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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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当农民协会成立时，入会者非常踊跃，仅陕西一省，一下子便达15万人。农民已身陷绝境，忍无可忍了。他们提着装着“土豪劣绅”脑袋的笼子，到西安送给政府。他们说，我们惩办了一名反革命分子，现在把他给你们送来了。
　　真正令冯玉祥担心的不是激化阶级对抗，而是过分活跃的农民运动，必然会影响他在西北的绝对权威。他训斥农民：“这里有驻陕司令，还有省政府，若你们管这类事，还要他们做什么？”
　　和阎锡山一样，在冯玉祥这位农夫儿子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阴影，这就是深深扎根于黄土高原之上的西北地主集团。中原将在它的面前发抖。
　　第八章农夫的政治
　　【壹】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冯玉祥发动第一次北京政变，把黎元洪赶下台去。他似乎尝到了政变的乐趣，这将成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冯玉祥终于来到了北京，来到了这个北洋官僚集团的心脏。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南苑的航空署旧址。当时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冯玉祥的老上司，辛亥年间，张绍曾担任二十镇统制时，冯玉祥是他属下第八十标第三营营长。在北洋系统中，这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凭着这层关系，冯玉祥一到北京，就得到了每月从崇文门税关和京绥路局拨款15万元给冯玉祥西北军的保证。
　　1923年，北京的政治形势一团糟。曹锟利用他在内阁中的三位心腹——内务总长高凌蔚、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正密锣紧鼓地酝酿倒阁，以便为他竞选总统铺平道路。
　　这一年，北京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政治事件，最终导致北洋官僚集团的全面瓦解。冯玉祥在这些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冯玉祥做了陆军检阅使，从西北的穷乡僻壤一跃龙门，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一尝朝廷重臣、御香中人的滋味了。他作为为数不多的能够参加黎元洪总统星期六会餐的高级官员之一，开始参与中央机密。通常这个周末会餐邀请的只有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陆军检阅使等十四五人。
　　在这些大官中，冯玉祥和卫戍司令王怀庆的关系十分亲密。据说王怀庆是一位喜欢坐在马桶上发号施令的将军。尽管冯玉祥在自传中，对王怀庆作了尖刻讽刺，把他称作“听差和老妈子造就出来的”人才，但在当时，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却足以影响北京政局。
　　曹锟自从打败了奉系以后，头脑有点发热了，总想坐上总统的宝座。吴佩孚一直强烈反对，但毕竟身在洛阳，鞭长莫及，而曹锟身边的一群津保系的政客，整天在他耳边聒絮，和当年煽动袁世凯当皇帝一样，曹锟不禁心动，终于作出“便宜行事，斟酌办理”的批示。
　　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阁运动由暗而明，汹涌席卷北京政坛。
　　冯玉祥和王怀庆全都卷入了曹锟的倒阁阴谋之中，成为积极的同谋者。他们打着索饷的旗号，不断向内阁施加压力。因为财政部拖欠驻京军队的军饷，的确十分严重，以这个名目闹事，易获官兵支持和舆论同情。
　　4月26日的北京城，天昏地暗，寒气逼人。冯玉祥、王怀庆会同警察厅、卫戍司令部、步军统领衙门、第九师的军警长官开会，宣布武装索饷。由各部派出的军需官，一窝蜂前往财政部、盐务署和总理、总长私宅严密把守。然后，冯玉祥带领全体高级军官和重要僚属等85人，把国务院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
　　索饷军人推举王怀庆出面和国务总理张绍曾交涉。王怀庆警告国务总理说，这关系到北京的治安，如果不迅速筹拨饷需，就无法维持。张绍曾支吾其词，把责任推到财政总长刘恩源身上。
　　刘恩源答应在三五天之后一定解决。
　　刘财长是河北河间人，早年在天津武备学堂肄业，又到德国留学，回国后一直碌碌无为，担任谘议、参事、顾问一类闲职，后来投到曹锟麾下，极获宠信，才开始平步青云，成为保定系的干将之一。
　　冯玉祥倒不是要和保定系过不去，他枪口瞄准的是黎总统。经过软硬兼施，讨价还价，财政部答应从5月3日起，至5月10日止，分三期拨发一月饷项139。7万元。实际上，财政部一文不名。到了5月1日，这笔钱还是没着没落。冯玉祥、王怀庆派人向国务院传话，如果5月10日仍领不到钱，就把财政总长绑架到南苑。当天晚上，刘恩源一溜烟逃到了天津，张绍曾也想一走了之，但在西直门被军警挡了回去。绝望之中，这位总理竟被自己的老部下逼得有点精神错乱了。
　　冯玉祥催款十万火急，张绍曾走投无路，只好任命冯玉祥的亲信薛笃弼为崇文门监督，这是一个人人垂涎的大肥缺。但任命送到总统府后，黎元洪一口拒绝，要求内阁改任薛笃弼为盐务署长。
　　6月6日下午，全体阁员召开特别会议。高凌蔚首先发言，他说总统对崇文门监督的任命不肯发表，又以命令形式指示内阁任命盐务署长，已经构成侵越职权，违反责任内阁的原则，提议内阁实行总辞职。参与了倒阁阴谋的阁员们立即齐声附和。
　　张绍曾并不想辞职，但迫于无奈，只好在辞呈上忍痛签名。当天晚上，精神有毛病的总理，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乘火车直奔天津去了。
　　倒阁成功，下一步就是驱逐黎元洪。这一幕闹剧的主演者，还是来自大西北的冯玉祥和坐在马桶上办公的王怀庆。
　　内阁垮台后的第二天，首都的军警长官，又在卫戍司令部开会。冯玉祥、王怀庆极力鼓动部属向政府索饷。
　　政府垮了，就直接向总统索饷。黎元洪是直系捧出来的总统，而冯玉祥是直系的所谓四大金刚之一。但他倒起总统的戈来，理直气壮，绝没有半点愧疚。
　　军警们的情绪被刺激起来了，他们又喊又叫，欢腾雀跃。下午，这些比别人多了几支破枪的丘八，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总统府，指名道姓要黎元洪出来相见。
　　黎元洪无可奈何地出来了，他问军警们：“是不是要我也步内阁的后尘辞职？”军警们回答：“不是要总统辞职，而是要总统发钱。”
　　“发饷是内阁的事，不是总统的事。”
　　“管你是谁的事，反正不发饷我们就找总统！”
　　“你们究竟想我怎么样？”
　　“发还欠饷，万事好商量。没钱我们就全死在总统面前了！”
　　黎元洪只好保证，一两天内就会有新内阁诞生。6月16日一定可以发饷。这种对话，通常只在描写梁山英雄的武侠小说里才会读到，但它确实是中华民国总统与一群高级将领的真实对话。
　　在军人横行的北京，没人敢出头组阁。黎元洪派人到天津和张绍曾秘商，请他复出。但这次会晤让冯玉祥发现了。6月8日，北京的天安门外忽然搭起了讲台，召开所谓的万人“国民大会”。其实到会只有100多人，大部分是换了便装的军警士兵。他们轮流上台演讲，大骂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依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应该叫他卷铺盖滚蛋。
　　6月9日，北京警察宣布罢岗。冯玉祥、王怀庆分函国会和外交使团，声明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新华门和总统官邸外面的卫戍部队统统撤走。黎元洪家的水电也被切断。门外挤满“乞丐团”、“公民团”、“市民请愿团”一类流氓地痞，手执“改造时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狂呼乱喊。
　　6月10日，在冯玉祥、王怀庆的唆使下，又有三四百军警官佐包围了黎元洪的寓所，口口声声要总统发钱。
　　黎菩萨走投无路，当天给曹锟和吴佩孚打电报，伤心质问：“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函示。”
　　曹、吴毫无反应。
　　12日，黎菩萨再次给曹、吴拍电报：“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虽然低声下气，但仍得不到任何回音。黎元洪不禁有“旦夕如坐针毡，似此为人，不如早亡”之叹，怆然而泪下。
　　这次倒阁运动，实在是为曹锟登极铺路。黎元洪是吴佩孚捧出来的，虽然吴一百个不赞成曹锟当总统，也不赞成冯玉祥的胡作非为，但出于对曹三爷的一片忠心，他也不会横加反对。黎元洪大失所望了。
　　冯玉祥、王怀庆继续向总统施加压力，以辞职要挟，声言对治安不负责任。黎菩萨还想扮演一回铁金刚，他在私寓连签七道命令，其中包括裁撤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但印铸局拒绝将命令付印。
　　6月13日上午，冯玉祥派人通知总统，如果在12小时之内还不能发还300万欠饷，驻京军队就要自由行动了。黎元洪终于完全绝望。午后1时20分，他带着几名幕僚匆匆乘火车前去天津。
　　总统刚离开北京，高凌蔚的电话就打到直隶省长王承斌那儿，请他截住总统专车。黎元洪的专车一到北仓，就被王承斌扣住了。
　　王承斌全副武装登车，勒令黎元洪交出总统印信。如果不肯交，就只能把总统带回北京。当天下午，火车驶到天津新站，摘去车头。王承斌派了上千军警把总统的火车严密包围起来，不准黎元洪下车。
　　被困在闷热不堪的火车厢里，黎元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熬到第二天，便熬不下去了，被迫通知在北京的眷属，把总统印信全部交出。但他的夫人把印信送到国会时，适值参议院正副议长改选，新任议长尚未选出，所以拒绝接收印信。
　　王承斌直接打电话给总统夫人，要求她把印信交给首都警察总监。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但为了救丈夫，黎夫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大总统印信终于落入了逼宫者的手里。王承斌又代黎拟了三道命令：一、向国会辞职；二、大总统职权交国务院摄行；三、声明临行前所发命令无效。
　　在每道命令上都签了名以后，这位被困车上12小时38分的大总统，才得以狼狈脱身。当他的专车重新挂上车头，驶向天津老站时，漫漫长夜已经过去，而黎元洪的政治生涯，也在这淡淡的晨曦中结束了。
　　与此同时，高凌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冯玉祥、王怀庆都有出席。他们宣布了军警在总统出走后的四点措施：一、维持治安；二、约束部下；三、拥护国会；四、保护外侨。他们再也不提辞职一事了。
　　冯玉祥在北京的种种非法活动，不仅使中国的法治完全破产，而且为曹锟日后贿选总统扫清了障碍。当官僚们发现这个乡下人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危害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冯玉祥以“基督将军”自诩，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真正热衷的是通过不断的倒戈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谋取政治资本。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内阁和总统相继垮台。现在，曹锟要登上总统宝座的道路已经铺平了。论功行赏，冯玉祥应是头号功臣。
　　1923年7月3日，曹锟在保定接见国会代表，他踌躇满志地，语气坚决地保证，他愿意做国会的后盾。
　　议员们都知道，这是曹锟迈向权力之巅的开始。这位布贩子出身的军阀，抵挡不住“总统”这个职位的诱惑，终于和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一样，自己往这个火坑里跳了。议员们热烈鼓掌，以示欢迎。
　　曹锟又加上一句，他愿意拨出巨款资助国会，名为出席费，其实是收买议员。仅此一项，便达20万元。
　　根据院法，议员每年的薪金不过5000元，每月领取不能超过400元。由于财政困难，近年都是减成发给。所以这笔出席费确实颇有吸引力。闻风而来者，不在少数。
　　在曹锟和国会之间充当联络官的，是他的副参谋长王坦。虽然所有保定系和天津系的直系干将都动员起来了，但他们并不都明白曹锟的心理，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民国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总统是可以善终的。
　　对曹锟究竟该不该当总统，王坦有一段精辟之论：“若是为国，责任艰巨，当不得；若是为自己，要快快下台，就当得。赚了一辈子的钱无用处，老子不愿意干了，买个总统当，当上两天，回家养老，以终余年，当得。为下台而当总统，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要早走，要快下，有这决心，可以当。没有这决心，不可以当。钱多了，后人守不住。普通人有个二三十万尚且无好后人；能当总统的，儿子会好得了吗？人的一生，就怕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尚且不好，何况当总统呢？”　王坦《曹锟贿选总统始末》。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尽管吴佩孚反对，尽管浙江反对，尽管东三省反对，尽管广东反对、国民党反对，但无论如何，正如当年的洪宪帝制一样，贿选一经发动，就没有办法中止了。
　　9月7日，众议院开常会，讨论延长议员任期案。这是为了确保现任议员饭碗，为贿选之先决条件。该案即日付诸表决，在场308人，261人起立赞成。即日开三读会，咨达参议院。9月26日，参议院也召开常会，临时变更议程，先讨论众议院移付延长任期案，在场多数赞成。当即由主席指定审查员，立即审查，然后报告审查结果。在十几分钟之内，以开快车速度连开三读会，不加讨论，原案可决。
　　这项修正案，经两院议决后，马上咨达摄政内阁。内阁于10月4日公布出来。作为报答内阁对修正案开绿灯，国会也于同一日匆匆通过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并通告于10月5日举行大选。
　　一连串政治游戏，令人目不暇接。幕前幕后，不知有多少暗盘交易。反对直系的议员纷纷离京赴沪，杯葛贿选。冯玉祥一直假装养晦，不与闻世事，其实他安插在内阁的心腹，司法总长程克，却异常活跃，且肩负疏通反对派之责，直接卷入了贿选活动。
　　曹锟
　　10月5日，北京城里到处飘扬着五色国旗，一派热闹气氛。这场还未启幕，就已经恶声远播的闹剧，终于鸣锣开场。所谓竞选者，既无“竞”也无“选”，不过由一班领了黑钱的猪仔议员走走形式而已。
　　下午4时，公布点票结果，曹锟以48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时离冯玉祥把黎元洪赶出北京，还不到四个月时间。
　　吴佩孚在洛阳听到“选举”结果，不禁长叹一声，喃喃地说：“宵小不但误国，而且误曹。”宵小者，冯玉祥、王承斌之流也。吴佩孚打仗一流，搞政治却是九流，怎么也玩不过保定系、天津系的政客，何况还有一个西北老农给他们打头阵。
　　10月10日，曹锟从保定乘坐花车抵京。冯玉祥派了一营士兵在车站欢迎。车站各门断绝交通，警戒森严。上午7时5分，高凌蔚、顾维钧、程克、冯玉祥等人到车站迎接新总统。7时35分，军警吹响了预备号，报告花车已经到了西便门。7时45分，汽笛一声长鸣，总统花车缓缓驶进车站。曹锟身穿蓝色军服，斜系红色大绶，胸前挂满勋章，踌躇满志地走下站台。冯玉祥心潮激荡，他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
　　【贰】冯玉祥为曹锟贿选总统铺平了道路，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奖赏，刚刚倒完总统戈的冯玉祥，现在又要倒直系的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