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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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ㄉ璧墓婺３也屏ξ锪Φ目赡埽褪敲傲耍突岢鱿志没炻遥涣秸吆鲜剩镁臀榷ā！保ā冻略莆难　返�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陈云在这里所说的建设规模是指基本建设规模；所说的财力、物力，是指投资和机器设备、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这四个方面。他指出，为了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必须寻找一些制约的办法。陈云提出：第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第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第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第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第五，注意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

陈云的这些重要思想，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的经济调整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　　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体和基础，中国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开始的。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用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底，毛泽东开始酝酿制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列，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如何实现工业化，却是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崭新历史课题。

在毛泽东看来，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首先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在中共八大前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地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工业化。但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发展农业、轻工业与发展重工业的关系，已经有了农业是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他从农业关系到5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产品是主要出口物资、农业是积累的主要来源等6个方面讲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48～549页。）　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6页。）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提出将重、轻、农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次序颠倒过来，改为农、轻、重。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通过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三　　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改革的初步探索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过于急促和粗糙，也遗留下许多问题，需要党逐步地加以解决。这主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成为惟一的经济成分；可不可以有限度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的作用还要不要发挥，如何发挥；如何发挥中央、地方各级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客观形势要求党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进行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

第一，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在中共八大上，陈云作了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的新问题》的发言，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陈云的这个设想，不仅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且涉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涉及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法存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传统观点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调整经济关系的新思路：“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中共八大以后，国内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显著增加，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供应量，又扩大了就业人数，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无害。针对在个体户增加的同时，出现了少数自发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工商企业（所谓“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的现象，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100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之为“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党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讲到：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否可以批准？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那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也在国务院会议上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大煤矿由国家开办，小的则可以由合作社或私人开办；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搞一点私营的。上述思路，是很新颖的。它说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中央不仅没有打算一下子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还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应当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

与此同时，邓子恢主张对农业集体经济内部的关系要进行调整：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生产队对生产组实行按片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僻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对邓子恢提出的这种调整集体经济内部关系、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张均表示赞成。邓小平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他还引用刘伯承常说的一句四川民谚“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明这个道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成为1978年改革开放的先声。

第三，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就发挥市场调节作用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改革方案，他指出，我们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1957年3月，刘少奇在对中央党校学员的谈话中还提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错误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他说，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说，中国原来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商品经济要搞久一点好，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不久，毛泽东又强调要重视价值规律。他在195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他在同年3月的一个批示中还写道，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第四，改革和改善管理体制：划分管理范围、扩大地方权限与“两参一改三结合”　。

早在1955年底开始的大规模调查研究过程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扩大一点地方的经营管理权，给地方一些独立性的主张，涉及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问题。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少，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地方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而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有较多的自主权，它们的一些发展经验值得我们研究。他甚至提出，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的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建设我们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6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体制会议，周恩来就改进体制的意义、原则和方法作了系统的阐述，会议拟定了改进体制的初步方案。中共八大后，陈云主持体制改革工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等三个文件，基本上反映了“八大”前后党探索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认识成果。基本方针是：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心内容和总的精神是：适当调整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以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这些都是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出发，毛泽东还对调动发挥工矿企业内部工人的积极性、加强和改善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给予了关注和思考。1960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批示中把鞍钢的经验称为“鞍钢宪法”，认为鞍钢创造了一套不同于苏联权威的企业管理经验，其中特别强调了鞍钢“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1961年9月中央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根据这一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强调要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充分发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生产技术民主，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形成和完善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和运行机制，为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第3节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思想
一　　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随着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建立，中国国内的敌我矛盾得到基本解决，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显现和突出出来。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困难，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人闹事。同时，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