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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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一切来自洋人的“思潮”、“主义”，统统抱怀疑态度。他自创了一门“公道主义”，并把它封为“无论何时何地，皆处于对之地位，故能博人人欣喜，处处为人乐于接受”的万金油，是人类通向幸福之门。
　　究竟什么是公道主义？它听起来就像一个伦理学的概念。阎锡山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发明。不论场合，百说不厌。但他始终没有能够说清楚公道主义的基本要点，他只是夸张地声称公道主义囊括了一切主义的优点。他这么解释：
　　“公道主义，为各种主义之本源，乃宇宙间之元气。其为物也，是整个的圆之单体，非零星的枝节凑合。是时中的，非执一的；是养生的，非治病的；是灵活的，非板滞的。举一足以统万，执简可以驭繁，神而明之，事物之真是非可知，宇宙之真主宰可得。”
　　他的灵感无疑是来自最古老的宗法制度。他所极力倡导的“用民政治”，乃是一种敬慎勿怠、宽容勿矜、礼让忠信的道德实践。他所赞不绝口的公道主义，集中了将家庭、社会、政治、宗教合而为一的文化精神。阎锡山所梦想的，就是恢复“立地上以承天，承天道以隆人”的中国文化基础。
　　陈公博
　　中原大战时，陈公博为了动员阎锡山反蒋，曾到山西跑了一趟，他发现“山西对于新文化的接受，还是迟缓，比之山西以外，恐怕要迟到20年。”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一位南方将领在分析阎锡山的思想时，毫不留情地说：“这位先生，自从在山西与世不通闻问，故步自封，绝不见有新人物到山西和他共事，只邀些名士去讲旧学，受他尊崇。20年来，山西充满了儒释道三教九流的风气，和似是而非的学理，新一点的文化，简直不进山西。”
　　阎锡山认为他发明的“土地村公有”就是体现了公道主义。所谓土地村公有，即以公债形式把土地收归村公有，再分给农民耕作，受田之人到死时就把田还给村里；以直接税偿还收买土地的公债。这样既可以保证人人有田种，又避免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这个被阎锡山视作得意之作的改革，在1939年就以失败告终了，弄得地主也反感，农民也反感，70％的人都不高兴。因为山西以自耕农居多，这个改革是先把土地公有，再重新分配，他们觉得这太不公道，当然怨气冲天了。
　　山西官场承晚清颓风，敷衍搪塞、瞒上欺下的道行，比儒家典籍要高深得多。阎锡山鼓励种树，大家就用草包裹树枝、鞭杆、木棍插在地上冒充树苗。阎锡山严厉禁烟，种、运、吸一并悬为厉禁，但1920年破获贩卖烟土、吗啡、金丹的案件，是1918年的四倍。山西禁种，烟土就从邻省大量涌入。
　　阎锡山对各县知事感慨地说：“六政考核处办理已经三年，有甚效果？像这样办下去，再办三年，也是无效。”他又抱怨：“照中央所定的法律，禁烟丹无异于奖励烟丹，禁的愈紧，价值愈大，贩卖的人也愈多。”吴文蔚《阎锡山传》（第一集）。台湾，1983年版。
　　为了推行新法，不得不借助于严刑峻法：贩卖烟土者处死，吸食者判刑。同时强化村制，保卫团用武力推行教化。但仍不见效，硬功不行，又改施软功，设立戒烟会，劝人自动戒烟，然贴标语、写文章、官吏宣讲、学生宣传，折腾了数年，还是吃力不讨好。
　　六政三事推行了五年半，有成有败，但总的说来，赞扬的声音居多，为山西赢得了“模范省”的美誉。山西简直成了太平盛世的标本，据说连一个乞丐也没有。但实际上，1924年至少有超过2。5万名土匪，在山西的地界上横行。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
　　1930年代以后，随着内战向西北蔓延，阎锡山的门罗主义也失效了，山西农村更是一片凋敝。他不得不承认：“年来山西经济，整个破产。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穷。”《呈中央请由山西试办土地村公有制以弭共祸文》。《防共联席会议纪录汇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
　　【叁】冯玉祥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农民儿子，凭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没有信念就是冯玉祥的信念。
　　冯玉祥是典型的农民儿子。
　　他的原籍在安徽巢县。父亲是乡下的泥瓦匠，后来投身行伍，全家迁到保定府郊外定居。冯玉祥的原名叫冯御香——“朝罢衣冠沾御香”，也许，他们家从巢县迁到保定，也是为了离天子脚下近一点，好方便“沾御香”吧。然而，他们实际上过着农夫的生活，春耕秋收，拔草拾柴，每逢青黄不接之际，就要把家用杂物送去典当。
　　冯玉祥的性格非常敏感，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愤世嫉俗的种子。他恨当铺；也恨杂粮店，因为他们家日常吃的米面要靠杂粮店赊账；他恨鸦片烟，因为他的父母饱受其害；他恨贪官污吏；他恨土豪劣绅。总之，乡下贫困的生活，使他满脑子都是怨恨。他的童年只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从12岁开始，就到新兵二十镇的军营里练枪打靶，他是一名真正的大兵。
　　“御香”这个名字确实给他带来不少好运，据说当年慈禧太后从西北回鸾，二十镇要挑选身材健硕、名字吉利的兵丁去站道迎驾，他沾了御香二字的便宜，雀屏中选，真的一沾御香了！冯玉祥第一次和西北发生关系，是在1914年，他作为北洋警卫军第一旅旅长率领部队到陕西一带追剿白朗匪帮，足迹踏遍了陕州、潼关、西安、灵宝、渭南一带。“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大西北的景色，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之中。
　　直皖战争以后，直军第二十师在阎相文师长率领下，开入陕西，驱逐皖系督军。冯玉祥的队伍取道潼关，第二次进入西北。事先冯玉祥请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给胡景翼写信，请他夹攻皖系督军，胡景翼慨然允诺。胡是渭北刀客中一名头面人物，黑道中人，没有不认识他的。
　　北洋政府任命阎相文为陕西督军。不料上任不到两个月，突然吞服生鸦自杀，成为民国以来最短命的督军。他的自杀，并无特别理由，只说担心自己不能统一陕西。对一个刚刚以胜利者身份走马上任的将军来说，这个理由近乎荒谬。
　　冯玉祥　　
　　阎督军死后，冯玉祥由旅长一跃而为陕西督军，成为民国以来升迁最快的军人。外间哄传阎相文的死与冯玉祥有关，后来，更有人写书，直指是冯玉祥在酒宴之上，以毒酒毒死阎相文，收编了他的队伍。但说归说，还是查无实据，遂成轰动一时的疑案。昌人《冯玉祥的转变》。《现代史料》（第三集），海天出版社，1934年版。民国以来，疑案、悬案、无头公案，多不胜数，阎督军之死，不过小儿科耳，连历史学家也提不起破解的兴趣。
　　冯玉祥拒绝搬进阎留下的督军署，他在西安城西北角另建一座新的督军署。这块地方在明代称作皇城，在清代称作满城。辛亥武昌首义后，陕西响应，关中豪杰攻入满城，把里面的满人杀得鸡犬不留，尸积如山，房子也烧成一片焦土。冯玉祥就在这个地方，作为驻兵之地，修建他的督军署。
　　这位农民的儿子终于有了自己的衙门，可以坐在高堂之上发号施令了。
　　冯玉祥上任后，立即疏远了曾为他出过力的胡景翼，他派人对孙岳说：“胡部完全是土匪，扰乱地方，绝不能容的。”
　　孙岳对冯翻脸之速，感到十分惊讶：“焕章（冯玉祥字）太不够朋友。胡笠僧（胡景翼字）刚帮了他一个忙，他就要反过来收拾他。”胡景翼也深感失望地说：“吴佩孚、冯玉祥要把我挤出陕西，要收编我的队伍。”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认为是向中原发展的机会，于是积极向吴佩孚请缨。不料吴佩孚对他素无好感，不肯让他上前线。冯玉祥勃然大怒，擅自将队伍拉出潼关。当时吴佩孚在前方忙得不亦乐乎，无暇后顾，只好委任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负责监视河南。
　　出发前，冯玉祥把陕西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了儿女亲家刘镇华，他把官兵们召集起来说：“这次出征，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讨伐媚日卖国的奉系军阀。”他抬起脚，把布鞋踢出老远，大声说：“我看督军的位置，如同这只破鞋，我们这次参加战事，完全是为尽我军人保国爱民的神圣天职！”
　　壮哉斯言！然而，如果在民主国家，一个总统候选人说他视总统职位如破鞋，选民们还会投他的票吗？人们怎么指望一个把自己职位看作破鞋的人，能在这个职位上为国、为民效劳？好在中国的官员都不是老百姓选的，不烦操心。冯玉祥把陕西督军看作一只破鞋，是因为他一心想得到河南督军这个位置。冯玉祥决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
　　河南督军和奉系暗通款曲，宣布武装中立，凡是参战客军逗留豫境，一律解除武装。但冯玉祥的武装，又岂是凡夫俗子所能解除？双方激战一天，豫军大败。冯玉祥乘机扫荡河南全境。几天以后，政府下令由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
　　河南是吴佩孚的老地盘，他的大本营就设在洛阳，河南督军在吴玉帅面前，从来就像小媳妇一样。而冯玉祥又是个一惯自行其事，不听号令的人。翩翩儒将和草莽英雄之间，必然水火不容。
　　上任没几天，吴佩孚便勒令冯玉祥协饷80万元，以后每月协饷20万元，冯玉祥就算能筹得出这么一大笔钱，也不会白白送给吴佩孚。他复电拒绝了。吴佩孚明确告诉他，如果他做不到，就请让出河南督军的位置。　　
　　冯玉祥感到在河南没办法呆下去了，于是跑到保定向曹锟哭诉，他的用意是向吴佩孚摆出投靠保定系的姿态。不料曹锟对河南小媳妇的处境，大表同情，劝冯玉祥干脆调到北京。冯玉祥吃了一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
　　1922年10月，大总统颁布明令，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交出河南地盘。冯玉祥百般无奈，只好到洛阳向吴佩孚辞行。吴佩孚向冯玉祥提出三个条件，一、河南可以每月为冯玉祥的第十一师协饷20万元；二、冯玉祥只准带走他的第十一师；三、近几个月来冯玉祥在河南新招募的三个混成旅，应该留在河南。
　　“一切悉听大帅安排。”冯玉祥毕恭毕敬，倒行而出。但一回到开封，他立即命令新招的三个混成旅以第十一师的旗号，连夜向北京开拔。他们走后，把旗号运回开封，第十一师才正式动身。就这样，他的西北军队终于堂而皇之地开入了北京帝都。
　　冯玉祥的西北军是一支训练很严格的队伍。从招兵开始，就非常重视士兵的素质。普通士兵以青壮年农民以主，挑选新兵时要先看看头上有没有辫子，没有不行；再看看手掌有没有厚茧，没有也不行。头上有辫、手上有茧，是老实巴交、单纯保守、能够吃苦耐劳的标记。
　　冯玉祥喜欢问士兵：“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
　　士兵们要回答：“我们是从乡间来的。”
　　“你们的父母、亲戚、朋友是什么人？”
　　“都是老百姓。”
　　他也常问自己的儿子：“你的曾祖父和祖父干什么的？”
　　儿子要回答：“当过农民、渔夫、兵丁。”
　　听到这样的回答，他便高兴地笑起来。
　　冯玉祥利用一切机会，向他的官兵灌输平民意识。但西北军里的等级是非常森严的，冯玉祥的命令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违抗。在冯玉祥的心腹军官里，没有一个在国外接受过教育。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下。他们打仗靠的是经验和从说书艺人那儿听回来的故事，直至模仿《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来指挥战斗。
　　为了维护冯玉祥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他把士兵们“结盟”、“入会”一类的活动悬为厉禁。但实际上，帮会势力早已渗透他的军队，他的长兄冯基道就是一个黑社会大老，他手下第一战将张之江也是一名帮会分子。
　　冯玉祥利用基督教作以维系他的军队的基础。他要求全体官兵都受洗入教。这位大老粗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消防水龙头给他的官兵行受洗礼。但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农家子弟来说，基督教不过是一个可以公开的帮会而已。
　　冯玉祥认为基督教有助于向士兵灌输禁欲主义，对加强军队的纪律非常有用。不过，西北农民对基督教，并非真正接受，连冯玉祥也不是认真信仰。他生平除了自己以外，没有真正信仰的人物，也没有真正信仰的思想。孔子、孟子、关公、岳飞、曾国藩、胡林翼、耶稣、列宁、甘地、孙中山等，都在他的脑子里，占了一席之地。而万物的轴心，就是冯玉祥自己。
　　他治军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鼓励官佐家的弟妹子女互相通婚。这有利于把军队变成一个大家庭，而冯玉祥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唯一家长。他总是给结婚的双方都送些礼物，以示威严而有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官佐家的联姻，“一来因为他们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识，相互择配，必较能满意；二来团体的关系也可以因此愈加巩固。”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冯玉祥希望扮演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角色，但却常常力不从心；他是社会改革的积极推行者，但这些改革却往往停留在皮毛琐事上面，诸如不让妓女穿漂亮衣服、宴会菜式的丰俭之类。
　　冯玉祥对阎锡山在山西的政绩，非常羡慕，他在河南时也模仿山西制订十项治豫大纲。当有人向冯玉祥揭露山西的种种虚假做法时，他不以为然地反驳：“有老王时恨老王，没老王时想老王。其实看山西的完整，今天有哪一省可以比得上？”
　　然而，就地方建设来说，他连阎锡山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能够学到。
　　他不如阎锡山之处，在于他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模糊的。
　　西北军每到一处，所谓的政治宣传工作，就是在墙壁上画满红红绿绿的国耻地图和二十四孝图像，在电线杆上钉满写着古圣贤格言的木牌。连士兵们的衣服前后，都缝上白底红字的标语。如果说中国有“标语治国”的传统，那么冯玉祥是开山祖之一了。
　　冯玉祥手下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干部，在担任陕西省民政厅长时，为了禁止妇女缠足，限令各县县长按月缴送一定数量的妇女缠足布，以缠足布的多少作为铨叙的标准。结果，堂堂的民政厅里，缠足布堆积如山，臭不可闻。
　　冯玉祥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不厌其烦地宣扬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打算实践的政治主张。从基督教教义到三民主义，莫不如是。他常常自称是农夫儿子，但他对农民的生活并不真正关心。陕西的捐税预征了五年，到处民怨沸腾。冯玉祥在河南时连开征“古玩出土捐”这样的主意都想到了，还有什么会从他的指缝中漏掉呢？
　　1927年，在他治下的西北，农民已经完全破产，乃至遍地土匪。当时的观察者指出：“自民十四年（1925年）冯玉祥占甘肃，随下陕豫后，不但没有把旧有小股土匪使之敛迹，倒反给西北各地增加了不少匪众，弄得匪氛益炽，冠于全国。”康天国编《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0年版。陕西与宁夏、甘肃、绥远、山西、河南、湖北、四川交界之处，几成土匪的天下。
　　因此，当农民协会成立时，入会者非常踊跃，仅陕西一省，一下子便达15万人。农民已身陷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