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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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的说明。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子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把这些脏东西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一边倒”，就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方针，他告诫人们：“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毛泽东认为，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仅能使我们保障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战争不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更有利于废除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旧有条约，迫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并无条件地承认中国。可见，“一边倒”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巩固和建设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一项重大决策。
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外交方针，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的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对我国在新的基础上创建新型对外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思想和我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及出发点是：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和国际新型秩序的准则，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各个国家的事务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解决，任何外国都无任何干涉他国事务的权力。这是制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时，曾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页。）同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的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页。）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主张，为后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基础。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印度方面对此表示赞同，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了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在1954年的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把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后来，周恩来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的发言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并且有了科学、完整的表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方针的具体体现，它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适用于处理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毛泽东指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们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周恩来强调，这五项原则可以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五项原则的广泛适用，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并且将有助于创造和扩大和平地区，从而减少战争的可能，加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 团结反霸与“三个世界”理论
1．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早在1946年8月，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依据这个思想确定了自己的外交战略：为了对付最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包括英、法等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新兴的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逐步成为一股联合的独立政治力量，并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20世纪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诞生，以“七十七国集团”为代表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国际性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第三世界这一力量的形成。它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从属于苏联的独立的外交路线，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并成了世界反霸的主力军。
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出现的另一个新情况是，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逐步激化。苏联的霸权主义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政府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同一大批亚、非、拉民族独立的国家和欧洲、大洋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毛泽东通过对国际格局新变化的长期观察和深入分析，于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全面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日本外）、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随后，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系统阐明和论述了毛泽东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
2．“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内涵和特点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不是根据某个国家或某类国家的阶级属性进行的，而是依据每个或每类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经济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来确定的。经济力量强大而企图称霸世界的是第一世界，经济力量次之的中间势力为第二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属于第三世界。可见，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具有特定的内涵和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975年毛泽东会见第二次访华的尼克松一是毛泽东在把美国和苏联并列为第一世界的同时，指出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是重点。把美苏并列称之为第一世界，不仅仅是由于这两家“原子弹多，也比较富裕”，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企图称霸世界，并在世界各地争夺霸权的斗争中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在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反对美苏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从当时的情况看，由于过去美国伸手过长，实力相对削弱，处于守势。而苏联的霸权主义已取代美国，处于进攻的地位，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所以，中国在反对美苏争霸的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重点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美国就成为一支可以利用乃至联合的力量，于是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
二是把第二世界看做是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一些国家一直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殖民主义关系，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摆脱超级大国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是中国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毛泽东一贯重视对敌斗争中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中国对第二世界的积极评价，扩大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联系，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是强调第三世界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主力军。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并不是由毛泽东首创的，但在以往的第三世界的定义中，往往被看做是美国和苏联之间一种微不足道的和被动的力量，而毛泽东则赋予第三世界以全新的积极意义。在毛泽东看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虽然较穷，经济不够发达，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艰巨任务。但它们并不是一种可以任人宰割的力量，它们不仅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的威力，而且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力量，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主力军。毛泽东十分重视第三世界内部的团结，认为彼此有争端的第三世界国家，要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各自的矛盾和分歧。没有团结，第三世界就只能是一盘散沙，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的理论，确定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
四是强调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毛泽东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对外政策中的根本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必须坚决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同时，由于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历史上有过相似的遭遇，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能站到第三世界的对立面去，尤其不能成为骑在它们头上作威作福的超级大国。毛泽东一再告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现在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不能与大国富国比，只能与一些较穷的国家在一起，居于第三世界；即使将来富强了，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团结谁、联合谁、主要孤立谁的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第3节 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
一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建设的重要性
1．执政党建设关系到能否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建党思想，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如果往前追溯，可以说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萌芽于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提出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形成于八大，后在曲折中发展。它是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建党思想在执政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和新的发展，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实现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所提出的正确理论观点和所作的经验总结，它在许多方面发展了列宁创建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基于毛泽东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建设重要性的深刻洞悉上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在思考共产党执政后能否保持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先进性的问题。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于1645年陷于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毛泽东对此文极为重视，他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页。）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等应邀到毛泽东家做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