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3-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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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字号，虽崇尚吉利，但也要不失雅意。像书中介绍的天津的一些老字号如“盛锡福”、“谦祥益”、“正兴德”、“一品香”、“祥德斋”、“桂顺斋”、“登瀛楼”、“同埃汀薄ⅰ岸厍炻 钡榷际恰１绕鹣纸竦摹蚌析巍薄ⅰ敖瘀巍薄ⅰ敖鹪Α薄ⅰ敖鹆薄ⅰ胺⒌每臁敝嗬矗秸咧湓谖幕庠躺系牟钜欤遣谎远鞯摹�
然而笔者认为最富有情趣的，还要算是书中谈传统商业广告楹联的部分。
楹联，又称对联，是由民间贴春联的习俗演变而来的。而贴春联，则又源于古代新年为驱鬼祈福而书写的“桃符”。《后汉书·礼仪志》说：“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止恶气。”这种题写和悬挂“桃符”的习俗，到北宋时期，已经十分地普遍了。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幢幢日，还将新桃换旧符”便是证明。然而到后来，这种桃符就被春联或称楹联所代替了。
楹联的发展，肇始于宋而盛行于明、清。这可能是因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中多有骈句的缘故。《宋朝事实类苑》载：“福唐（今福建省福清县）有当垆老媪，常酿美酒，士人多饮其家，有举子谓曰：‘吾能使媪致数十千，媪信乎？’媪曰：‘倘能之，敢不奉教！’因俾媪市布为一酒帘，题其上曰：‘下临广陌三条阔，斜倚危楼百尺高。’……媪遂托善书者题于酒旗上，自此酒售数倍。”这是提到的宋朝的酒旗诗，其性质与商业广告楹联极相仿佛，大概也就是它的前身了。
中国的商业广告楹联，具有独特的形式要求与极高的审美价值，它不仅讲求文字严谨，对仗工整，平仄协调，而且有一种行业方面的暗示作用，寄寓着主人办店的追求和希冀。如一幅中药店的楹联说：
大将军，骑海马，身披穿山甲，过常山，去斩草寇；
小红娘，坐荷车，头戴金银花，到熟地，接见槟榔。
这副楹联，全都是用中药名连缀而成，构思精妙，见解独到，而且有一种磅礴的气势。有一副颜料店的楹联也很有特色，其句为：“鹅黄鸭绿鸡冠紫；鹭白鸦青鹤顶红。”一概由禽鸟之色喻颜料之色，从而连缀成句。另有一种店堂的楹联反映了主人很高的人生价值取向，譬如一副药店的楹联说：“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还有一种楹联既能结合行业特点而又不失幽默感，譬如某酒肆的楹联说：“入座三杯醉者也；出门一拱歪之乎？”
总之，商业广告楹联是一种商业行为与艺术创作的优美结合，它既有助于提高经商者的人文素质，又可以起到广为招徕的作用，这或许也就是它历久而不衰，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原因。
书中值得称道的，当然远不止这些。既属简单的评介，就难免失之允当与挂一漏万。这不打紧，读者自是最公正的裁判。
说到这里，这篇小文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是笔者还想赘言几句，这就是曾几何时，社会上还流传着：“十亿人民九亿商”的民谚，然而这众多的经商者中又有几人了解中国传统的商业民俗？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小书无疑还是有它的价值的。
（《市井商情录》，王锐编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定价：9。00元）
也说剪辫
也 说 剪 辫
——读朱正《辫子、小脚及其他》
？ 陈明远
多年以来，读朱正先生的文章，是一种享受。花城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思想者文库》第一辑收有朱先生新作《辫子、小脚及其他》，先睹为快，一口气读完了。翻回来又读《剪辫的风波……》，忽然忆及过去看到的一些史料，想对朱先生的文章作一些补充。
朱先生说：“凡是用暴力强加给人的东西，当暴力消失之后就不易维持了。辫子就是这样，可以说是跟清王朝的国祚相始终。”历史事实基本如此，但并不完全如此。这不仅是指辜鸿铭那样的遗老遗少，而且指民国初年数以千万甚至万万计的愚民群众，其中不乏大腕能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到《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载有“昌邑县剪辫惨案”，惊心动魄。摘要如下：
武昌起义之后，风气开放的东南各省民众纷纷起来自动剪除辫子。特别是许多文化人（如邹容、章太炎、周树人等）早就冒着危险毅然剪除辫子，投入自由民主运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文各地，要求“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然而北方各省，几乎处处受到愚民的抵制，甚至酿成“剪辫血案”。
山东是孔孟故土，儒家文化之发祥地；鲁督（山东都督）周自齐〔1〕特派宣传员于中华民国元年农历五月十七日（1912年7月1日）到所辖昌邑县宣传新政，劝导民众剪辫。第二天清晨即闻城隍庙钟声大震，群情激昂，有人鸣锣呼叫，有人喊“打”喊“杀”，而打杀的对象，竟然是“无辫之人”！从特派宣传员以下，殉难者二十七名。暴尸弃市，惨不忍睹。
打人杀人者为谁？是一群辫子痞子。虽然事后惩办了几个痞棍凶手，但是愚民群众的辫子却赖以长久保存下来。
试想，做成这样的业绩，该是怎样的能人大腕啊。
难道仅限于山东昌邑一地吗？非也。黄河流域、华北中原，从穷乡僻壤到名都大邑，“抗剪辫”之风比比皆是。
《中华全国风俗志·济南人之特性观》载：
至论济南人之保守特性，则入其境，即见沿途诸苦力，大抵蓄发为辫；及履衢市、入餐馆，目之所接，无往不遇垂辫广袖之徒。于此见济南人固守旧习。（《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二，第15页）
又如河北，以尚武精神世代相传的燕赵慷慨悲歌之地，又是如何呢？查阅野史，有如下记载：
保定居民，辫发未薙（陈按：同“剃”字）者，十居五六。乡愚下流等，固无论矣。即衣冠楚楚之店主店伙，亦多豚尾后垂。警察亦不加劝告。（引自《保阳风俗详载》，《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第93页）
为什么连民国警察也不敢“劝告”？因为有些辫子往往同时就是痞子。就连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一带，也是如此：
津地中外辐辏，开通最早，而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而租界华捕，亦皆脑拖长辫。理发店之生意，尚不及剃头店之盛。此亦可以觇民俗矣！（引自《天津之社会观察谈》，载《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第75页）
直到现代，仍然有长篇巨著、电影电视绘形绘色不厌其烦津津乐道地描述，“神辫神鞭”真是了不起惹不起……
我跟先师宗白华先生在未名湖畔散步的时候，探讨过这种历史现象的本质原因。这是一个典型的“国民性’课题。
清初动乱，“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暴力强加愚民，顺者生、逆者亡，辫子不仅是满族在旗者愚、顺、奴的象征，而且上升为一种遍及全国的生存方式的象征，“混混”生存方式的象征，痞子无赖生存方式的象征。辫子为奴隶的徽号，痞子为奴隶中的才器突出者，即奴才。在文为文痞，在武为武痞，在官为官痞。我并非说凡辫子都为痞子，愚民中的良民蓄辫者多数还没有这样大的能耐。
在暴力消失后，表面上的奴者消失了，然而思想上的奴者依然存在，死死抱着“混混”的象征不放。于是辫子成为文学上不朽的形象，也就是鲁迅笔下“阿Q”的形象。宗老师一语点破：“你要研究辫子，还必须研究痞子。辫子是有形的痞，痞子是无形的辫。辫有等级，痞有高低。”
难怪1917年7月“辫帅”张勋复辟，登高一呼，辫者、痞者云集，自有他的社会群众基础，决非偶然。“辫子军”实际上是“痞子军”。辫子其形、痞子其实也。辫帅其人，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痞子。有史为证。
身为汉族军阀的张勋，难道是真心拥戴满清贵族“中兴”么？非也。史载，当年张勋率领三千“辫子军”进入北京，拥逊清皇帝溥仪重登帝位，满族亲贵一度欣喜若狂、弹冠相庆。但张勋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口“懔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把满族亲贵一律排斥在权位之外。这就给八旗王公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激起他们极大的愤怒，背地里痛骂张勋拉黄龙旗做虎皮、假辫子而谋私利了。据《复辟之黑幕》一书记载：
恭亲王溥伟恨张勋事未先告己，大怒，乃专程进京。赴宫门请安毕，往见张勋，责其专擅之罪。张勋反唇相讥曰：“古来建大功立大业者，捷足先登。谁叫汝直至今日才来，还想得个好位置，世间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恭王大骂张勋忘本！张连批其颊数下。恭王曰：“汝敢殴亲贵么？”张叱曰：“除掉皇帝我为大，便打了你也没什么稀罕！”（引自《近代稗海》四，第276页）
这种痞子口才，真令人拍案叫绝！果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莫道是秀才，就连落拓王公遇见大兵、有理也说不清。辫子的嫡系亲贵们手中没有军队，腰杆子就硬不起来，面对昔日奴才张勋之流的痞子跋扈，除了忍气吞声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所谓“忘本”，应是忘其辫子之本，而返其痞子之本也！
辫者痞下之奴隶，痞者辫上之奴才。愚顽的辫子消失后，多才多艺（包括文艺和武艺）的痞子们却顺应时势而得到壮大，一茬未平、一茬又起。
不妨引用一个比喻：长期保存的僵尸，虽然久已腐朽，却依旧散发着巨大的臭味，让人们依旧感到它的存在，感到惧怕和敬畏。这样的国民性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而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尤其非理性的思想行为。“辫”是这种潜意识的一种外观，“痞”是这种潜意识的内涵和发展。
近几年来，电视屏幕上愚辫才痞蔚然成风，新编史剧的“戏说”层出不穷。难怪某某从红小兵青云直上的“亿万富叉”，津津乐道自己过去痛打老师的“革命行动”完全是出于“三忠于四无限”无可非议；难怪某某以“痞气”闻名的大腕，慷慨激昂地表白自己坚持“个人崇拜”……
“愚辫”潜意识已经上升为“才痞”潜意识了，他们共同的符号是同一个Q字。略有不同的是，世纪初的“辫子”公认为守旧，而世纪末的“痞子”竟然自命为“革命先锋”甚至“历史的创造者”了！
他们“创造历史”也不过就是“戏说”罢，因为他们毕竟多才多艺。请看化了装的现代辫子爷们多么风度翩翩。一笑。
又回到本文开头。还是朱先生说得对：“凡是用暴力强加给人的东西，当暴力消失之后就不易维持了。”张勋复辟，固然传为笑谈；而愚辫之痞，又能维持多久呢？
注释：
〔1〕有文章称周自齐为“山东总督”。按“总督”为清朝二品官（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总管一省或二、三省的军政大权。中华民国成立后，即不再有“总督”之称。辛亥革命时，各省设立“都督”，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周自齐于民国元年、二年之间任山东都督，简称“鲁督”，非总督。
麦卡锡及其主义的终结
？ 杨忠民
乔·麦卡锡在地下肯定是寂寞的。
自从这个美国共和党人、前国会参议员在1957年终于闭上毒汁四溅的嘴，悄然离开喧闹的世界后，数十年逝去，落花无意，流水更是无情，有谁还会记住大洋彼岸曾有一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叱咤一时，睥睨一切”，且将美利坚合众国搅得乱哄哄以致天下寒彻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政客呢？我曾经上互联网用中文“雅虎”（YAHOO）搜寻“麦卡锡”，期望找到其人其事的点滴信息，而从“全球最好的中文网站”拽到眼前的一长串资料，只与一个也叫“麦卡锡”的南非黑人球星有关，这颇让人感到惊讶——政治时代如此之快地让位于娱乐时代了！感叹之余，对互联网的信任多少打了点折扣。翻开《辞海》，看到的也仅寥寥数语：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美国参议员，1951年～1954年间，一度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搜集黑名单，进行非法审讯，采取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有麦卡锡主义之称。至于麦卡锡及其主义是如何终结的，则是一个问号。好在手头有一本《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在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用妙笔勾画的1932～1972年这四十年间美国政治和社会风情的历史长卷中，实录下的麦卡锡其人其事，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页。细细翻看，不光对麦卡锡的“光荣与梦想”及其破灭有了粗略的认识，还嚼出一番别样的意味。
这种意味，发自于对一个极为熟悉的词——“文化大革命”的联想！
其实，这颇为可笑，因为任何类比都有其蹩脚之处，无论从发生的年代和地域来看，五十年代初大洋彼岸的麦卡锡主义与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革”都相距太远，很难说有什么关联。历史固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但毕竟必须“相似”才行，而二者却凸显着如此多的差异：比如，“文革”是“扫除”或者“揪出”一切“混进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麦卡锡主义是什么？“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准备战斗的美国主义”〔1〕。麦卡锡本人对自己主义的界定，虽然省略了战斗指向的对象，但没有人会误解他挥舞的旗帜上鲜明的反共标记，“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民已把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看成是反共的象征”〔2〕；“清洗”、“清除”“联邦政府雇用人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3〕，就是麦卡锡的既定目标。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麦卡锡主义定性为一种反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两支旗帜不同的军队，各自攻打和摧毁着对方的城堡，如何相似呢？！再比如，“文革”的发动和进行，带有自上而下的显然特征：最高统帅“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一人挥手之间，亿万人民紧跟前进，万旗翻动，山河红透。可无论怎么看，麦卡锡主义都似乎更多地带有“非官方”的色彩。虽然五十年代的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拥趸，在冷战思维下同样不遗余力地反对共产主义——早在1947年，杜鲁门就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