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迷失-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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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祥一再通过秘密信使，叫西北军必须坚持反蒋，但西北军声称不救出总司令，反蒋只是一句空话。西北军的代表秘密入京，向蒋介石发誓，西北军愿意和中央通力合作，把阎锡山驱逐出山西。蒋介石说，如果西北军真有这个决心，中央一定全力支持。其实当时蒋介石的代表正在太原和阎锡山秘密谈判。
　　有史家认为，西北军和蒋介石联络，是冯玉祥暗中授意的一个小把戏，做给阎锡山看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石友三的队伍这时从平汉线向石家庄方向移动，造成阎、冯之间一场恶战即将爆发的空气，也是把戏的一部分了。真是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自不同。
　　果然，阎锡山得到情报后，大为紧张，亲自到建安村当面质问冯玉祥，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假药？冯玉祥指天誓日，坚决和阎同生死，共患难，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两人跪在地上，抱头痛哭，并当场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阎锡山给了冯玉祥一批子弹和20万的现款，连夜派车把他送到风陵渡。
　　冯玉祥逃离险境，回到了西北军，和分别多时的袍泽相见，惊喜交集。大家急着向冯玉祥请示今后西北军的大政方针，冯玉祥壮志凌云地说：“和阎先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
　　自从把冯玉祥放出来以后，阎锡山的态度逐渐明朗了。
　　1930年2月10日，他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相约共同下野。此电一出，石破天惊。两天后，蒋介石复电，称现在下野绝非其时。阎锡山再去一电，仍请共同下野。蒋介石赫然震怒，立即回电，警告他：“悬崖立马，正未为晚，尤不必多所渎陈。”王芸生《十年观潮记》。《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一期。
　　此后，南京和太原之间的电报战日趋激烈，已到了骂街的地步。3月14日，第二、三集团军将领57人联名通电，劝蒋下野。并且拥戴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陆海空军总、副司令。在这四人当中，只有张学良拒不就任，并表示未预闻其事。
　　虽然东北骑墙观火，但西北、西南携手反蒋的局面已告形成。
　　3月12日，冯玉祥秘密回到潼关，挥师东进，五路大军由陕南出平汉线、由陇海路向郑州推进、由甘、宁、青猛扑河南。杀伐之声四起，风云尽皆变色。冯玉祥的代表仆仆于途，远赴香港，劝汪精卫北上参加反蒋。
　　双方基本同意，由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汪精卫发了一份电报给阎锡山，希望他立即出任新政府主席，“领袖群伦，共成大业”。
　　国民党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大小政客们云集北平、太原，忙着成立党部，组织政府。摇唇鼓舌，用尽心机，惟恐天下不乱。
　　终于，蒋介石的容忍到了极限，4月5日，国府明令阎锡山免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讯办。
　　严阵以待的中央军，对西北军施以迎头痛击，进攻鲁西一路的西北军匆匆退回河南。
　　前方浴血奋战，后方的政客们已经磨拳擦掌，准备分赃，今日开报告会，明日开茶话会。代表汪精卫的陈公博从香港赶到太原，和阎锡山举行密谈。他发现太原街上贴满了“拥护革命领袖汪精卫”、“打倒叛党殃民的蒋介石”等红红绿绿的标语。阎锡山诚意拳拳地说，“我们就等着汪先生大驾光临。”
　　陈公博转达了汪氏意见，尽快成立正式政府，政治上有利于外交工作的开展，军事上可以促使尚在徘徊观望的军人们归附。阎锡山不赞成设立军政府或临时政府，决设立永久性的政府。
　　这个还未成立的新政府，第一项新政就是接收海关，截留关税、盐税。
　　阎锡山的惊人之举，使南京政府慌了手脚。尽管有东部财团做后盾，但连年战争，开支过巨，已有捉襟见肘之感。天津海关是万万不能给敌人接收过去的。
　　蒋介石心急如焚，双管齐下，一面派大批说客到东北劝张学良和中央合作，并以陆海空军副司令为酬；一面以重金激励各军猛烈进攻，扫清山东方面的敌军。
　　7月13日，反蒋各派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又是起草组织大纲，又是拟定会议规则，俨然十分热闹。
　　然而，这时前方的形势却不甚乐观。中央方面的军队向济南发起围攻，战役打得相当惨烈。8月15日，南京军队攻入济南。此时，冯玉祥在陇海路拼命前进。两军动用炮兵，战况最激烈时，冯军每日发射两万多发炮弹。据称此项纪录即后来抗日战争时亦所未有。兰封附近机场全被破坏。在前线督战的蒋介石也险成俘虏。蒋介石急令在济南的十九路军向陇海路驰援。
　　十九路军勤王救驾，直扑新郑以北地区，切断西北军的退路，迫使在新郑的三万西北军缴械投降。晋军军心大乱，士气低落，几万大军纷纷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在黄河大桥上被中央军飞机炸死的，不计其数。冯、阎各军退入河南的溃军，又由于骚扰地方，惹起民愤，频频遭到红枪会的袭击。
　　在历时六个月的中原战争中，中央军投入百万大军，阵亡三万余众，伤六万余众；反蒋军伤亡，不下20万人。一幕古战场“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竟在1930年的中原重现。
　　1930年，蒋介石、张学良、于右任、王宠惠（从左至右）在国民政府委员就职典礼上
　　7月23日，汪精卫偕夫人陈璧君经日本抵达塘沽。当晚乘专车赴北平。次日和西山派的邹鲁、谢持见面，双方握手言欢。８月３日应阎锡山的邀请，再赴石家庄和阎会谈。8月4日，阎锡山在石家庄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扩大会议从8月7日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至9月15日共开七次大会。9月1日公布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主席名单。阎锡山做了国府主席，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均系国府委员。
　　阎锡山原定在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正式宣誓就职。这里的五个九代表着九五之尊，但后来宣誓仪式在9时正就举行了，提早了九分钟，变成了四个九。后来人们在私下议论说，就因为少了一个九，变成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这是个不吉利的数字。
　　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地主老财们，一腔“了却君王天下事”的英雄气概。不料，张学良盱衡世局，对做盐不咸，做醋不酸的国府委员不感兴趣，反而欣然接受了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头衔，于9月18日通电主张罢兵，一切静候中央措置。并派大军入关，接防天津。
　　张学良放弃中立，扩大会议的讣闻立布天下。各派要人纷纷作鸟兽散。汪精卫匆忙赶到石家庄和阎锡山商量对策。沿途所见，善变的石友三已经让他的队伍换上和东北军一样的服式了。
　　从山东退回来的晋军将领都在石家庄，疲惫不堪。阎锡山向汪精卫提出了一个计划，目前集结陇海路的西北军、杂牌军，以及从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尚有50多万之众，不如放弃河南，集中河北，把东北军赶出关外，据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汪精卫也提出了另一个建议：把扩大会议解散了，或者使军人方面容易应付也未可知。
　　西北军的代表马上表示赞同。
　　阎锡山建议到郑州和冯玉祥直接面商。当晚，阎锡山、汪精卫、陈公博一行人乘坐专列，直奔郑州。刚过顺德府，接到情报说石友三的队伍已经开始自由行动了，前面的路程凶吉难料。
　　阎老西急忙中途下车，掉头跑回山西去了。汪精卫硬着头皮到郑州，和冯玉祥见面。冯对汪氏主张也一口赞同。但这时他的军队，在陇海路上已一败涂地，西北军的好几名高级将领都领了南京政府的钱，拉着队伍过南京那边去了，陕西根据地也被夺了，几十万大军顷刻瓦解。冯玉祥和汪精卫分手后，便带着少数部队逃到了娘子关。
　　大家对局势的急转直下，深感绝望。陈公博事后感叹：“民国十五年时候，河南督军岳维峻手上掌着70多万兵，不两星期便烟消云散，我当时很骇异，以为逐个排头砍去，两星期也杀不了70多万人；但到了这时，我却恍然大悟，军心离散，真是不崇朝便如山倒，那么楚项羽垓下的兵卒，听了楚歌一夜散尽，的确并不是历史上的神话了！”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阎老西仅做了10天国府主席，便仓皇逃回太原。喧腾一时的扩大会议，转眼间风流云散，化于无形。
　　在这场史称“中原大战”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的手段，固然靠金钱收买、封官许愿，引人入彀，以资利用，并不光彩，蒋自己也承认：“时局虽有发展，一再离合集散，但策略难定——联此制彼或联彼制此，皆非正本之道也。”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5日。引自［日］古屋奎二《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哈尔滨出版社，1989年版。但无论如何，他也的确使东部避开了一个凶险的关隘。
　　在一个中央政府已丧失权威，政治道德普遍趋于崩溃的年代，蒋介石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认为阎、冯、李这些败军之将，一时不易复起，便积极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他希望早日重建一个有权威性的、有效率的中央政府，使国家政治回归正轨。
　　立法院长胡汉民首先起而抵制，他以军政时期尚未结束，不宜行使训政约法为由，反对马上制订约法或宪法。他说如果有了约法而不能行，或行而枉之，还不如没有。
　　然而，如果因为害怕不好好执行约法，就干脆不制订约法，是说不通的。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国家处于军政时期是军人独裁的最好理由，胡汉民作为文官，理应致力于结束军政，推进训政，但他竟然反对实行训政，而身为军人的蒋介石，相反却极力鼓吹结束军政，双方的政治态度，看起来竟如此吊诡，实为令人费解的咄咄怪事。
　　其实胡汉民是不想让蒋介石当总统，又不好明言。尽管在中原大战期间，他和蒋介石采取了一致的行动，但他绝不能容忍蒋介石独霸天下。
　　胡汉民
　　在推行训政这件事上，蒋介石遇到的问题，与当年孙文建立中华革命党时遇到的问题很相似。他以为可以依靠个人魅力，依靠个人的道德力量，绕开——而不是解决——所有政治障碍，由他领着党前进。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1931年元旦以后，胡汉民屡次就召开国民会议问题，发表演说和谈话，坚决反对制订约法，毫不退让。
　　胡汉民在南方有很大的号召力，为免夜长梦多，蒋介石在上海滩那套流氓手段，又派上用场了。
　　2月28日，蒋介石在家中设宴招待所有在京的中央执监委员，声称由于胡汉民对于约法问题，坚持反对，造成党内出现危机。他要求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一职。当天深夜，蒋、胡二人见面，两人有如贴错门神，一言不合便冲突起来，胡汉民大发脾气，把蒋骂得狗血淋头，他说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是中央党部的决议，既成决议，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主张了。蒋对他的指责简直是“发神经病了”。香江楼主《胡汉民被禁汤山始末》。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一册）。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
　　蒋介石十分担心胡汉民一怒之下，会跑到南方，或者躲进租界，于是，第二天，竟把胡汉民送上汤山软禁起来。消息传开，西南大为震动，一时飞短流长，不胫而走。反蒋声浪由暗而明，竟有高涨奔腾之势。
　　3月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案，并选林森为立法院院长。4月22日，约法草案经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修正通过。5月5日，国民会议召开，《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经修正通过，6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
　　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制宪人才，也愿意立宪，但从清末开始喊立宪，喊了20多年，大清倒了，民国继续喊，宪法（约法）草案搞了一部又一部，为了宪法的战争打了一场又一场，血流成海，死人无数，但就是搞不出一部举国信服的宪法来。
　　孙科中执会的会议刚开过没几天，4月下旬，新任立法院长林森竟联合古应芬、邓泽如、肖佛成三位监委，发出对蒋介石的弹劾案。紧接着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几十人通电拥护四监委，且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句。汪精卫的改组派、邹鲁的西山派等反蒋人物，振臂一呼，从者云集，纷纷奔赴广东。
　　宁、粤分裂后，交通部长孙科作为孙文的儿子，以调人身份，仍然留在上海，但他和广东关系深厚，决难置身事外。蒋介石想把他拉到南京，但在南方代表麦朝枢、陈友仁等人劝说下，孙科最后选择前往广州。
　　孙科南下后，西南的声势陡壮。5月27日，各方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凡一、二、三届中央委员愿意反蒋的，均可以作为非常会议的委员。
　　非常会议是扩大会议的南方版。5月28日，非常会议推举汪精卫、孙科、邹鲁等15人为国府委员。汪精卫还精心设计了两句政治口号：由建设而图统一；依均权以求共治。
　　纸上谈兵，固然漂亮，只是无用。
　　非常会议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限其24小时内即行引退，也不过聊壮声威而已。非常会议基本上是一班文人政客的活动，西北军队已经无力参与，而南方的军队也是采取观望态度，因此，宁粤双方对峙了数月之久，而终于没有兵戎相见。
　　当时，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是蒋派人物，被视为投机取巧的军人政客，广东开府以后，陈铭枢连夜出走香港。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围缴了省保安队的枪械，复派代表到兴国和十九路军联络共同反蒋。
　　陈铭枢亦从南京飞抵赣州，命令十九路军参加对江西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本来，蒋介石叫陈铭枢到江西去的目的，在于对付陈济棠，但陈铭枢在暗中又和蔡元培等人秘密商定，利用蒋介石要十九路军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即对宁粤双方实行武装调停，建立第三种势力，以控制整个局势。
　　南方风起云涌。7月，下达讨蒋令。驻美公使伍朝枢在华盛顿宣布降旗回国。唐绍仪写信给美国总统，劝他不要支持蒋介石。冯玉祥的旧部石友三、韩复榘在北方又有卷土重来的迹象。
　　蒋介石四面楚歌，连喘息之机也没有。
　　然而，世事往往难料。当南方车辚辚、马萧萧，准备对蒋大兴问罪之师时，东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全国形势出现了根本性剧变，反对内战的呼声响遏行云。
　　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南京政府的代表风尘仆仆，直奔广州，和广东国民政府议和，并邀粤方派代表到上海举行正式谈判。9月26日，宁方代表抵达香港。
　　双方经过一再磋商，同意广东方面的四项条件：一、派十九路军驻沪担任警戒；二、宁粤统一后，蒋介石必须下野；三、恢复胡汉民的自由；四、释放政治犯。
　　10月18日，粤方和谈代表汪精卫、孙科、伍朝枢、邹鲁、陈友仁、李文范由香港乘船赴沪参加和谈。经过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风风雨雨，10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位巨头在上海见面了。
　　汪精卫表达粤方的意见，大致可定三点：一、国府主席宜如德、法总统，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总司令制；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
　　蒋介石态度谦恭，对汪的意见一律赞成。甚至以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