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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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拥趸，在冷战思维下同样不遗余力地反对共产主义——早在1947年，杜鲁门就发布行政命令，制订《联邦雇员调查方案》〔4〕，以防止“赤色分子”渗透联邦政府；而艾森豪威尔更是用哈姆雷特的口吻，在1952年的竞选中称“自由乎社会主义乎”是“摆在国家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将消灭共产主义提到了“生存或者死亡”的高度。然而，他们始终让自己的政府与麦卡锡保持着一定距离，当麦卡锡四处乱泼的“脏水”溅到自己政府的身上时，便以种种方式还击：或者通过联邦调查局的正式调查加以驳斥〔5〕，或者干脆就声称不知道何为“麦卡锡主义”〔6〕，等等。不仅如此，就是在国会中，也会听到与麦卡锡完全不同的声音。国家权力上层对于“麦卡锡主义”的“敬而远之”或者说“厌而远之”的态度，使麦卡锡除了尚可控制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且在中下层有着一群闹哄哄的支持者外，可以说在国家政府面前，几乎像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孤独斗士，虽然远不如塞万提斯笔下的西班牙骑士那般可爱。
不过，倘若观察的视角转换一下，便会发现将麦卡锡主义与“文化大革命”联结在一起并非毫无来由。
“文革”的基本动因，据说是因为坚信党、政、军内钻进了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睡到了身边，资本主义“复辟”——“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或者“千百万人头落地”成为最现实的危险。这种基于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危机感，同样是麦卡锡主义存在的逻辑，只是变换了具体内容而已。麦卡锡及其跟随者们在各种场合下，总是喋喋不休地向人们描绘着一幅“危险”而“恐怖”的图景：一个由共产党人组成的“红色第五纵队”存在于美国社会〔7〕；“美国政府中共产党间谍、密探、特务和党员充斥”〔8〕；已经“左右着美国政策的制订”〔9〕……这些几近于迫害妄想症的描绘，对于刚刚摆脱二战又笼罩在冷战阴影中的美国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也是容易获得认同的。而如何解除这种虚构的“危险”，在“共产主义的威胁”面前拯救美国社会，当然只有仰赖于首先发现这种“危险”的“天才”、“超人”，也就是麦卡锡。普通美国人中，对麦卡锡的支持率很高，就颇能说明这一点。麦卡锡主义不可一世的头两年自不必说，即使在1953年的寒冬，即麦卡锡主义行将走到末路的前夜，这个参议员的一次广播讲演，竟还引来了五万多封响应函电；而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954年1月的前六个月，“赞同这个参议员的公众上升了百分之十六。十个美国人中，不赞成他的不到三个人”。〔10〕对此，威廉·曼彻斯特也感叹：“肯定的说，一个能够一下子引起这种社会反应的煽动家是够可怕的。”〔11〕除了归结为麦卡锡主义的“共产主义威胁论”的确效应不凡外，很难找到别的解释。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可谓“文革”中最典型最普遍的现象，但这绝非中国的独创或首创，在麦卡锡时代，同样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威廉·曼彻斯特指出：“在五十年代早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受到怀疑；在有些单位，受怀疑就等于有罪。”〔12〕在麦卡锡眼中，共产主义侵袭的危险首先来自于中央，因而“华盛顿成了麦卡锡同敌人搏斗的主要战场”〔13〕。任何一个普通的政府雇员，都会被他淘金般发现为“赤色分子”或“粉红色分子”，甚至最高层人物也会被他影射为“亲共”。他说：“虽然我不能花时间一一列举国务院中已被点名为共产党和间谍网里成员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清单。国务卿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还是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14〕即使连五角大楼的陆军部长也被“揭露”为“保护共产党员”——这很有点“自毁长城”的味道。当然，这些最终不过被证明是捕风捉影的胡诌，是居心叵测的谣言，但联邦政府尚且被随意泼上“脏水”，其他机构、其他人员又有什么理由不被怀疑呢？在“猜疑的年代”里，任意制造黑名单和强迫人“忠诚宣誓”
就是社会的流行时尚。凡与意识形态沾了边的行业或人员都难于幸免。比如教育机构，“在许多地方，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军官们还研究各校教材，看看有无鼓动颠覆活动的内容”〔15〕；各大学的教师都被迫进行“忠诚宣誓”，“其中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有一万一千人”〔16〕，拒绝宣誓的教授则被解聘了一百五十七名；又比如娱乐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被说成“共产党最满意的广播公司”〔17〕；大批演艺人员上了黑名单，好莱坞亦无例外，其中一个倒霉蛋就是喜剧大师卓别林，他不得不像自己塑造的流浪汉夏尔洛一样，在后半生离乡去国漂泊流浪；以《欲望号街车》、《在江边》等电影而闻名的导演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在自己上了黑名单后，为了“说清楚”，将更多的人也拽进黑名单中，以致卡赞其名成了“叛卖”的同义语。几十年后，在1999年第七十一届奥斯卡颁奖会上，老态龙钟的卡赞上台去领“终身成就奖”时，在场的许多人拒绝起立拒绝鼓掌，以示对这个叛卖者的蔑视；最荒唐可笑的闹剧是，在选美会上，主持人向候选美国小姐的美女们所提的问题中，有一个就是对卡尔·马克思和共产主义持何种态度，其惟一可供选择的“正确答案”可想而知，答错了就会落选；辛辛那提棒球红队因为沾了一个“红”字，为了划清与“赤色分子”的界限，结果把队名也改了；而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家庭妇女则出于高度的“警惕性”，“敏锐”地指出中世纪的绿林好汉罗宾汉也在清洗之列，原因是“罗宾汉劫富济贫，这可是共产党的路线”〔18〕！再比如科技界，大批科技精英成为了怀疑的对象，连身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也被居心险恶地说成是“共产党的间谍”，“曾竭尽全力，阻挠美国氢弹生产计划的实现”〔19〕，不得不到安全审查听证会上“说清楚”……凡“说不清楚”的人，自然被登上另册，轻则丢掉工作，家人被株连，遭到邻居的白眼，孩子被小伙伴们抛弃，连“童子军”也无法参加；重则搞不好就会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
虽然不能十分肯定麦卡锡主义除触及美国人的灵魂外，还触及灵魂的载体——皮肉，但对于“共产党的间谍”采用武斗消灭其肉体，已充斥在一些人咬牙切齿的想像之中：“用碎冰凿子往共产党罪犯眼里戳”；将“赤色分子”“用绳子吊死；用手枪砸死，活埋，喂鲨鱼，或是吊在忠诚美国人的汽车保险杆上”〔20〕，等等。这些暴力欲望，出现在小说的描写中，出现在连环画的图解里，还由电视剧和广播剧提供更为形象更为直观的表演。就想像力而言，丝毫不比“文化大革命”我们所熟悉的“红烧”、“油炸”和“砸烂狗头”逊色，差别仅仅在于所制造的恐怖在色彩上有所不同，前者涂抹的是“白色”，而后者则是“红色”。
如此似曾相识，使你不能不认为五十年代初的大洋彼岸也发生过一场“文化”的“革命”，尽管从其波及范围和延续时间上看，至多算是一场“文化小革命”。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麦卡锡主义，这个由麦卡锡本人一手堆积的雪球，正当它从山巅急遽向下滚动，粘附物愈来愈多、体积质量愈来愈大、速度愈来愈快，似乎没有任何东西敢于阻拦它的时候，出于一个偶然，从半山腰冒出一块石头，于顷刻之间将这个庞然大物撞得粉碎。“文化小革命”终于没有裂变为“文化大革命”。
关于麦卡锡及其主义的终结，威廉·曼彻斯特作了详尽的叙述。
简单地说，美国陆军中的一个牙医欧文·佩雷斯曾是美国劳工党成员（“这在当时就等于是共产党了！”），在这段历史没有被发现前，他曾由上尉提升为少校，即使被发现后，也仅被陆军当局做“冷处理”，解职而“光荣遣散”。麦卡锡对此如获至宝，狠狠咬住不放：一是要陆军当局说清楚“谁提升了欧文·佩雷斯”，二是认为“陆军里一些成员提拔了、掩饰了和体面地遣散了一些身份公开的共产党”〔21〕，提出应当把佩雷斯送交军事法庭，“没有这样做，就说明陆军部已有共产党渗透进去”；甚至对拒绝交出负责遣散欧文·佩雷斯的军官名单的陆军部长威胁说：“谁要是保护共产党就砸烂他的脑袋。”〔22〕陆军部则进行还击，指出他们曾经不顾麦卡锡的干扰，将麦卡锡的一个正在服兵役且表现极为糟糕的助手沙因派往海外服役，因而麦卡锡公报私仇，借佩雷斯事件发难陆军部。
1954年4月，双方在国会听证会对簿公堂。
在这场向全美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谁也输不起，双方惟有以命相搏，拳来腿往，交锋激烈：陆军部的特别法律顾问约瑟夫·韦尔奇要求麦卡锡当庭说清楚其曾经公布过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秘密信件的来源——很显然，这种信件只有通过不正当手段才会落到麦卡锡手上的。麦卡锡断然拒绝回答。他因此陷入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如果“承认他手上有一封偷窃来的信就是违反了联邦法令”，而拒绝回答，便“犯了蔑视国会罪”。尤其是，“近四年来，全国都注意到，麦卡锡对那些拒绝回答他的质询的见证人，是肆意凌辱的。他当众讥讽他们是‘宪法第五条修正案〔23〕的共产党’，把‘人权法案’变为一纸空文。而现在，他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原来也是和他们一模一样”。〔24〕麦卡锡恼羞成怒，终于使出了最卑劣的杀手锏，出其不意地当庭提出在韦尔奇的律师事务所里就有一个参加过“共产党”的年青人费希尔！这足以令人冒身冷汗，“在1954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全国电视中被人指摘为颠覆分子”。然而，这件事对于双方来说并非秘密，麦卡锡早在会前就向韦尔奇保证过不提此事，“而麦卡锡为了要报仇，就这样伤害费希尔”〔25〕。麦卡锡对会前交易的背弃，显然出乎韦尔奇的意料，他迟迟没做声，半晌才缓缓地向在场所有人当然也包括全国的观众说明情况，而后愤怒地斥责道：“……我几乎没想到你对这个青年竟然会这样不择手段，这样残酷无情下毒手。……由于你的缘故，他（指费希尔）今后将永远会有个被你不必要加在他身上的烙痕。要是我有权力宽恕你这种残酷手段的话，我会宽恕你的。我喜欢像个正人君子那样来处世待人，但是要说宽恕的话，你只能得到别人而不是得到我的宽恕了。”“……让我们不要再伤害那位年青人罢，参议员。你已经伤害够了。难道你真的没有道德观念吗？难道你真的没有吗？”〔26〕麦卡锡的下腭重重挨了一拳，他呆呆坐着，再也无法出手。韦尔奇赢得一片掌声，却没有人理睬麦卡锡。“这位参议员把手一摊，问道：‘我做错了什么事呢？’”〔27〕
听证会结束了，尽管偶尔还可闻到麦卡锡发出的几声犬吠，但过气“英雄”，孱弱气短，和者无几，终于像一堆人人掩鼻而过、臭气熏天的垃圾，被扫地出门：共和党人提出要与麦卡锡断绝关系，要求参议院撤销其各种主席职务；参议院的特别委员会则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听到最近消息么？麦卡锡主义成了过去了。”艾森豪威尔微笑着对他的部长们说〔28〕。1957年，麦卡锡连同他的主义被深埋于地下，陪葬的则是一个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猜疑的年代”。
麦卡锡注定要被抛弃，他带有太多的道德缺陷：凭借着议员身份受贿、借债搞期货投机、玩赌马、酗酒成性；一贯自吹自擂，善于讽刺挖苦他人抬高自己；不学无术，常常将别人的讲演词塞进自己的讲演稿里，即使连尼克松也成为他剽窃的对象；更糟糕的是，在政治上从不讲游戏规则，为达目的而不惜采用卑劣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喜欢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当面撒谎，还有偷窃机密的癖好……威廉·曼彻斯特将其称之为“品质低劣的政客”，是恰如其分的。
不过，如果将道德缺陷当作麦卡锡的致命伤，是极为表浅的，不准确的。道德的批判不能代替主义的批判。前者只能作为麦卡锡本人成为社会弃儿的一种解释，但却无法说明麦卡锡主义终结的深层原因。而后者，我以为，应当归结为威廉·曼彻斯特所引述的俄亥俄州共和党保守派众议员乔治·本德所说的一句话——“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政治迫害、专横武断、剥夺民权的同义词。”〔29〕人们最后抛弃的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小人，更是一种与民主为敌的带有法西斯色彩的专制主义。
本来，就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制度性质而言，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彼时彼地，如果没有听到“反对共产主义”的声音，反倒是令人奇怪的。然而，当这个美国参议员及其主义四处泼脏水，任意构陷罪名，肆无忌惮地蹂躏自由思想，封杀一切不同声音，“惟命是从受到奖赏，而信奉异端受到惩罚”〔30〕，其专制的内核日愈凸现，反民主的走向日显清晰的时候，置于美国社会面前的严峻选择，并非“反对或者接受共产主义”，而是“民主乎专制乎”。所幸的是，这个社会作出了它在历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选择：让专制走开，终结麦卡锡主义。
美国人必须承认，麦卡锡主义是美国社会及其制度上的一块污点。托克维尔在对十九世纪美国社会及其制度考察后，认为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度”发生失误的机会肯定要“多于国王或一群贵族”，不过“但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多，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一般没有与大多数人对抗和反对理性的利益”〔31〕。问题在于，美国人借助怎样一种社会机制而有机会去擦拭麦卡锡主义这块污点呢？
从威廉·曼彻斯特的笔下，我们注意到两个现象：一是即使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美国社会也并非“舆论一律，铁板一块”，人们仍然可以发出或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公开谴责麦卡锡主义把“对重大问题的严肃讨论或发表不同意见变为危险的事”〔32〕；《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则步步与麦卡锡作对，“一直揪住他不放”；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更是用画笔犀利地指向麦卡锡主义——“十只溅满泥浆的水桶，摇摇晃晃地支撑着一大圆桶泥浆，桶上写着几个大字‘麦卡锡主义’”〔33〕；而当得克萨斯州有人主张公共图书馆应当把“称为共产党人或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人写的书都盖上红色标记”，以监视阅读者的时候，“主张公民权”的人们公开表示反对，并以“反对盖标记者的得胜而结束”〔34〕；在多数人对共产主义噤若寒蝉，缄默不言的时候，还有共和党人敢于站出来说应该允许大学里讲授共产主义；即使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中，也总是会听到对麦卡锡主义发出厌恶的嘘声。尽管这些声音有时并不十分响亮，但它确实存在着，从未停止过，社会没有因为它有“异端”倾向而令其收声。多元的声音包括麦卡锡和反对麦卡锡的声音并存，使人们获得了从另一种视角观察麦卡锡主义并且进行选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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