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3-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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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卡夫卡总让我有种深得透骨的隔绝感。在卡夫卡的作品里，你无法获得文学给你的审美的震颤。更深地阅读只会更深地被引向内心的深渊。卡夫卡不可能知道，他的出现，导致了一种文学的彻底转变。透过纸页，我看到一个没有祖国的犹太灵魂，满怀乡愁地在湿雾中缓慢行走着。他离开了根，但根一直活在他身上。他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在永无故乡可回的旷世的漂流中，是谁把卡夫卡带到这里的？卡夫卡的道路是什么？卡夫卡说：“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他和道路相互地处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中。道路是他心中的一根绳索，拴住了他的个体生命。道路包含着终极悖论，根本就是无路之途。卡夫卡以不幸相遇的方式与这条道路立下了生死盟约。
就这样，写作作为日常生活，上升为生存伦理。卡夫卡说：“写作是一种祈祷形式。”卡夫卡的写作充满了宗教感。他的写作穿过表象世界进入深渊境界，是典型的宗教思维方式。自审是他写作的本质。写作是他生命的象征，是把自己托付给命运的方式，是实现了生命的宗教。我无比真切地感觉到，写作作为生存现象才能成为一种祈祷形式。卡夫卡又说：“只有通过我的写作我才停留在生命中。”写作中的卡夫卡，他觉得“我的耳廓自我感觉清新、粗糙、凉爽、多汁，犹如一片叶子”。对于与布罗德的通信，卡夫卡认为这让他们的脖子都搁在各在一边的刀锋上，“然而如此缓慢，如此激动人心，如此少流血，如此折磨心脏，如此折磨双方的心脏。”写作让生命感无比确切，是卡夫卡惟一真实的生活，尽管创伤也是活过的标志。因此，卡夫卡不可能成为巴尔扎克之类的博大、厚实、辽阔的作家。他是个高度主观性和私人性的作家，是个不断地倾空自己的人。对他来说，写作就是不停地削减和释放，直至卸空自我，抵达无所不在的虚无。他像飞蛾迷恋火一样迷恋写作。他用了耗竭一生的力量，在写作中找到并坚守自己的命运。飞蛾在冰冷的火焰中化为灰烬，而语言是纯净的火，燃烧后不会留下任何灰烬。语言是闪电的灰烬。
卡夫卡最终无法获得他的主人身份。他的每个词、每个音节都留了下来，包括隐私的文稿、书信和日记。我同意米兰·昆德拉的意见，布罗德的行为是一种背叛，是无可原谅的。尽管没有布罗德，卡夫卡甚至不可能在文学史里留下名字。米兰·昆德拉说：“人们对待死人或像对一堆废料或像对一个象征。对于他的已亡去的个性，是同样的不尊重。”卡夫卡死后，在写字台上许多字纸下面压着一张折叠好的、用墨水写的纸条，写明了给布罗德，要求这位终生的朋友将他的日记、手稿、书信等毫无保留地、不加阅读地销毁。一个作者面对作品时都有一种毁灭的企图。这也是一种自杀。就像城堡的本象是荒诞一样，写作也成了荒诞的形式本身。是在无聊的生涯中添加的无聊的行动。世界已被植入病菌，他也是病毒携带者。或者说，他就是疾病。在与疾病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他感觉着疾病的症候，追寻着病毒的来源，找寻着更好的药物。文学疗之不愈，在一定意义上毫无功效。他的写作是为自己和这个世界拟就的悼词，除了给寒冷的世界增添寒冷，还能增添什么？他的生存只能是一个错误。相信卡夫卡一定会这样向自己提问：对于这世界写作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维特根斯坦在札记里写道：“如果你奉献了一件祭品后对此感到得意的话，你和你的祭品都会受到诅咒。”对于卡夫卡来说，他不需要墓碑。生存的意义不在于显示，而在于隐匿自身。世上的光来自语言。语言是生命的投射。卡夫卡以开掘黑暗的方式收集光芒。他的作品反照一生。卡夫卡百余万字里弥漫着的那片巨大的深隐的黑暗静静地拥抱他的尸身。
“一辈子都是作为死人活着的”、幽灵般游荡在世上的卡夫卡最终留下了他的永远不会失效的文字。现在，他的内心就在我眼底彻底开放着。我阅读着他公开的心情，就像阅读着他留给我的遗嘱。我能感觉到他的额头在不停地颤抖着。他的每一次呼吸都仿佛召唤。我触摸着他，就如同站到孤零零的悬崖上，底下是漆黑的浪群。我屏住鼻息，一阵阵地晕眩。卡夫卡给了我这样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一生都孤身一人活在一场风暴里，没有岸，也不会有前来搭救的船。他在风暴里寻找着一种残存的力量，一点点地记录下来。现在，我沉没在他制造的风暴里，渐渐蜕去了肉身和骨骼，只剩下一颗胀大的心，我也终于获得了安慰。当我行走在亚洲的中心那片苍凉、干渴的土地上时，我感觉到我经历的将近三十年的生命变得虚幻起来。卡夫卡这样认识他的日记：“一切在我看来皆属虚构。”世界的不真实来源于我们自身的不真实。卡夫卡的人生掌握在虚构里。在我看来，卡夫卡的一生都与虚无搏斗，但只有搏斗，没有结果。卡夫卡终被虚无摧毁。这个有着梦一般气质的瘦削男人的生命仿佛虚构，而我们虚构了谁，又被谁虚构着？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叶廷芳、黎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三月第一版，7。00元
《卡夫卡传》，马克斯·布罗德著，汤永宽译，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一版，12。00元）
挽紧时间的缆绳
——普鲁斯特论
？ 赵柏田
1。一个人的肖像
像胡蜂一样蜷缩着，小心翼翼地向着内心开掘。像一位博物学家观察昆虫或者植物一样，怀着热情而又冷漠的好奇心观察人，精确地描写人的情感。喜爱生动的形象，认为事物的外部只是表象而已，必须通过表象去寻找内在的意义……一个人的肖像是否可以传达出他内心风暴的某些图景？在大多数可以见到的肖像画里，普鲁斯特的脸形是有点女性化的椭圆形，饱满的唇上留着一抹八字小胡：年轻，甚至还可以说漂亮。值得注意的是他平视的眼光——一个白日梦患者的柔和的凝视。同时代人的肖像描写几乎都提到了这一点。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十分典型的孔多塞中学生。上衣翻领的饰孔里插着一株白茶花（那个年代的风尚）。衬衫领子是裂口式的，胡乱地系着湖绿色的领带，穿着扭曲的长裤和飘动的礼服。一个有点过大的脑袋。一头浓密的黑发。漂亮的眼睛（在迷人的眼光里，对万物的了然而产生的悲伤沉淀在一种轻快的狡黠中），夸张的优雅，略带一点年轻人的自命不凡，再染上一点点“恶的意识”。
1889年，他是驻守奥尔良的第七十六步兵团的一个二等兵。在一张拙劣的照片上，这个衣冠不整的步兵穿着一件飘动的军大衣，一双带着询问意味的大眼睛隐灭在花盆似的军帽帽檐下。步兵受训时，他在六十四人中名列倒数第二。第二年他就退役回到巴黎。
1910年，奥斯曼大街102号。房间里摆着一张他称之为“小艇”的小桌，上面散乱地堆放着书籍、纸张、翻开的笔记簿、蘸水钢笔的笔杆和烟熏疗法的一些用具。在这之前一个确切时间不详的日子，他确定了将要开始的小说的形式。他已经透过时间的迷雾看到了未来这部小说的轮廓，但要写多长，他眼下还心中无数——也许会和《一千零一夜》一样长。但他知道，写作这本书会花去他许多个白天和黑夜——“可能是一百个，也可能是一千个”——需要无限的恒心和勇气。失眠症越来越严重，为了隔绝噪音，他让人将房间的墙壁全部贴上了软木贴面。房间里全是烟草的黄色烟雾和呛人的气味（哮喘和枯草热使他迫切需要抓住一个依靠者，过去是母亲，现在是文字）。透过世纪初的这层烟雾，出现了穿着一件长睡衣、外罩一件有许多格子花纹的再生毛线衣的普鲁斯特。他脸色苍白，有点浮肿，两眼在烟雾中闪闪发光。这是工作状态中运思的艺术家。他偶尔从笔记簿（黑漆布封面的普通学生笔记簿）中抬起头，目光好像黏附在家俱、帷幔和屋内的小摆设上，他仿佛是在用皮肤的所有毛孔吸附着包含在房间里、瞬间中和自我里的现实，他脸上浮现出的恍惚的神情，好似一个通灵者正在接近不可见的事物。
一幅1917年的肖像，记录者是他一个女友未来的丈夫。当时正是战争期间，他穿过冷清阴郁的巴黎大街，去里茨饭店和女友相会。记录者怀着醋意感觉到，在他周围波动的气氛中，有着某种奇特的东西。——他不是属于普通的人类，他仿佛每时每刻都从恶梦中走出，因此属于另一个时代，也许属于另一个世界。
高高的直领，上过浆的护胸，背心的领口敞开，领带与海员相仿。肩膀有点宽，脸庞丰满。过于挺起的胸脯。留得过长的头发，浓密、乌黑，在脑袋周围形成厚厚的一圈。记录者注意到了他的眼睛：女人般美妙，像是东方人的眼睛，其表情温柔、灼热，而又无动于衷，使人想起“母鹿和羚羊的目光”。上眼皮微微遮住，整个眼睛沉浸在一种很宽的茶褐色眼圈之中，使他的相貌带有一种既热情又病态的特点。
记录者还观察了他的动作，猜测这些动作的涵义：他往前走的时候，有一种局促不安的缓慢，惊慌失措的麻木。还有他笑的方式：突然扑哧笑了一声，然后立即用手捂住嘴，就像顽皮的孩子在上课时既玩耍又怕被老师发现一样。结论：这是一个矛盾重重的综合体（他在人前既像个孩子，又像个老年官员），身体的笨重同话语和思想的轻盈混杂在一起，讲究客套与不修边幅混杂在一起，表面的力量与女性化的实质混杂在一起，再加上社交场上的某种迟疑、含糊和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好像在刻意躲避着什么，以尽快返回到他思想中焦虑的秘密。
时间行进到了1922年11月18日。一张没有血色的脸，脸上的胡子长得很长。目光变得极为强烈，像是穿过屋子看到了什么不可见之物。他看到的是死神，一个丑陋的胖女人，他不顾一切地叫了起来：“她很胖，很黑，全身穿着黑衣服，我害怕！”
在那间带家俱出租的房间里，他凹陷、瘦削的脸在胡子的映衬下显得黑黝黝的，沐浴在暗绿色的阴影之中。人们把一大束蝴蝶花放在他不再起伏的胸口。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不像五十岁的人，而像刚过三十，仿佛已被他驯服的时间不敢再在他身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据说他死之前还在口述对作品的修改，重点放在小说中的人物贝戈特之死的描绘（他在修改中是否放进了自己濒死的体验？）。在这里引述他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话是完全必要的：
人们埋葬了他。但在出殡那天的整个夜晚，在灯光明亮的橱窗里，他的书三本一叠地放着，犹如展翼的天使在那里守灵，这对死去的作者来说，仿佛是他复活的一个象征……
2。—杯茶中的花园
“小玛德莱娜”，一种充作茶点的小蛋糕，看上去像是用扇贝壳那样的点心模子做成的，四周还有规整的一丝不苟的皱褶，普鲁斯特形容它的样子，“又矮又胖，丰满肥腴”。一个冬日的下午，他掰了一小块这种小茶点放进茶杯里泡软，准备食用。这时奇迹发生了，他记录下了那个小小的瞬间：
——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小勺茶碰到我的上腭，顿时使我浑身一振，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
在谈到这件事情之前，普鲁斯特阐述了他对往事和回忆的一个信仰（一个毕生的信仰）。因为尚无自身经验的求证，他小心翼翼地举了一个人类学的个案，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前的凯尔特人对灵魂的信仰：人死后的灵魂，拘禁在一头牲口、一株植物或者一件无生命的物体当中，生者从旁经过，如果听见了这些拘禁的灵魂的叫唤，那些禁术就会破解，于是灵魂解脱，又回到尘世间继续生活。
“往事也一样；”他说，“想方设法回忆，总是枉费心机”。因为记忆的居所是如此捉摸不定：一是它藏在脑海之外，在智力的光亮照不到的角落：二是它隐匿在你意想不到的物体中，一个人穷尽一生能否遭遇到全凭偶然。
幸运的机缘降临了——这样的机缘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遭遇过一次。它引发的首先是身体的快感：如御风而行，如蹑步太虚，内心深处似有什么在颤抖，在努力地破开水面浮上来，你可以感觉到它在慢慢升起，听到它—路浮升发出的汩汩的声响。
一个人不禁要问：这种身体的欣快感从何而来？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同刚喝下去的茶水和点心有关（往事重现：那还是童年时代，礼拜天的早晨，姨妈把这种小蛋糕浸在椴花茶里让他喝），但它又远远超越了味觉。为了搞清它所从何来，他喝了一口又一口，直到舌蕾上像是滚过一阵清风。他告诉自己，再喝也是无益，那个发现真实的时辰已经过去，你所处的又是一条崭新的河流。于是他放下茶杯，转向内心，因为至此他好像醒悟到，他所追求的“真实”，并不在茶水和“小玛德莱娜”中，而在自己的内心。心外无物——“只有我的心才能发现事实真相”。
在这里文学越过了心理学的樊篱，到达了心智的明澈。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发现。由这发现，放之可弥六合，卷之刚可退藏于密。而对这部七卷本的《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一个长年累月幽闭在房间里的哮喘病人来说，只不过是他找到了如此活着的一个意义的支撑，他要去做的一项工作：活着为了回忆。
他好像潜入了一条黑暗的河流，身边不时卷过杂色斑驳、捉摸不定的漩涡。这河流的心脏，搏动着的、透露出隐约的光明的，是视觉的回忆，因太过遥远，它还显得模糊。这渺茫的回忆中形象的碎片，它能不能弥合，能不能浮升到清醒的意识的表面？它上升，又下沉，当它无影无踪时又焉知不会从混沌的黑暗中升起来？他八次、十次地努力，直到肚子里的液体因跑动发出虚空的咣当声。
这就是“小玛德莱娜”，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