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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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劳诺娜寺恚挝Чハ爻牵焉挛骶痈献摺�1926年渭南有几万农民因征税太重，发起“交农”运动。就是把农具统统交到县衙门，实行罢耕。同年绥德、清涧一带农民，组织了六七百个“神兵” （红枪会）反对苛捐杂税，占领了一二百里地方。
在三山五岳的各路英雄中，牌子最响，势力最大的，要算红枪会。
红枪会发源于山东，逐渐向西流传，它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白莲教。1914年传到豫西，一下子蔓延了十几个县。因为每个入会的人都要拿一杆红缨梭标为武器，故称红枪会。它既不是土匪，也不属黑社会，而是农民为抵抗土匪而组成的自卫组织，但后来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有的则被土豪军阀利用，成为他们互争雄长的工具；有的江湖盗匪也自称红枪会，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除了红枪会，在江湖上横行的，还有黄枪会、蓝枪会、白枪会、黑枪会、绿枪会，还有大刀会、小刀会、扇子会、提篮会、天门会、清道会等二三十种名目的组织。他们有的信奉孔子，有的信奉关帝、观音，有的信奉土地爷爷，有的信奉太上老君，还有的信奉猪八戒、孙悟空，巫医符咒、乩台沙语、阴阳卜筮、八卦五行，可谓无所不有。
红枪会信仰祖师，由传教师传授“神术”。其会员大多是愚笨的乡人。所谓神术，就是先在祖师神牌前烧上香，然后掐诀，念咒，把上身衣服脱光，右手拿砖头打左肋三下，再用左手拿砖头打右肋三下，然后双手拿砖打左右腿、膝盖各三下，接着打脊背三下，最后打头三下。每打一下，口里发出哈声。如此练一个月。然后增加“喝火”、“排刀”。喝火是用一个饭碗装上油，点起三寸高的火头，对着火头由上往下吸，要把火头吸灭。排刀是用一把刀背，用右手拿住，砍左肋三下；左手拿住，砍右肋三下，再用右手向腹上砍三下，砍时照样发出哈声。每晚如此，两个月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
还有一种“铁扇子”法术，据说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练之后，就可以靠念咒语，用扇子把敌人的子弹打落。
从这些神术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江湖文化，与北方的义和团是一脉相承的，都属于画符念咒一派，与东南方城市型的黑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东南方的黑社会，不乏金融家、实业家、知识分子，在赈灾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市政建设部门、治安部门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海外也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信仰、行为准则、做事方式，和西北有天壤之别。
在西北，军队、土匪、红枪会，形成互相对抗，又互相依存的三角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百姓与土匪之间，并没有很明显的界线。关于红枪会的“神术”，愈传愈神。连正规军队都惧怕三分，在碰上红枪会时，往往不战自溃。红枪会因此获得了大批装备，声势愈加浩大。
官府没办法平息匪患，就采取收编招抚的办法。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兵匪不分。在军队里有许多官兵都是土匪出身，有些军队为了扩充实力，甚至把一些已经收编的下级军官又放出去拉杆子，等拉起了人马，再收抚回来，连长变营长，营长变团长。有些白天是兵，晚上是匪；打胜仗是兵，打败仗是匪；也有些上半年是兵，下半年是匪。在西北军队中，黑白两碗饭一齐吃的人，比比皆是。最为著名的有刘镇华和樊钟秀二人。
刘镇华本人并不是土匪，他出生在嵩山北麓的巩县，父亲是读书人，他自己是清末秀才，后来又在保定入北洋法政学堂，当过河南中州公学庶务。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刘镇华是当地一位活跃的革命分子。辛亥革命，陕西的义军从潼关打入河南，在刘镇华的奔走活动下，豫西大部分和民党有联系的绿林豪杰都投奔到革命军中。后来，以这些盗匪为骨干，成立了“镇嵩军”，刘镇华担任协统。
开始，这支军队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粮饷无着，处境险恶。1912年，镇嵩军奉命开回豫西，任务是剿匪。刘镇华剿匪的策略有两点：一是放人出去拉杆子，把盗匪收编回来；二是把一些不服收编的悍匪杀掉。在这次大剿匪中，镇嵩军杀了3000多人。伊川、洛宁、嵩县、伊阳、卢氏、宜阳一带的盗匪，闻风而逃。镇嵩军因而得到中央的承认。
1917年，刘镇华出任陕西省长，镇嵩军进驻周至、户县。这里是著名的鸦片产区，陕西的烟价每两一元，运到洛阳就可以卖七元。镇嵩军一方面自己向河南运土，另一方面又征收烟税，从而发了大财。从镇嵩军的成长，可见西北地方军阀势力形成的诀窍。
樊钟秀是河南宝丰县人，父亲也是个教书先生。樊家拥有105亩田地，自己耕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1913年，因为受到土匪骚扰，全家逃往陕西宜川县。但次年又受到当地土匪骚扰。樊钟秀一气之下，索性自己拉杆子落草为寇。在陕西的河南同乡，怕受牵连，也都纷纷揭竿相从，他的队伍一下子扩充到 200多人。
1915年，樊钟秀接受陕北镇守使的收编，由盗匪变成官兵。1918年，胡景翼等人竖起靖国军旗号，要驱逐陕西督军。樊钟秀率部在西安城外和靖国军激战了一个星期，然后把队伍拉走，声称要开回河南老家，实际是投靠靖国军。
当北洋政府派奉军进入陕西，向靖国军进攻时，樊钟秀又投靠了奉军。后来又把队伍拉回河南，投靠河南督军。冯玉祥把河南督军赶走后，樊钟秀又投靠了吴佩孚。1923年甚至不远千里，跑到广州投靠孙文。
这些绿林出身的大小军阀，大多没有政治信仰，也没有相对稳定的政治背景，今天投靠这个，明天投靠那个，忽左忽右，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然而，最后改变中国命运的，往往是这些桀骜不驯的土皇帝。
【贰】阎锡山之成为“山西王”，并非偶然。他是西北文化的化身，这就是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以其昏昏，使其昭昭。
在北洋官僚集团里，西北有两位显赫人物，一位是冯玉祥，一位是阎锡山。冯玉祥出身于北洋正统，从袁世凯的新军卫队一名正兵做起，慢慢地由副目、正目、哨长、营管带，成为权倾一时的佩剑将军。而阎锡山则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毫无关系，他就读的山西武备学堂，也不属于由段祺瑞督办的北洋陆军学堂系统。
然而，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使这两个人在西北相遇，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1883年，阎锡山出生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永和堡一个地主兼开钱铺的家庭，六岁丧母，九岁启蒙，在私塾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16岁成亲，在五台县城的积庆昌商号当相公，从“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笤帚、掸子、毛巾、抹布）做起，学习怎么记账、怎么算利息，怎么出外讨债、打探行情和做投机生意。
明清是晋商的黄金年代，雄踞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但山西为什么不能像江、浙那样，进化为一个繁荣的现代商业社会呢？看看晋商经商的路线就清楚了，几百年来，他们主要是和俄罗斯、蒙古、新疆、东北等地的游牧民族做生意。这种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的生意，再做一百年，也做不出一个以海洋文明为背景的现代商业社会来。
五台县的经商风气，虽然也是盛极一时，但阎锡山却无心经商，1902年，他凭着一篇《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文章，考取了山西武备学堂。两年后，由巡抚衙门指定派往日本留学。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日本接触到了孙文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为之心醉神迷。不久他便加入了同盟会，又参加了“铁血丈夫团”——其名取自《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阎锡山
1907年，阎锡山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为第六期生。日本教官向他们讲授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打败列强的历史，讲授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军国主义、征兵练武、发展工商业，从而称雄世界的历史。阎锡山对这些课程兴趣盎然。毕业回国后，他便加入了山西军界。
这时候，他的思想和南方的革命党十分接近，经他一手安排，同盟会在山西新军里异常活跃。
1911年辛亥革命席卷全国。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举为军政府大都督。在军政府门前飘扬的既不是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一面源自河图洛书的“八卦太极图”旗。后来有人说阎锡山参加辛亥革命，本身动机就不纯，是伪装革命，“投机取巧”、“窃取革命成果”。
其实，阎锡山把八卦太极旗定为军政府的旗号，已经可以看出，这场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不过是一场紫气东来、真人出世的“汤武革命”。这正是他内心的理想所在，何伪装之有？中国的民主，就在八卦太极图下，开始了一幕幕痴人说梦的闹剧。
1912年，阎锡山兼任山西民政长，1914年，改任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嗣又晋任为同武上将军督理山西军务。1916年改任为山西督军，1917年兼任山西省长。阎锡山抱定宗旨，不参加中原逐鹿，以保境安民为目的，因此对外声明，晋军不出山西一步，但有来侵者，必惟力是视。阎锡山宣称，终北洋时代，晋军唯一一次杀出雁门，是张勋复辟时，段祺瑞在津门宣布讨逆，约山西派军参战，阎锡山派出了一个旅前往北京参加作战，战毕即撤回山西。《阎锡山先生答客问的自述》。台湾，《传记文学》第186号。
阎锡山采取门罗主义，关起门来一心一意经营山西。他痛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现状，于是按照自己土财主的理想，制定了一整套以古人训诫来治理山西的宏图大计。
他的农村改造计划，从训练村一级的行政人员开始，以“民德、民智、民财”为施政大纲，从清丈土地、调查户口入手，以村为单位，村有村长，设村公所，村下面有闾，闾下面有邻。经过数年努力，他在山西建立起一支由50万个邻长、闾长、村副、村长组成的基层干部队伍，管理着全省四万多个村庄。
他把“村村无讼，家家有余”、“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作为宗旨，以期“裕民生、正民行、敦民风”，进而实现古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贤、友信、邻睦的理想。他还成立了好人团，大力宣传种地的人好，当兵的人好，推行育兵育农的政策。
1918年，阎锡山大力实施“六政”、“三事”。所谓“六政”，即禁止留辫、禁止缠足、禁止吸毒和兴水利、种树木、养蚕桑。所谓“三事”，即造林、植棉和畜牧。他把信、实、进取、爱群，作为社会道德的标准，推而广之。同时整顿村制，开村民会议，整理村范，订立村约，立息讼会，设保卫团，为“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的到来奠定基础。阎锡山甚至设想，以村自治作为起点，有朝一日，可以废除代议政制和政党政治，使中国人民行使直接民权。
1920年6月，在阎锡山的主持下，召开了著名的“进山会议”。与会者多是当地的名流耆宿。会议在公署后面的假山（阎锡山称之为“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召开。历时一年，开始时只有12人参加，后来陆续有人加入，多至134人。会场也由“邃密深沉之馆”迁到了山前的大自省堂。
当直皖两系在北方开始兵戎相见，南方也被内部的战争深深困扰着的时候，阎锡山所考虑的，是如何在山西从事道德重建的大业。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能够使大西北的衣冠文物，在这个浑浑浊世中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会议研究的目标，是“人群组织怎样对”的问题。阎锡山认为，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质的一个生物体。按东方文化看，人的价值很高，号为三才之一，二五之精。人与天地合德，人为天地立心。惟其认人之本体如此其高也，故最尊崇人道主义。如“仁者人也”一语，即足以代表东亚先圣先哲对于人生之观念。
人都是想过好生活的，但究竟如何才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按照阎锡山的解释，消极地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积极地说，就是如何使自己有好生活，别人也有好生活。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成物之谓也。过去圣哲对此持论，有所谓理想国者，有所谓死后天堂者。如何而能有实现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就是阎锡山为这次会议定下的研究题目。
会议开了一年之后，对工业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
“工业应有限制；除必须之大工业外，应偏重小工业”。
对商业问题的结论是：
“商业应有限制”。
对土地问题的结论是：
“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既均，人欲亦遂。”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站在西北的立场上，对现代工商业，持怀疑与否定态度。1921年，阎锡山和到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博士有一番谈话，谈到对工商业的看法。
孟禄是教育学的权威，他们的话题也从教育开始。阎锡山认为，人群赖文化以维持；文化以教育为代表。人群需要什么东西，教育即应预备什么东西。
孟禄问，人群现在需要什么？
阎回答：“近来我考察山西各县教育的结果，觉得作饭的人愈没有饭吃；作衣的人愈没有衣穿；作器的人愈没有器用。小民终日劳碌，若问他们作什么，他们便答说：‘我为你们作衣穿，作饭吃，作物用。’山西的情形如此，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使作饭者有饭吃，作衣者有衣穿，作器者有器用。”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许多人都提出过，也尝试过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孟禄认为，在现代社会，要解决这个千古难题，就要用好的方法，改良农业、工业与商业，及改良教育，使人得到实用的知识技能，能利用天然物以为人用，不久即可得到此种结果。
阎锡山一听见工商业，立即摇头。他说：“我很早有个疑问，就是工商业发达的结果，人民是否真正能够得到饭吃、衣穿，与物用，我害怕工商业愈发达，作饭的人民愈无饭吃，无衣穿，与无物用。工商业发达的结果，我害怕不但不能救了人民的苦，反倒更为坏事。”
他的理由是：别的国家工业发达，可运货来到中国换饭，将来中国的工业若发达，不知能运货到什么地方换饭。运往蒙古吗？蒙古人不作饭，怎么办才好？
在阎锡山的想象中，工商业和“走口外”、“闯关东”是一回事。山西人走了上千年口外，闯了上千年的关东，也没见人间天堂的出现啊！路通财通，道路工商业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试看大江南北，铁路沿线无不是最富裕的地区，但阎锡山在山西修铁路时，却偏偏要修成窄轨，与中原的铁路不接轨，弄得火车想进进不来，想出出不去。
明清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就是因为它们因循守旧，不肯融入现代金融体系，才步入衰落之途。但阎锡山依然没有跳出晋商那种陈腐的思维方式。
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一切来自洋人的“思潮”、“主义”，统统抱怀疑态度。他自创了一门“公道主义”，并把它封为“无论何时何地，皆处于对之地位，故能博人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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