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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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指出这个方针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我国的各民主党派与欧美国家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在历史上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爱国的进步的政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它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也就成为这部分劳动者的政治联盟。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郑重宣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应遵循的方针。他强调，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在各党派之间能够起互相监督作用；我们要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既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历史经验的生动概括和总结，又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事的一贯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其思想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

首先，关于“长期共存”。这里所说的长期共存，不是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而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最终消亡相联系的。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民主党派存在与活动，有利于增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对民主党派就应采取长期合作的方针。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仍将存在着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它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着具体利益与要求的差异。这反映在党派问题上，就表现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要求与其相联系的民主党派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这就是民主党派长期存在并得到相应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条件。至于民主党派究竟存在多长时间，周恩来认为，“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其次，关于“互相监督”。毛泽东说：“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0页。）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但是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自己的缺点，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党当然首先应加强自我批评和依靠群众监督来消除缺点错误，同时也应当善于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正是由于民主党派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反映着社会上一个方面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因此，他们能够对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共产党员所不容易提出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

以上论述说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毛泽东首倡、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政策，它将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长远的影响与作用。

　

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其基本原则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地区上呈现出互相交叉的特点。在长期的发展中，各民族之间很早就有了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几千年来各民族的交往、迁徙所形成的各民族交错聚居和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为我国各民族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实行团结合作创造了条件。同时，近代以来我国各民族都是被压迫的民族，有共同的命运和遭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的敌人，各族人民也都以不同方式参加了民主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了亲密关系，形成了血肉不可分的整体。

正是根据我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它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并确定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一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酝酿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由于理论上、政治上不够成熟，曾把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后来，党认识到它们不适合我国情况，因而逐步摒弃了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主张。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应允许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可以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1年，民族区域自治首次以法律形式正式载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重申了关于民族自治权利的主张。1947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帮助内蒙古人民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这是党所主张的我国少数民族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实行平等自治的一次重要实践。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个实践中总结经验，最后确定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新中国建立后，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国家于195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着重规定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大历史作用。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正式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一项根本制度确定下来。1955年我国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8年成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到1965年又建立了西藏自治区。

在领导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是：第一，坚持民族平等，实现民族团结。各民族不分大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应该相互团结，相互帮助。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都要反对。第二，按民族聚居程度实行不同级别的区域自治。所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国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执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自觉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第三，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少数民族以切实的帮助，使他们尽快赶上或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这些理论成功地指导了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至今仍具很强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第4节　　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原则
一　　“向科学进军”

1．发展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涌现了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等许多新的领域。现代科学技术所引发的产业结构、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深刻改变着世界的面貌。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除苏联所拥有的科技可以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抗衡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都相当落后。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如何同当代科学技术的潮流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应有的职能和应有的优越性，不能不成为当时的一个迫切任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分析了国际上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状况，论述了我国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更加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和发展科学，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国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状况与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后来，毛泽东、周恩来等对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进一步论述。毛泽东在1963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因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在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大搞技术革命，并提出了分步骤分阶段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思路。为切实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共八大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第一，削减国防和行政开支，增加文化教育费用，由“一五”计划的57％左右提高到60％~70％。第二，加强专门人才的培训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掌握世界各国的最高科研成就。第三，进一步密切国际间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第四，及时解决必需的图书、资料、仪器和试验场所等问题，积极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第五，确认毛泽东1956年4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繁荣我国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方针，以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56年2月，毛泽东和桥梁专家茅以升（左二）、化学家侯德榜（左三）等交谈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又制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其基本精神是：

尽量瞄准当代世界的新兴科学和技术，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加快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步伐，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在选择和确定科技项目时，要根据我国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突出重点，以免分散力量。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开始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历程。几十年之后，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郑重地要大家“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2．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随着中国开始努力发展科学技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开展，知识分子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党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

第一，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工作会议上提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一年后，他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他强调，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这个队伍中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队伍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第二，改善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努力团结知识分子。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很少，而新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在短期内大量培养出来。为此，中共中央提出，对旧知识分子不要排斥，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他们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新中国服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周恩来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提出，现代科学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1962年，周恩来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其基本思想是，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的领导工作，善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充分信任他们，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为了克服党内一些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倾向，解决当时存在的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单列一节阐述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第三，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为了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党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确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放手地吸收、任用和提拔他们，发挥他们对国家有用的专长；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更好地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工作上，使他们能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科学理论研究；要迅速建立学位、学衔和发明创造的奖励制度，以鼓励知识分子上进和刺激科学文化的进步；改善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注意在他们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克服在这方面的关门主义倾向。

这些具体政策是党对知识分子基本政策的体现，是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条件，有利于激励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聪明才智。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夏季以后，毛泽东改变了对我国知识分子基本状况的估计，把所谓“资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