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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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确阐述了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必然性及其前途。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寻找革命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就决定了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而不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能是其他任何前途。
第二，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人民内部各阶级的地位。对于国家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于国家的阶级基础，他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应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因为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需要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要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但他们“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他说：“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9页。）
第三，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及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其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它对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则实行专政。对于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他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特别是选举权，只能给人民，不能给反动派。对反动派则实行专政，“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只有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只有发扬人民内部的民主，才能有效地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这两方面，即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对派的专政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此外，毛泽东还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上，作了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已经系统化。这篇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集中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家政权的基本理论，创造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在中国条件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新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是新型的民主和新型的专政相统一的政权。它既不同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又区别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设计的无产阶级政权，是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就是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组成的。它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上和它所压迫的阶级对象上，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上，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结成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联盟。此外，人民民主专政概念本身的表述，也具有特色。其概念的内涵不但明确，而且科学。在主体上，“人民”的涵义比“无产阶级”广泛得多；在职能上，增加了“民主”，并把它放在“专政”前面，说明民主是基础，对大多数人民主，只对少数人实行专政。把“人民”、“民主”、“专政”三种涵义表述在一个概念之中，清楚地体现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会产生误解和片面性。
同时，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结合我国长期进行革命斗争和农村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问题，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能全面、直接地反映我国的本质，从根本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民主集中制一直被载入宪法，成为我国政权组织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之后，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构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系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和适合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有其鲜明的特点和优点：它充分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能够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它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既保证国家权力的统一，又使国家机关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既能保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又能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执政地位是通过对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党对国家事务作出的重大决策，经过人大的充分讨论，可以更好地集中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有领导有秩序地发扬民主，有效地协调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民行使议政参政的权力。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关系有历史渊源，不少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成立的，并在长期的斗争中同共产党结下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情谊。新中国建立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实践中采取过许多形式。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中参政议政，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合作共事，举行双周座谈会，举行最高国务会议，举行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协商座谈会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共产党又通过它实现同民主党派进行合作和政治协商，因而它又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组织形式。
第2节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一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提出
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里，必然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以后，应该建立怎样的经济制度呢？
基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的认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绝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和地主操纵国民生计，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绝不能还是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把这个经济纲领概括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
没收官僚资本，是鉴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它同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无论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的角度，还是从“节制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角度，都必须解决大资产阶级及其官僚资本的问题。抗战胜利以后，在国内阶级矛盾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解决官僚资本问题，更成为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以达到消灭官僚资本的目的。没收官僚资本具有双重革命的性质：一方面，它将摧毁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另一方面，它将剥夺大资产阶级，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主要是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土地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孙中山所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近代中国存在着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量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的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只占有少量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土地制度是近代中国被侵略、被压迫、贫困落后的根源。不改变这种制度，农村生产力就无从发展，广大农民群众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所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是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的一种最彻底的办法。
民族工商业是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拥有的那部分企业，保护民族工商业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毛泽东之所以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提高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地位，主要是针对党内有些人忘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忘记了民族资产阶级是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存在着很快就要消灭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他反复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此外，民族工商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民族工业，大多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保护和发展它们，对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建设，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对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从这种实际出发，毛泽东指出：“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l254～1255页。）
总之，三大经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通过这三大经济纲领的实施，将在中国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
二 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的实施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就是土地问题。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就必须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围绕农民的土地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政党都曾提出过自己的主张，并试图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都没有获得成功，惟有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曾深刻指出：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也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胜利。可见，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也成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中最重要的政策。
早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了寻找革命的力量，就把视角投向农民。1925年，他写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广大的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
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的力量不足，却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革命力量，也不知道到何处去取得广泛的同盟军。能否解决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农字第九号通知，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八七会议制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并强调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1928年7月，中共六大提出：“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历史上第一次着手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经过了长时间的探索。1928年12月，毛泽东领导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意味着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这对于土地私有观念很深的中国农民是难以接受的。同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虽然按人口平均分配，也引起了一部分中农的不满。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制定的《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对《井冈山土地法》是一个原则性的纠正。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能实行土地国有，因为现在尚无全国的胜利政权可言，不能将土地归苏维埃所有解释为国有。”毛泽东根据在农村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最早明确提出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纠正了从土地革命开始以来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土地国有”的主张。土地国有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必须首先变地主土地私有为农民土地私有，最后达到土地国有，这是中国土地运动发展的规律。
此后，在土地革命的政策上，作出了许多具体规定。1929年7月，闽西第一次党代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给地主以生活出路，“仍分给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