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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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30），这位欧洲神学之父、禁欲理论的首席掌门，虽将鬓衰体弱的后半生留给了“忏悔”，但却把年富力强的前半段用于疯狂的纵欲：“上帝啊，给我贞节吧！——但现在不！”李书崇在其《东西方性文化漫笔》中道：“被圣奥古斯丁用理论武装起来的禁欲主义，使西方男女的脸上长达十个世纪没有挂上过笑容；难怪罗素说：‘他的思想阴影，就像一种沉重的物质力量，笼罩着西欧人心头一千年。’”
圣人们的“桌下曲”无不言说着一个事实：“性”牢不可摧！“快感”不战自胜！即使道学表面上再狰狞再凶悍，其本质也是虚弱不堪的。就连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圣雄甘地，也不得不羞涩地承认：当他和天香少女肌肤相近时，自己竟遭“冲动”袭击！
文化伦理对“性”的钳制毕竟有其历史契约性，而最黑暗、最不人道的对“快感”的剿灭却来自政治和权力意识形态。比如二十世纪的政治极“左”运动。
颇富深意的一个现象是：“性”与“民主、人权”在遭际上竟有着惊人相似！现代专制集权虽政治上高扛“反礼教”“反封建”旗号，但对“性”的态度却和禁欲主义、中世纪神学如出一辙，这在昆德拉、克里玛、奥威尔、王小波等人的小说中都有淋漓的影射。比如奥威尔的《1984》：为了取消一切和“党”争夺群众的东西，确保对党魁“老大哥”一人的绝对忠减，“党”推行“性严格主义”和“新女性”政策，不仅在价值观上苛意贬低“性”，甚至试图从技术上废除“性高潮”；用主人公温斯顿的话说，他妻子的身体“已被党的力量永远催眠了”。在这样的禁欲统治下，人的政治反抗也往往采取了性的方式，比如温斯顿和少女朱丽叶的偷情，以及朱丽叶故意和“党员”们淫乱等。中国“文革”时曾秘密传抄的“地下黄毒”——《少女之心》，亦属此例。性也是一种政治反抗，而且是最易操作、成本最低、代价最小和最惊心动魄的一种反抗。和受苦受难的斗争方式不同，她是一种愉悦方式的反抗，是身心并赴的一种狂欢式的发泄，其本身无甚风险，因为性能量每个人都天生具备，随身携带，可随时随地爆发与消逝，过程简单而隐蔽……
（三）
以上所说，无非是承认“性史”在“社会史”、“人类史”中占据着极重要的一页，亦是对轻视肉体的虚伪行径表示厌恶，但并不意味着在“性”与“人”之间绝对地划上等号。这也是我和敬文东先生间的一点歧异。
物极必反乃自然之道。性也不例外。任何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在本质上一样反常，一样有悖健康人性。愈淫乱的社会愈易生禁欲，愈禁欲的时代愈易致纵欲，就说明了这点。
应该说，“性”——在人的所有天性中，是最难以自身意志来控制、最难用律令来约束的，就像大自然无处不在的水。水无形，又最有力，是福祉，也是灾难。她凶悍，她温柔，她甘之若饴，她咆哮如雷……无论什么时候，对“性”的尊重和爱护都像对水一样，包括两个方面：鼓励与调控。前者意在畅通，后者旨在有序。没有“性”的土壤是干涸的，必然导致生命的皴裂，而绝对主义的性自由同样有害，她使人性陷入熵涝的泥沼与腐烂之中。
重要的是给“性”一个容器。什么样的容器呢？是靠人自身的文化属性和邻近的精神手段来疏导，还是借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来围堵？是借“大坝”强行截水以消翦“洪水猛兽”，还是靠人的素质来保护环境、借更多的天然湖塘以分涝泄洪——乃至灌溉利津、滋润田亩？究竟意识形态的牢笼更管用，还是大自然的“保险柜”更保险？
其实，对日日夜夜生在岸边的农人而言，这是个常识。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没有政治权力的强行染指（比如彻底告别了奥威尔《1984》中的那个时代），即使我们迎来了一个人身充分自由、“性”已真正获释并独立的社会（比如今天的欧美），“性”的苦恼和忧郁亦将存在，甚至更加突兀。迄今为止，人类已发明了许多“容器”模具，诸如伦理、婚姻、责任、法律等等，但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都不是那种只对“性”有利而无害的容器。从终极意义上说，这样的容器大概永远造不出来……“性”之永恒恐怕也就在这里。
从人的整体历史来看，对“性”起决定性调谐作用的，仍在于她内部的天然力量。
性本身就充满天然的矛盾。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正像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正是辩证法，是上帝的“有机”原理。否则，若一件事做起来对当事人只有利而无害，那就可怕了。性也一样，她本身混含着温柔和粗暴、紧实和空洞、兴奋和沮丧、高潮和疲惫、销魂和落魄、狂妄和自卑、快感和犯罪等数不清的暧昧品质，而且，疾病、死亡和心灵虚无的阴影始终伴随着她。她是猩红、艳丽和灼热的，同时又是灰色、沉闷和压抑的。该矛盾并非后天的道德和政治设定，而是先天的生物定律和自然法。这也印证了古希腊神话中性爱之神爱洛斯的形象：他总是手持一盏灯步入黑暗的卧室中——抚慰和恐惧、诱惑与陷阱、生命的魅力和死亡的力量一并散发着……也就是说，“性自由”中包藏着天然的“不自由”成分！也正是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给予“性”以天然的保护，不致使其走向单极而崩溃，不致因溃疡而腐烂。
即使没有伦理道学这层后天的道德审视关系，在人的主体内部，“性”与“羞耻心”从来就是孪生的。即使圣奥古斯丁是个天大的伪君子，但他有一句话却没错：“无论性欲在何处起作用，它本身就感到羞耻。”“羞耻心”，这正是造物主在亚当夏娃体内种下的最有力的精神疫苗，或者说“理性牛痘”。即使再万恶不赦的人，也没有荒唐到在大街上随便淫乱的地步，人毕竟不同于一般动物——这就有救了。另外，还有真正的“上帝”——大自然的生物秩序在起作用，那些天然的威慑力量和杀手，比如性病、爱滋病等，不都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逢时”地一次次亮鞘开刃吗？六十年代风靡美国的“性解放”没撑多久即偃旗息鼓，不就是骇于这种自然法吗？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然界有一个能量守恒原则，或许人类的性能量也有这样一个制衡机制。过分的纵欲亦是对生命力的一种破坏，其后果是意志的沮丧、信仰的怀疑、机能的枯萎和文明的衰落。
（四）
或许仍有人会问：不是曾有过像古希腊和《诗经》时期那样尚不算“坏”的“性沸腾”期吗？但别忘了：那已是童年的故事！那时候，人为生命选择的“归属”不是和自己一样的同类，而是主宰生命的宇宙、自然神或它们在人间的符号化身（比如图腾像或寺院祭司们。古巴比伦、印度和罗马都有让少女把贞操献给神的“圣妓”风俗），也正是这种对神的敬畏和膜拜才导致了人对同类的懈怠和漠然，导致了人世性行为的随意与混乱。而随着文明的递进，人文理性的发育，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为自己选择“人间的归属”，渴望“一对一”的真实付出和占有——婚姻自在的生活意义开始逐渐取代神话色彩的归属概念，而生活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多地和“惟一性”、“排他性”、“忠诚感”、“安全感”等心理因素维系一起……人类性史也和生物史一样，经历了一场从“野生”到“家饲”、从“旷野”到“室内”的演化。历史和时间毕竟是单向的、一维的，人类无法也没必要重返“童年”时代，其道理，就像一个长大了的人无法再学婴儿那样不穿裤子。
文明皆“后天”。价值、道义、伦理、法律……无不是后天建立的某种秩序。这种“后天”的合理性一点也不比“先天”更逊色，你尽可怀疑它的内容和细节，并试图重新编纂和修订，但最终你仍会肯定和拥护这种“后天”的必要性和巨大价值。此乃一种社会生活的契约，一种游戏规则——只要这世上尚有第二个人在，只要有“他”，游戏就存在，而契约和规则就是必要的。因为秩序是必要的——没有秩序就没有和谐。
另外，还有比性欲更饱满的东西：情欲！一种基于爱而生的更诱人更容易通行和被认同的东西。性欲的本质是一种“占领”，其快感也主要是由“深入地占领”这一意念中产生的，它可以丝毫不顾及对方的利益。而情欲则不同，它是由一种叫“爱”的虚线来牵引的，即“因情而欲”，“占领”仅仅是它的一项要求，而它还有别的要求，比如让对方快乐、让对方因自己的介入而感到幸福和满足，它不会故意做对方所厌恶的事——一旦对方反对，它立即会主动终止、改辙。
而爱情，则纯粹是一种精神感受了。它的基因和诱子是“性”，但其表现形式和内涵却超越了单纯的“性”，它甚至可以完全放弃“占领”——并不是说它反对“占领”，而是说它可以接受“不占领”，在“不占领”情势下，亦可以保全爱，延续和发展爱。罗曼·罗兰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埋葬爱人的坟墓！”也就是说，即使你永远得不到她，你也没有真正离她而去，甚至会离她更近。
事实上，性欲、情欲和纯粹的爱情，正是这“三位一体”组成了人类对异性所有的态度。称之为生命中最基本的“资源”和“能量库”亦不过分。
（五）
墨西哥诗人帕斯，年届八十岁时推出了一部著作：《双重火焰：情爱与性爱》。他把性爱看作炽热的红色火焰，将情爱喻作炉火纯青的蓝色火焰。虽承认二者都根植于原始的生命之火——性，但他认为性爱不同于原始之欲，人类性爱基本上是一种想像活动，就像诗歌把日常语言变成韵律和隐喻一样，“性爱是肉体之诗”，是人为克服疏离感而与“他者”融合的欲望。
更重要的是，帕斯认为，只有当性爱被提升到情爱时，只有欲望被注入了爱的元素，只有男女在彼此肉体中找到灵魂时，生命的短暂才能得到永恒的呵护，对死亡的恐惧才得以克服，人方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境界。他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爱情是一棵花木，那么“性”就是花木的根，“性爱”即由根长出来的茎，而“情爱”则为生在茎头上的花。花木是否开花，灵魂是否如愿绽放，完全取决于培养的信心和工夫。
帕斯还指出，现代人的爱情危机在于采取了感情上节省、性欲上放纵的态度，杂乱的性关系最终导致了灵魂的普遍失落——这并非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缺乏爱的能力问题。对个人灵魂的无视使人丧失了对爱的基本了解和运用。而丧失爱的能力即丧失自我的存在意义。
为此，帕斯崇尚欧洲“骑士文学”中的那种“宫廷之爱”：求爱的骑士把美丽的贵妇人升到女神的地位，为了感动对方，不惜以自己的百般坚忍和仰慕衷肠来赢得美人之悦，无论相爱之路多么坎坷，多么凶险，也无怨无悔，在所不辞……
应该说，帕斯这种对“性”“爱”的嫁接模式，反映了人类一种基本的“性现实”和“性理想”，不失为一条理性和诗意的正途。
我本人拥戴这个观点。
《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祝勇编，时事出版社2001年3月版。
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败笔拾遗
？ 王 澍
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胡适、鲁迅，都是些叱咤风云、名列鼎甲的人物，其中两位维新家、一位国学家、两位政治家、两位文学家。他们的生平活动几乎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骨骼。然而后人评论他们常常施墨于其得意处，而回避其败笔。现将这些重量级人物之败笔，择其荦荦大者，揭示出来。需说明，余胆也小，惟恐落得嫉贤恶谥，故按俗套在败笔前先略摆其功。
康有为（1858～1927），维新派首领，官至工部主事，多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站出来大声疾呼，接连上书，直至皇帝采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他组织了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等组织，并办报纸宣传改良。
康有为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破天荒地想到用非暴力手段解决国家与社会的种种危机与难题，进行了社会改良的艰难实验。这一实验恰恰是中国最需要的。中国几千年历史不乏革命家，只缺改良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康梁横空出世，此前无人与其颃颉。康有为的业绩不在于改良本身——改良在中国一蹴而就的可能性本来就近于零，我们不必苛求康有为，康有为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改良的正途，想了并且做了。只是因为遇到袁世凯这样的小人才失败了。这本身就说明，康有为已经最大可能地接近了胜利。
关于康有为的败笔，最流行的说法是他在变法失败之后组织了保皇会，成为了厕中之石。对此，我不以为然。保皇固然不好，保那些走马灯似的“大总统”就好吗？那些靠军队横行的权贵们，既与民主不侔，又与文明制度相违，他们笑保皇派，实五十步笑百步也。保皇派至少无意中保住了一些必要的文明制度，避免它们彻底毁灭，而那些军阀与政治大擘，无论多好的文明他们都敢将其置于兵燹战乱之中。
康有为没有逃脱造神的窠臼，他为保住变法神坛坛主地位，捏造了一些假象，这方面的史料正逐渐被挖掘出来。然而这些终究还算不上了不起的败笔。
康有为的最大缺失在于，他不安于改良家的名分，反而弃大而就小，觊觎圣人、学者的名分。这是非常让人不解、遗憾与痛心的。学者之可贵就在于他以天下为己任，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改良家乃是极有价值的学者，是学者中的佼佼者。得到改良家名分，已属大幸，夫复何求？何必非要著作等身，戴上圣人的光环？
康有为为著书而著书，反而心长力绌，弄巧成拙，暴露了学术上的浅薄。他写了《大同书》，但大同本属子虚乌有，大同了，差异没有了，人类也就走到了尽头。大同永远不可能出现，它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不值得作为学术题目加以讨论。至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更有抄袭嫌疑，犯了文人之大忌，书中的主旨多出自四川学者廖平的《辟刘篇》。廖平其人没有心计，城府洞开，在《辟刘篇》尚未正式出版之前就让康有为过目。而《知圣篇》的内容，最少也稀稀拉拉向康有为讲过。康有为得廖平的思想如饮甘泉，不久就写出了《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部书。书一出版即遭腾议，人们纷纷指责康有为抄袭，成为当时有名的学术公案。梁启超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一语道出了廖对康的影响。假如康有为以改良家为最高荣誉、不做空头学问的话，形象会更高大，影响力会更久远。
严复（1853～1921），近代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中国近代文明之火的点燃者之一。1894年甲午战争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反对守旧，主张维新，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救亡决论》）翻译《天演论》，宣扬“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对当时思想界有巨大影响。他曾主办《国闻报》，协办通艺学堂。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