如果我继续实行强硬政策，就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在国会中，反对派的势力也在形成。大部分南方籍议员都强烈反对中国参战。在这些反对派议员中，不少人都在西方或者南洋生活过。
　　5月10日，国会爆发了相当激烈的辩论。段祺瑞在他的寓所里等候消息，芮恩施也在等候消息，日本公使林权助和德国公使欣策都在等候消息。但他们都没有料到，在国会外面竟出现一个戏剧性场面，使整个形势为之改观。
　　心急如焚的督军们，已经没有耐心等候国会的辩论了，在陆军部官员的嗾使下，一群地痞流氓（其中也不乏换了便装的士兵），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几个迟到议员被他们痛殴一顿。在远处看好戏的陆军部官员得意忘形，这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民主政治”。
　　国会立即中止辩论，议长打电话请段祺瑞速到国会。段祺瑞怒火中烧，他没有立即前去，直到傍晚时分，才在警察总监的陪同下，进入被围了半天的国会。饥肠轱辘的议员们一拥而上，质问、谩骂、尖声乱叫，甚至拳打脚踢，秩序乱作一团。段拙于言辞，却有个毛病，一生气鼻子就歪，故有“歪鼻子”绰号。这时他的鼻子早歪到一边去了。
　　军方组织公民团，原想恫吓一下国会，不料弄巧成拙，反对派大兴问罪之师。5月19日，国会议决缓议对德宣战案。内阁海军、司法、农商三部总长宣布联袂辞职。
　　段祺瑞
　　内阁濒临垮台。张国淦劝段祺瑞，干脆宣布引退。段祺瑞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他以强硬的态度反问：“我一旦引退，宣战案岂不功败垂成？”
　　“总理就算不引退，宣战案目前也行不通了。”
　　“我就是不走，看总统奈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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