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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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国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一身兼具立法、民意、制宪三大功能，享有弹劾权和同意权。在法律上，国会是不被解散的。
　　在中华民国第一部《临时约法》总纲中，参议院排列在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和法院之前，便是对国会地位的肯定。然而，从民国成立至张勋复辟，国会已先后两次被强行解散。按照《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任期为三年，参议院议员为六年，但第一届国会两度解散，两度复会，中间又夹杂了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广州非常会议、北京临时参议院、安福国会之类的插曲，纷纷扰扰，一拖就拖到1924年底，实在拖无可拖了，才宣告结业，长达12年之久。因此，这个“老而不”的立法机关，自身的合法性，也是十分可疑的。
　　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个人，这不仅是袁世凯的问题，也不仅是段祺瑞或张勋的问题，这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的问题。
　　如果就个人修为而言，不可否认，民初的议员，不乏学养博厚、才智过人之辈。根据西方学者库柏所作的统计，在民国初年的参议员里，有31％是前清的官僚，有35。5％是民国的官僚，另外有24。3％是清代各级议会的议员。在众议院里，官僚的比例为33。2％，帝制时代的议员占了38。1％，他们大部分是科举正途出身的饱学之士。实业家和商人在参议院里只占1。3％。
　　从学历上看，也足可以证明这点。在参众两院议员里，具有传统功名的（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和生员）占21。3％，在国内接受现代教育者占　40。6％，既有传统功名又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占21。5％。所谓新式教育，是指留学外国。在议员里，留学日本的占41。5％，比例相当可观。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当时留学日本的热潮，远高于留学欧美。
　　然日本也是一个军人国家和警察国家，中国人能够学到什么？无非就是钳制思想和军人至上那一套东西，并无民主政治可学。因此，政客们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旧式的，喝帝制的奶长大的人，即使他们愿意迎合世界的民主潮流，但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中国有两千年的帝制历史，难道一夜之间弄几个国会、内阁、总统出来，就可以一步登入民主殿堂？岂非三块豆腐就想升仙哉！
　　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看，议员们和官僚们几乎同出一辙，虽然南方籍的议员给国会引进了一些新思想，但也往往是不成熟的和自相矛盾的。即使这样，也给北方造成了不能承受的冲击，成为国会屡屡遭到北方官僚摧残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国会受到专制力量的压迫时，议员们也会奋起反抗，但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与监察权之上。国会的制衡作用，其实微乎其微。国会两度遭政府解散，亦莫可如何。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黎元洪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在张勋的压力下解散了国会。他引咎辞职以后，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如前所述，冯即使不赞成帝制，但对帝制也怀有一份内疚之情，在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中，他强调自己：“国璋在前清时代，并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复辟时，冯的秘书长（一位前清翰林）直接参与了阴谋活动，是最活跃的复辟派分子之一。
　　复辟敉平之后，冯国璋一直呆在南京，静观局势变化。各方面的政客纷纷赴宁，多如过江之鲫，请求冯支持恢复旧国会。冯国璋却不置可否，搪塞敷衍了事。其实，冯国璋根本无意恢复国会。在他代理总统期间，这个问题一直悬而不决。在超过一年时间里，因为没有国会，国家体制是残缺不全的。
　　冯国璋
　　人们在谈论国会和政府的冲突时，往往对国会持同情态度，这是由于人们误把中国的国会当成是民主政治的象征。
　　被政府非法解散的国会，延至1918年8月才告重新成立。在这个时候重组国会，显然是为了筹备总统大选。
　　各路英雄都在为总统大选紧张活动。围绕在段祺瑞周围，一个以“安福俱乐部”命名的政客团体粉墨登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旧国会议员。在徐世昌背后则有以梁士诒、周自齐为首的“交通系”作为支柱。交通系在旧国会里是一个与研究系、政学系三分天下的政客团体。
　　冯国璋在北京没有政客的支持，但要参加大选，没有政客不行。旧国会里政学系的议员大部分已南下广州，参加护法；交通系是拥徐的；这就只剩下研究系可供驱使。
　　冯国璋找到中国银行的后台老板、前财政总长王克敏为牵线人，和研究系的政客建立关系。王克敏慨然应诺，只要总统肯出200万元，不要银行垫款，竞选绝无问题。在经过一番开天索价，落地还钱之后，冯国璋答应出40万元，作为收买研究系之用。
　　这一类暗盘交易，在其它党派之间，也相当严重。当国会选举议员时，安福、研究两系战云弥漫，仅江苏一地，票价已经暴涨至300元一张，最后竟发生捣毁票柜的闹剧。在中央学会互选的选举中，一位议员以8000元收购了20张选票，但后来被安福系以两万元抢了过去，该议员愤恨至极，竟向京师高等审判厅提出起诉。
　　国会议员个人的恶劣表演，引起公众讥评。在民间流传着一句笑话：“君主专制，贾卖御史；富豪专制，典卖议员。”
　　在新国会，安福系夺去了大部分议席。前清进士出身的安福党魁王揖唐，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据记者们揭露，安福系为争夺议席，在6月至8月间花去　900多万元。另据透露，议员的选票是以每票5000元收买的，由安福系办的华通银行付款，大选经费是从日本借款中提用的。
　　安福系虽然大获全胜，但却招来一片物议。为了表示清高，段祺瑞宣布退出竞选，冯国璋也不得不作出相应姿态。这样一来，徐世昌冷手执个热煎堆，成了唯一的总统候选人。
　　9月4日，徐世昌当选为第二任正式大总统。他的当选，令许多人相信，复辟势力将卷土重来。徐氏在就职以后即对紫禁城的三位内务府大臣说：“咱们这次出来，不过是为幼主摄政而已。”他又表示，不能进驻中南海，在正式总统府建成之前，他在自己家里办公。他一上任就提倡读经尊孔，举行郊天典礼。在他的安排下，皇室王公有的当上了议员，有的授予将军称号。他无论对谁都把清朝称作“本朝”，把宣统称作“上边”。
　　张作霖
　　章太炎对徐世昌恨之入骨，他断言自袁世凯以降，帝制、复辟、僭立，都是徐世昌一人为主，“首乱中国者，徐世昌也。二年以来，乱遍禹域，则世昌为始祸，冯国璋其次也，段祺瑞又其次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事实上，北方从袁世凯时代以来，各种有关复辟的阴谋活动，一直甚嚣尘上，卷进这类阴谋中的，不仅包括徐世昌、冯国璋这些和皇室关系密切的人，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甚至包括张作霖这种鬍匪出身，在前清不过是个巡防队统领的军人武弁。
　　1918年初，北洋政府下令，除张勋外，复辟各犯一律赦免。8月，张作霖呈请恢复张勋的自由，奉军一旅开到北京，一时盛传将有第二次复辟的发生。徐世昌出任大总统后，立即下令赦免张勋，张作霖进而推荐这位“民国罪人”担任长江巡阅使或陕甘巡阅使。北京的复辟空气，顿时为云为雨。
　　第六章道德调和的失败
　　【壹】1920年代的幻觉：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诞生。他的愿望是当一位尊孔读经的华盛顿。直皖战争是武装改造北方政治的一次尝试。
　　由于贫穷和落后，中国成了贪官污吏、权门弄臣和军人政客繁衍生息的温床。他们的存在，又使中国更加贫穷的落后。同样，殖民化使民族主义抬头，而民族主义又使这个民族更加自卑，和世界的距离更加拉大。
　　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是我族中心，所谓“自古圣贤，不臣异俗”。因此，当旧日万方来朝，四夷宾服的优越感一旦被打破，民族主义必定抬头，作为对外力入侵的反应。这是维持民族心理平衡的自然反应。
　　其结果，民族主义有可能导致国家以自强自立的姿态参加国际事务，也有可能导致国家走向封闭自守、与现代世界潮流为敌。这一切取决于国民的道义性和伦理水准。1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就是一次民族主义大爆发，草莽英雄与官僚集团的大联合，几乎把中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由此看来，民族主义将会是一面拜关帝信弥勒的江湖好汉、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者和保守的官僚士绅集团共同接受的旗帜。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一批道义高尚的先知先觉之辈，把传统道德和现代文明巧妙地融汇在一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而且在一些西方的国家——诸如英、美等国——当中，也都普遍地相信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1897年，北京城来了一位蓬发垢衣、鸠形鹄面的汉子，他在城南的小胡同里踽踽独行，虽然一身落魄潦倒的样子，但两眼放光，神采奕奕。后来，他摆了一个写春联的摊子，生意十分清淡。当无人光顾的时候，他就捧着六壬八卦、奇门遁甲一类的书苦苦攻读。
　　这个人的名字叫吴佩孚。
　　这一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初见成效，朝廷任命他为直隶按察使。在他身边已形成了以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为中坚力量的官僚军人集团。
　　1898年，就在袁世凯向西太后出卖维新派，把“六君子”送上断头台的同时，吴佩孚的春联摊子因生意不佳而垮了。他又在崇文门外帽儿胡同口摆了一个占卦算命的摊子，但收入更加不济。他一气之下，砸了课棚，投奔天津吃粮当兵去了。
　　吴佩孚是山东登州府蓬莱人。这是一个滨临大海，与朝鲜遥遥相望的地方。日本对朝鲜的入侵和甲午战争，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吴佩孚出生在贫寒家庭。靠一间祖传的小杂货店维持生计。自幼失怙，由兄长抚养成人。吴佩孚只考取了秀才，以后便再无进展。23岁那年，因为得罪了乡间豪绅，竟被革去秀才，并遭通缉。他走投无路，只得亡命北京。
　　当辛亥革命席卷天下时，北洋集团羽毛已丰，有足够的力量迫使革命党让出总统宝座。吴佩孚是这一幕幕政治闹剧的目击者，不过这时他距离舞台中心，依然十分遥远。直到讨伐张勋的战争，才使这位怀才不遇的秀才初试啼声。战后他以军功提升为北洋第三师师长，成为曹锟手下最骁勇的将领。
　　历史开始出现转机了。
　　没有多少人了解吴佩孚在想些什么，即使了解也不会加以重视，因为他不过是个小小的师长，人微言轻，要挤进官僚集团的核心，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
　　张勋复辟失败以后，北方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各派政治力量，围绕着总统大选，明争暗斗，此消彼长。为了对付南方，政府需要养兵百万；政客们竞选总统和议员，又都需要大笔开销，包括贿赂选民的费用，以及随着这些脏钱的流动而不断攀升的佣金数额。
　　在官僚、军阀、政客一体化的团伙里，谁能搞到更多的外国贷款，谁就可以执财政界的牛耳。各党派为谋取外款，已经近乎疯狂。
　　随着安福系的得势，亲日派迅速控制了中央政府。据不完全统计，从1917年8月至1918年12月，仅由安福系政客经手向日本贷款，就有32宗，款项达3。032亿元。段祺瑞在解释这些借款的用途时说，他很愿意派一支大军去欧洲和德奥血战。
　　尽管外国财团很清楚，这些贷款是用来对付南方，与欧洲战争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也很清楚，向中国增加贷款，意味着加强对中国财政的控制。
　　直到欧洲战争结束，中国并未派一兵一卒到欧洲。现在政府又有一个新借口，那就是南北和平。徐世昌在第一次接见美国公使时说：“我正在试图和南方谈判，我们现在正遣散大部分多余的军队，但我感到焦虑，因为政府没有财政支援。”美国公使把这话理解为“徐总统的解决办法有点像收买他们”。
　　他的理解没有错。南北战争需要收买，南北和平也需要收买。
　　1918年，曹锟、吴佩孚率领北洋第三师向南方大举进攻。吴佩孚担任前敌总司令。在羊楼峒和湘军相遇，吴佩孚头扎青巾，手舞大刀，策马狂奔，领着第三师掩杀过去。激烈的战斗，一连打了三天，吴佩孚三天两夜没有合过眼。第三天清晨，直军发起最猛烈的一次冲锋，从中路突破南军的阵地，南军向南面溃退。
　　3月17日，即直军越过羊楼峒的次日，吴佩孚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岳州。3月26日，顺利开入了已人去城空的长沙。
　　北京的主战派们欢欣鼓舞，占领长沙，意味着扼住了南方的咽喉。自古兵家认为，长沙右纳武昌，左抗荆门，控百粤而包九寲，形势和荆州相颉颃。古人曾经评价长沙的战略位置，南出则广东的项背可拊，东顾则江西的肘腋可挟，西下则贵州的咽喉可塞，“争南服者，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欲北向者，不得长沙，则马首无所托。”
　　现在，长沙落入北军手中，还愁不能成席卷之势？还愁南方不可一鼓荡平？吴佩孚的第三师在南北战争中节节胜利，眼看段祺瑞“武力统一”大计，稳操胜券，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段犯了一个错误，他把湖南督军的位置给了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张不仅毫无战功，而且在湖南烧杀掳掠，湘人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叫做“张毒菌”。
　　段的这一安排，带有明显的派系色彩。时北方军队分为三系：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都属于直系；而张敬尧是安徽人，段祺瑞的老乡，皖系大将。
　　直军拼死拼活，打下的江山给皖系坐。在前线卖命的北军第三师，怨气冲天。
　　吴佩孚，这位小小的师长，以冷静的头脑为自己的未来作出抉择——他对官僚政府的怀疑，对政客的深恶痛绝和对国事的忧虑，使他内心产生了一种崇高的使命感，至少他深信自己必须肩负起拯救这个国家的重大责任。
　　对暮气沉沉的官僚集团来说，这并不是好兆头。
　　吴佩孚在攻占衡山以后，拒绝继续南进。冯国璋也频频有密电，劝他适可而止，不可过于深入，为他人效力。于是，在吴佩孚的授意下，第三师全体官兵一齐向中央请假。开始人们以为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噱头，中央匆忙授予他“孚威将军”的荣誉职衔，并派了一名代表到湖南安抚他，这位代表在历史上也是鼎鼎有名，他就是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
　　徐树铮
　　徐树铮答应拨20万元给吴佩孚，条件是他必须继续南进，底定整个西南。从外国借来的钱，就是这样花掉的。
　　吴佩孚不为所动。小徐刚离开衡山，他便要求政府停止内战，停止卖国。他向全国宣布三大政治主张：一、官吏不卖国；二、武人不争地盘；三、召开国民大会。他自豪地向人们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军人，因为他奉行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与外人勾结、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